皖南事变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历史事件：事变双方都有自己一方结构完整的说法，人们阅读任何一方得出的都是相反的印象。而当时光流逝你有机会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进行观察的时候，才会发现，事情并不完全像当事双方所述说的那样……

皖南事变纪念地，位于泾县境内。在我见过的烈士纪念陵园中，它的规模和气势，都超过其他许多。如今，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已是一个大型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络绎不绝的人们往来其间，抚今追昔，铭心励志，发生在67年前的这个大事件，至今还散发着它巨大的精神力量。

这里就是云岭一带，四周一片寂静。当年那9千多名抗战将士被围在这样狭小的地带，血战7天7夜，那些活动的身影和激烈的枪炮声，如今已经都消逝在这片悄然无声的山野中了。

但是，这个被称作“千古奇冤”的事件，除了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以外，还留下了一些引人深思的东西展示给后人。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教益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今天来说，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在1941年的中国，正值日本大举进攻中国，国共两党总体上联手抗日作战，高级将领往来频频，形式上也是统一编制，统一服装，作战上也有电文往来统一号令，无论是从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大局，还是从国共两党抗日的现实，都找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抗日战场上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发生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自伤行为。应该说，皖南事变是可以避免发生的。 尽管双方军事家和史学家各有说辞，但一个民族大敌当前，友军之间自相残杀，这就是一场十足的民族悲剧。在江对岸的日军眼里，除了心中大喜过望，还从骨子里沉淀出对这个民族的弱点的蔑视。 这次事变是国民党军队一手发起的。事前当事各方局限于战争迷雾，作出过种种判断和结论，促成事变。但今天人们细究事变的原因，发现许多事情并不像当时人们所说，从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到第三战区一开始就策划了这个阴谋。实际上，这个事件是可以不在大敌当前这个时候发生的，而这一步又一步导致出的最终结果，中间的每一个环节都不是一定要发生的。

皖南事件可以避免吗？

皖南事件能够不发生吗？仔细看一下当时的历史，就知道它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只是历史不容有这样的如果。我们只能够有资格说，是哪一步迈错了，才导致后来的结局。

纪念馆中的项英介绍

皖南事变过程极其复杂。因此，至今仍引起史学家争论很多。特别是近年来人们查阅了国共两方的挡案材料后，发现许多事实并不像当初人们判断的那样。由于详述太长，只好择要言之。

简单地说，事件原因起于国共两党暗争和三条北移路线问题。

先说国共两党。当时，在大局上，国共两军基本上是局部摩擦，整体合作，这一原则是被双方的决策层所认可和执行的，也是事件的基本背景。但是在国民党内部强硬派军官的内战冲动和两党高层之间难免敏感的相互防范和猜忌中，一个本可以不发生的事件发生了。

事件起源于1940年国共两党关于划界谈判陷入僵局后，国民党何应钦和白崇禧于10月19日联名向中共发出最后通牒，要黄河以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开赴旧黄河以北。11月9日，八路军总部回电同意将江南新四军部队移到江北。

随后，何应钦等拟定剿灭黄河以北匪军作战计划，报蒋批准。蒋并不满意这个计划，怕引起国共两党全面内战。下令暂缓，并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于12月底和1月底分别移到黄河以北。

1月31日的最后期限，就成了国共两党的临战点。国民党开始部署，准备在31日后对一旦拒不北上的新四军采取军事围剿。蒋在犹豫中批复军令部的计划已经很晚，第三战区第32集团军1月27日才在徽州开会研究进剿计划，29日才拟定出《进剿匪军计划》，事实上，想在31日前完成对皖南新四军的包围是不可能的。军令部延期的原因也包含寄希望新四军北移，即使稍有延期，也可以商量。

在11月底顾祝同给蒋的电报中，详细说明了他力图切实协助新四军北移的态度，他不仅同意北移，而且计划如数照发欠发该军的10月11月经费，建议增加该军北移路线，制定临时集结区，力主该军秘密潜渡，乘敌（日军）不备，迅速渡江，免遭损失。

12月8日， 顾祝同电称，新四军皖南部队已开始北移，要求“有关各部队尽力予以协助，俾顺利迅速转移完毕。”

11日，皖南行署称：叶挺有电报称，军部驻地国民党政工人员到处散布新四军即日将被驱逐谣言。并对新四军家属威胁百出。上官云相明令行署不要干扰新四军的北移行动。“密饬所属，俟该军开毕，再行肃清工作，以免其借口。”

鉴于这种情况，当新四军叶挺和项英强调实际困难，要求延期时，顾祝同不仅没有借机要挟或逼成破裂之局，而且还向蒋介石转达意见，力请蒋予以通融。

12月30日，叶挺又进一步授命要求展期北移。虽知道蒋已密令：“限期（31日）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即解决，勿再宽容。” 顾仍替叶说话，再“请求均座，谅其苦衷。”并说20万经费“似可照发”，10发步机弹“拟即先发”。蒋的批示为：经费和弹药“到达指定地点，即行核发。”

新四军再三延期，是源于对国民党的不信任。

在北移已成定局后，从11月，新四军就开始考虑北移路线了。最理想的是走东线。即经苏南北渡长江，和江北的新四军会合。这一方案最初也得到第三战区的同意，当月皖南新四军军部就派出1700人先遣队，经过国民党52师和108师驻地，由苏南实现了北渡。 但是此间，由于错估了蒋的态度，毛泽东批准了江北新四军发起曹甸战役，试图消灭苏北韩德勤部。战役一打响，何应钦就提议，皖南新四军不能再走苏南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 以防皖南新四军参加对韩德勤的攻击。蒋于10日批准了这个提议。

新四军北移的路线就这样变成了走北线。改走北线，经铜繁间直接北渡，立即被项英等怀疑为含有重大阴谋，因为皖北在桂系李品仙控制下，沿江又有日军封锁，北线相当危险。桂系怕新四军由此渡江，曾秘密做过防止新四军北渡的部署。但在蒋明令新四军走北线后，已电令下属暂取守势。

决定走北线，是28日新四军军分区开会最后确定的，基本按照蒋令走北线。毛在电报中也明确表示同意。但是，在重庆的周恩来对“李品仙在布置袭击我军的阴谋”表示忧虑，他认为还是“分批走苏南为好。”这个意见后来被中央认可。

也就是说，冒险走南线的最后决定，是经过再三考虑，未通知蒋，但经中央同意的。走南线的危险是直接违背了蒋和顾的命令。且是向第三战区腹地深入，一旦遭遇，非打不可。 事实上，当6日新四军先头部队和高岭的国军第40师搜索部队交火后，第三战区才得知新四军南下的消息。

第32集团军在茂林地区的布置，原是按照江北新四军贸然攻击兴化，或皖南新四军不遵命北移的情况下，准备向云岭新四军军部进剿而设计的。它并不含在茂林一带围歼新四军的内容。

至此，事变最终形成。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受到美国和苏联两方面的巨大压力。双方表示了强烈不满，物资支援也暂时停止。民众掀起反蒋浪潮。中共方面，毛泽东怒不可遏。在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怒斥项英“在政治上早已成为俘虏。”主张采取并积极布置猛烈坚决地全面反攻。

但是这一切，都被日军的行动阻止了。

一月下旬，日军突然对国民党守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使双方之间的猜忌导致的误判有所化解。事实本身显示出把事变的发生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相联系并无根据。毛承认自己过去对蒋发动皖南事变动机及国共大决裂的判断有误，认识到蒋实际上是想趋新四军到华北，迟滞日军的进攻。“这一点我们没有估计到。”

由于日军对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毛承认，过去估计蒋要投降而试图采取军事攻势，确实是极错误政策。因为会妨碍蒋之抗日。采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是完全正确的。

奇怪的结局

如果两军当时不是这种状态，我从没有见过我军历史上有过这样别扭和奇怪的战事。

此次战斗，我军宣布的是“大部伤亡和被俘”。没有具体说明数字。还有的记载为六千人牺牲。

按照国民党第三战区向国民政府的报告中称： 皖南事变新四军伤亡二千余人，打散回家的约一千余人，被俘官兵4510人。 别说一支铁军的后代，就是任何一支八路军或新四军的部队，一场战役被俘一半，这种结局根本就不可思议！这样的事情从湘江战役（被俘人员也只是1/10）以后，在我军战史上极少有发生过。 如果不是合作抗战的背景，如果不是昨天还是友军，如果不是日寇压境，如果不是内部的矛盾，绝不可想象一支名将麾下的主力军队大敌当前不拼死决战，留下这么多将士不战而降。

不是没有最后的机会   

在反日军围剿和国共两军的对抗中，像这样的包围战，突围出去的战例不仅相当多见，甚至游击战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秘密游弋于两支敌军的缝隙之间。但是，这一次，只有一少部分突出重围。 实际上，在7天的战斗中，新四军有3次突围的机会，都被项英葬送了。项英在其他方面，可能是英雄，也曾经被称为英雄，但是在这场战斗的指挥上，显示的是一个典型的平庸之辈。只是按照中国人为贤者讳的积习，都不这么说。 尽管形势不容片刻犹疑，但是上天还是露出三次机会。可惜，三次都错过了。我们从第二次机会看看他们是如何让生机从身边流走的。 星潭，是云岭的出口咽喉，是从群山中跳出包围的必经之地。7日近午，叶挺、周子昆到前沿阵地视察情况后，都认为当务之机就是不顾一切攻克星潭。 7日下午2时，项英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在一个木棚召开，军部和纵队指挥员围坐在一块大石周围，石上摊放着军事地图。叶挺提出，选择三个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团，正面仰攻星潭，突围顽军防线，向上官云相总部后方挺进，调动顽军回援，然后转向江南，与陈(毅)粟(裕)部队会合，伺机再渡长江。 叶挺话音刚落，就遭到项英反对：“我军向来不打硬仗，如果硬拼，会引起重大伤亡，这是拿战士生命冒险。” “现在不是冒险不冒险的问题，更不是过去三年游击战争的时代，可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叶挺情绪激动地喊道：“现在是我们被顽军重重包围，同时又是大部队作战，你想走也走不了。只有坚决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才能保住这支部队。” 二支队政委黄火青、一支队司令周桂生、三支队司令纷纷发言，支持军长的意见。 项英厉声诘问：“占领星潭，就能保住这支部队 星潭之前，还有很宽的徽河，徽河之前是三里路的平原开阔地带，再向前则是鸡公寨和毛山岗，谈何容易!” 项英主持的紧急会议足足开了7个小时。会上提出了五六种方案，每种方案都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由于战事紧张，与会者进进出出，会议断断续续，从下午开到黄昏，从黄昏开到深黑，到凌晨竟然还是没有结论。叶挺睁着一双充满血丝眼睛，焦灼地说：“政委，不能这样清谈下去了，要有决断。时间拖不起呀! 我的态度，错误的决断我也服从。现在请下决心，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叶超：《皖南事变中的叶挺军长》） 参会的人都被会议拖得疲惫不堪，一迭声地要求下命令。 于是项英终于下令：循原路返回，走里潭仓抢占高岭，出太平，到黄山，然后伺机从铜、繁渡江到无为。这条路线，恰是葬送了全军。

会议结束时，已经到了8日。在这命运攸关的7个小时，国民党军队已经封闭了包围圈。现在的问题只是能否避免全军覆没了。项英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背着叶挺给各支队、各团党委发指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埋掉电台，准备上山打游击。这一指示与全军整体突围完全自相矛盾，实际上暗示突围行动已告失败，军心由此大乱。

在此关键之际，项英等未打招呼就离开军部。中央电令叶挺代替项英全权指挥，但是一切都晚了。兵败之际，叶挺提出，以牺牲一身而赎部下。蒋介石仰天大笑：“希夷天真得像个孩子!”

皖南事变使国共两军合作关系发生重大逆转

皖南事变成为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逆转的一道分水岭。 事变根本破裂了两党和军队将领之间的感情联系。事变后蒋介石在参政会密示国民党参政员国共一定要分裂，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厅3月18日发布改“某党”为“奸党”令，显然正式决定把中共视同“汉奸”，形势许可时必欲“剿灭”。

同样，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判断，中共对与国民党真诚合作，也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皖南事变所引起的国共党关系的重大改变。事变后，国民政府断绝了对中共军队的一切供给与补充，切断了自己与中共军队的一切关系，结果是中共也从此断绝了与国民政府之间的上下级关系，自设银行，自发货币，自定法规法令，自行其事，完全脱离国民政府而独立存在，蒋也失去一切命令之权。从此调和两党关系已无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