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国家的竞争，历来是人才的竞争，中国人的聪明是举世公认的，但是到了集体竞争力，却发现中国人的聪明就不行了，产生了大量诸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等等的中国做人的规则，所以中国的能人均要隐忍，结果是人才缺乏快速成长的机制，能人均需要抹去棱角，需要论资排辈，所以能人要成为真正的领导，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中国人的集体竞争能力不行，关键是不能把权力交到能人手中，中国的企业和机关的领导人的水平与世界有差距。

中国的隐忍哲学产生于中国的古代，但是能人都隐忍了，中国怎么可能有历史上的文明和辉煌呢？我们读了历史，实际上中国古代是具备非常有效的人才快速选拔通道的。

说到人才的选拔，很多人均会想到中国的科举制度，但是在仕途上取得科举的成功仅仅是人才发展的第一步，科举的进士的职位在六、七品的官员，是在古代官僚系统中的最底层的，如果没有其他机制，他们一样要面临论资排辈等等的消耗，而且古代取得进士头衔的人，一般均要40岁左右了，老的可以60-70岁了，20多岁的进士是非常罕见的，相比古代人的寿命，这些进士人才能够使用的时间已经不长了，如何把他快速挖掘并且提高到足够高的职位，这才是关键。

这里要说的就是古代的翰林院制度，进士点翰林是最荣耀的，会试后的殿试主要工作就是点翰林，皇帝和主要王公大臣均要到场，皇帝至少要阅览前十名的试卷，这样的情况下，作弊是基本不可能的，殿试的第一名才是状元，这是要皇帝钦点的，当然大学士的推荐也很重要。考中进士没有点翰林的，下面授职为主事，主事为六品，要高于翰林庶吉士的7品的。但是翰林却是排在主事之前的。至于主事以下，就是外放的知县，进士被外放为知县后，就要在地方长时间的论资排辈了，不到巡抚以上，基本没有再内调中央的可能，不过外放的知县能够多赚钱，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还是没有贪污仅仅按照陋规取得的合法收入。

翰林的关键在于他是天子的门生，每逢五逢十皇帝要给翰林学生上课，即使是皇帝不到场，也是大学士来授课，等于是直接接触最高层，同时在很多重要的活动，均需要翰林到场，眼界也开阔了，皇帝的私人活动也经常是翰林陪同，皇宫和皇家园林的匾额和楹联也是按照惯例又翰林题写的，题写的好还有被皇帝发掘的际遇。而翰林的人数是100多人，三年下来皇帝和宰相就都熟识了，所以当红的翰林甚至比二品大员还炙手可热。

翰林在翰林院学习的是专门的知识，是按照六部进行分类的，可不是四书五经这样的大道理，比如学习兵部的翰林，那么古时的布阵知识就在这里学习，可以看到布阵的有关书籍，这些书籍在民间是禁书的。所以明代和清代产生了很多著名的书生出身的带兵将领。我们的很多重要的典籍是只有皇家才有的，尤其是清朝的文字狱和焚书，民间的很多图书都消失了，但是这些书的孤本保留在皇宫内，翰林是可以阅读的，但是我们的圆明园被焚毁，造成的文化和历史的损失才是最重大的，我们现在还有共领导阅读的内部读物，这历史是由来已久的。所以人才经过翰林院的学习，翰林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极大的提高，到下一届的进士点翰林的时候，老的翰林就要散馆了，散馆外放的翰林至少为五品官员，比七品知县要高了两品，时间只有三年，而授职主事的进士是难以三年到五品的，翰林的晋升速度已经大大加快，而且这些翰林被皇帝和宰相熟识，将来晋升的机遇也多得多。

而翰林的快速晋升还不仅仅在于此，更进一步的是对于翰林中的佼佼者，是不会放出翰林院的，一般再授予翰林修撰、翰林编修等职务，其工作性质就相当于给其他翰林编写教材，同时自己也继续学习研究，而研究的资料是皇家的所有典籍，真可谓学术条件的得天独厚。从这个职务在翰林院再往上升，就到达待讲学士，这已经是二品大员了，相当于皇帝和宰相授课的辅导老师，同时待讲学士还有可能取得御前行走、上书房行走等等皇帝近臣的职位，也就是当皇帝的随从，机会又比一般的二品大员多很多，而待讲学士是可以直接升任大学士的，也就是宰相的，所以在翰林院这个人才的提拔通道中，十年内从翰林到宰相是很正常的事情，二、三年的也有，但是在我们今日，从处级干部到总理级别只用不到十年的时间是不可想象的。

当翰林在经济上也是非常宽裕的，因为翰林有考差，就是到外面省份去参与主持科举考试，主要是低一些的秀才和举人的考试，每次考试用不着舞弊，仅仅考取的人按照惯例给考官们的红包就已经非常丰厚了，同时还有沿途和所在地方的官员接待馈赠。同时翰林这样的考差也是一个游历天下，接触社会和广收门生的机会，所有经他考取的士子都成为了他的学生，这样的师生关系在古代是非常看重要经常保持联系的，因此也给这些翰林们将来执掌朝政储备的人才力量。

在翰林院提拔的高级人才，还有两个巨大的好处，其一就是这些人从考进士到出翰林院掌握实权，没有和外面的人同流合污，人的品行和品性还是非常好的，当初考进士的寒窗苦读和翰林院的钻研，人的理想还没有磨灭，能够为了正义据理力争和秉笔直书，历史上很多直臣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些直臣如果不通过翰林院的体制是在官场上无法晋升到高位的，所以翰林院出来的这些人过去也叫做清流。其二是这些人在翰林院接触和教导了大量的翰林庶吉士，考差有招收了众多的门生，他们散馆或进学以后，遍布天下，所以通过翰林院晋升的人是有他们自己干事业的人才积累的，而重要的是这些人才的积累又不是通过裙带关系和同流合污得来的。

现在我们的中央党校和团中央也带有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使命，但是他们的强度和力量与古代制度化的翰林院比差远了，更加关键的是现在能够进入这样的机构的人在进入前就是通过裙带关系等等复杂博弈进来的，已经不是古代那样的得中的寒窗子弟，已经受到了社会不良习气的污染，清静之地已经没有了。古代翰林院制度的问题在于无法产生最高权力和一切围绕最高权力，而最高权力的产生才是更根本的问题，对于一个专制独裁的体系，如果没有了权力的世袭继承，那么独裁者人的寿命限制到了以后，整个国家和社会就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十字路口，其后的发展一定是要不走向民主等限制权力独裁的体制要不走向动荡，所以我们在争取民主的背后是在争取我们自己日后的生活生存环境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才是匹夫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