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所经历的不是一次经济衰退。我们目前的症状比较正常，我们一直有这方面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有人讲金融危机本身是中国改革的机遇。是不是呢？我倒认为金融危机本身可能对中国改革本身会造成一个毁灭性的影响。这从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政府的做法看出来，比如说保8%，为什么要保8%？政府的压力很大，它要维护社会稳定。所以有人担心说，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救急，会不会贻误了改革，我觉得肯定会，应该说已经在贻误。从政府工作报告里看，谈改革的非常少。

时间：2009年3月14日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校区）

金融危机不会发生第二波

马光远：非常高兴来燕山大讲堂。从2007年8月次贷危机发生一直到现在，金融危机还深不见底，意兴阑珊，中国及全球的经济何时走出萧条，重回增长，是大家都非常焦虑的话题。

2007年8月次贷危机发生以后，我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一个课题，就是研究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这是一个应急课题，周期一般是半年，可是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完成。为什么呢？因为金融危机一直在变化。从次贷危机到美国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再到今天的全球经济衰退。不能说一天一个变化，但每个星期似乎都有新情况出现。

对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们是有一个认识的深化的过程的。记得次贷危机刚刚演化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之后，国内一些知名专家对此有三种判断：第一，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机遇，我们可以利用这次机遇实现中国在世界版图上一个大的跨越。第二，认为要防止美国的金融危机向中国实体经济蔓延；还有第三种相对比较乐观，认为中国可以独善其身，我记得去年10月份的时候，对中国经济会不会走下坡路，某个知名专家甚至急得要打赌，认为中国经济衰退的概率是零。当然，这是去年10月份时的观点，现在来看，这些观点本身当时看不能说可笑，但很显然，支持这三种情况的客观理由已经不复存在。金融危机的发展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2008年初，索罗斯发出全球将发生60年来最大金融危机的时候，谁也没有把这个天才的话当回事，现在来看，何止是6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甚至就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

现在大家是惶恐滩头说惶恐，去年10月份时，道琼斯指数和香港恒生指数等稳步但坚决的向历史低点迈进，但是，当时所谓的历史低点今天已经变成了似乎高不可攀的高点，琼斯指数创下12年的新低，道破7000点恐怕仅仅只是时间问题。在这种惶恐的时候，美国商业银行的危机和东欧的“第二次剧变”再次放大了恐惧，根据香港金监局总裁任志刚的判断，金融危机已经迎来了第二波。第二波的最直接表现就是欧美商业银行出现大面积破产。美国现在有14家银行破产，苏格兰银行创下本年以来最大的亏损，东欧岌岌可危，很多国家正在向破产的边缘迈进。亚洲新兴市场，比如韩国从财政本身的状态来看，在理论上已经破产；全球唯一的希望“金砖四国”也光景惨淡，巴西、俄罗斯惨跌，只有中国和印度尚算全球经济衰退中的一点亮色。现在如果说独善其身的，恐怕只有朝鲜和非洲了。

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真的发生任志刚所言的金融危机的第二波呢。判断金融危机是否“第二波”及其杀伤力，一方面要看历史，另一方面要看制造本次金融危机的机制或者根源是否消除。我个人认为，无论从人类反金融危机的历史，还是金融危机本身的演绎规律，迄今为止，人类经历过的比较大的金融风暴，无论是1929年的大崩溃，还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只有金融危机持续时间的长短和危机在国际社会蔓延的程度，还尚未发生所谓更具杀伤力的“第二波”，金融危机的发生，其对金融系统的摧毁基本都是多米诺骨牌式的一次到位，而鲜有连环爆发的案例，当然，也蝴蝶效应下，也鲜有幸免的案例。考虑到美国、欧洲已经对商业银行采取了风险隔离的措施，银行大面积倒闭在理论上存在，但实际可能不大。金融风暴的最大破坏在于其不可预测性，在人类意识到其已经造成很大破坏的时候，也就到了尾声，但当各国采取了大规模的干预计划之后，金融风暴本身再爆发的可能已经不大，再发生所谓的第二波只是恐慌情绪的蔓延而已。就此而言，目前全球范围的商业银行的困境，虽然事态很严峻，但也是金融危机自然的延伸，并非新的开始。

全球经济复苏遥遥无期

就实体实体经济而论，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人们心理的底线 ，并且在很多方面已经突破了这个底线，但我可能比很多人还要悲观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实体经济的衰退和萧条，鲜有两三年就触底反弹的可能，一般衰退的周期平均在5年左右。1929年大萧条，一直到39年二战爆发；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直到2005年亚洲各国才算摆脱了危机的魅影。本次金融海啸史无前例，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显然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超越了想象：

第一、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四次调整了对全球2009年GDP增长的预期，最近的预测是GDP增长0.5%，是二战以来最差的表现；第二、世界银行的预测更悲观，是负增长；第三美国经济的表现第四季度GDP大跌6.2%，这跟当时预计的3.5%、3.8%相差太远，这也是二战以来最糟糕的表现。我们经常讲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但是美国经济是定海神针，美国经济一旦完蛋，世界经济都不可避免；第四看看欧元区，可以说是全盘皆输，无一幸免，德国、英国经济深度衰退，而刚刚加入欧盟的波罗的海三国，还没来得及“度蜜月”就已经加入了经济衰退的欧洲大合唱；第五，看看日本等亚洲国家，日本一直比较脆弱，从1990年开始到现在，一直没有恢复元气。在这次金融危机的衰退中，跟韩国的表现不相上下，一个比一个衰退的厉害，日本经济上季度跌12.7%，是35年来的最大降幅，而韩国在理论上国家已经破产。最后，看看“金砖四国”的表现，俄罗斯受能源危机的影响，下降了8.8%。印度经济虽然增长了6%，但和以前8.8%的增长比，下滑的也很厉害。根据这个比较，，今年如果中国能够保持6%的增长肯定是全球表现最好的。

也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记得经济学界还在讨论全球经济会不会衰退的问题，现在这个显然已经不是问题，大家目前关注的是衰退时间有多长、有多深。

很多人认为，全球经济的复苏有4种形态，W型、U型、L型、V型。根据我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世界经济从来没有出现“LV”两种情况。世界经济肯定会回升，所以L型也没不可能。V型的走法太理想化，经济的大起大落不是一个正常的形态。W型有没有可能？从世界经济本身来看，目前最可能出现的倒不见得是W型。W型意味着进危机可能还有第二波、第三波。所以，世界经济的复苏只有一种形态，那就是U型，这是毫无疑问的。关键是这个“U”的形状，深度是多少，锅底呈现什么样的形态，这是大家目前最关注的。

我认为，要判断“U”的深度和宽度，最主要取决于两个国家的经济表现，一个国家当然是中国，因为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非常大的；第二要看美国，因为他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太大，中国目前的GDP总量还不到美国的1/4。目前，我觉得大家对金融危机有点过于恐慌，但对于实体经济又过于过度乐观，很多人预期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世界经济将回升。我曾对世界上50名著名经济学家发出过调查问卷，请他们判断一下全球经济衰退的周期长短，我计算下来，平均时间是8年以上，这是符合大萧条和金融危机的历史的。1929年的大萧条，人类用了10年，最后因为希特勒发动战争才结束，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用了几乎8年的时间才逐渐复苏。因此，我认为2009年绝对不是全球实体经济的底部，衰退会不会延续到2010年、2011年，我觉得很有可能，毕竟这是史无前例的一次金融危机。

美国经济的表现及药方

为什么要关注美国，因为我们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的圣诞老人和玩具大多数是销往美国的，美国消费一日不恢复，我们的出口面临的严峻局面就很难改变。只有真正看懂美国，才能理解中国目前困局的本质。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保8%的信心很大，但是在“两会”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我看到信心稍微出现了一点动摇，主要强调的是困难，我觉得这未必是一件坏事，主要还是看到了美国经济恢复遥遥无期这样一个现实。

美国宏观经济的基本情况目前可以用暗无天日来说明：是这样的，上季度的GDP大跌6.2%，这是25年来的最大降幅。失业率到了8.1%，人数是440万，这个失业人数的跟我们比较是小菜一碟，不值得一提，但在美国历史上已经达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美国国会预测办公室的于此：2009年负增长2.2%，2010年增长1.5%。衰退持续19个月，超过1973-74和1981-82，成为二战后持续最长危机！失业率从2006年底4.4%上升到2010年高峰值9.6%。

但是我认为，这种预期仍然有些乐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经济如果在2009年负增长达到4%，就算比较幸运。即使现在按照美国预算办公室预计衰退的周期19月，按照滞后效应，中国应该再加上半年，有20多个月的衰退期。这仍然是二战以后持续时间最长的危机。失业率2010年的时候会达到新高，在奥巴马的计划里提出要创造35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但是仍然避免不了一些岗位的失业。

再看看美国人开出的药方，因为华尔街基本崩溃，因此，整肃和稳定金融成了美国药方的第一味重药，盖特纳的金融稳定计划正是基于此，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通过政府与私募资本合作，为剥离银行问题资产建立一只基金，启动时规模5000亿美元，视效果可扩大到1万亿美元；二是将美联储向信用卡、教育、汽车和小企业贷款支持项目规模从此前上限2000亿美元扩大到1万亿美元。

除了整肃金融之外，调整结构，刺激实体经济也是美国的一大药方。奥巴马提出的7870亿的救助计划主要是两个部分，一是减税，减税占总计划额度的1/3，有2860亿，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第二部分是近5000亿的公共支出，这些公共支出大部分是我们所谓的民生工程，有卫生、教育、住房。这个计划非常细，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帮助美国走出衰退，调整产业结构。在信息的披露上，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每一项资金、每一个项目占多大的比例通过国会两院的辩论已经非常公开清楚。为了体现知情权和监督权，白宫政府专门建立了一个网站，让每一个纳税人监督这笔资金的去向，信息披露细到可以查询每一个项目的承包商。

这个做法倒可以和我们的四万亿相提并论一下。从2008年11月5号我们提出4万亿刺激计划以来，民众得到的信息少的可怜？开始我根本看不懂4万亿是什么，因为我按照项目明细算来算去还是没有4万亿。这个数字是什么样的构成，准备投到什么地方去？没有机构告诉我们。上海律师严义明比我们每个人都着急，以行政信息公开为依据，要求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公开信息。在“两会”召开以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宏对我们4万亿的信息做出了解释。他说关于4万亿的信息是完全公开的，谁要是对这个事有兴趣，可以直接跟他们联系。大家很多都是学法律的，不知道这种被动的“披露”这符不符合行政公开的原则。穆虹还说，四万亿的信息属于主动公开的，可以在发改委的网站上随便查询。听了穆虹主任的话，我专门上国家发改委的网站看了一下，不要说4万亿公开的信息，就是4万亿这三个字都没有查到。最后，在“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对4万亿总算做了一个官方最全面的解释，我算终于明白4万亿究竟是什么，做什么。

奥巴马的7870亿并没有引起世界的喝彩，因为全球都想问：美国救市的钱来自那里。其实，中国也面临这个情况。从美国目前的财政赤字和外债来看，恐怕美国本身没有什么钱。一是财政赤字，我预计2009年美国的财政赤字是1.2万亿，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最大极限。但是奥巴马比我更有想象力，他拿出的方案是1.55万亿，占GDP的比例在8%以上，二战以来的最高。第二，美国目前对外的负债超过了10万亿美元。好在美国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技术，印刷美元，如此，则全球经济通缩未退，恐怕又陷入通胀的煎熬。

其实，我们的四万亿也面临资金问题。4万亿计划出台以后，当时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大的亮点，世界经济为之一震。但这4万亿经不起推敲。首先，中国政府有没有这么多钱？我们看到欧盟全部跑到中国来，认为只有中国才能救世界。我们也有点飘飘然，后来还是比较清醒。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能自救，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实体经济而言，中国肯定是受影响最大的。就中国经济本身的结构而言，中国本身的财力而言，是没有钱去救世界的。首先，一个政府突然一下子拿出4万亿来是很不正常的。从民主宪政的角度讲，从财政预算来讲，老百姓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我们有很多方面非常需要钱。后来我分析，这4万亿可能来源今年发国债。第二种最大最大的可能就是相当一部分资金从银行拿出来。温总理报告里说中央政府拿出1.18万亿，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其他的钱要靠银行要靠地方政府。

那么，通过金融稳定计划和奥巴马的经济刺激方案，美国经济的前景如何。大体的走势有三种可能：第一，在奥巴马这个“偶像总统”的带领下，很快摆脱金融危机，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消费信息急速恢复。美国官方信心也很足，他们认为在7870亿计划和金融稳定计划两个杀手锏的作用下，应该是能够达到。但是我们看一下从2001年到2005年网络股泡沫破灭以后的表现来看，对2010年的表现，我认为不要冒太大期望。

第二个前景是美国经济长期衰退，根据我的调查结果，平均周期可能是8年，或者8.5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美国的霸主地位会不会一去不复返？或者说中国能否利用这次全球经济洗牌的机会，在世界经济版图上再往前走一步，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这个论调在美国民间还是比较流行的。

第三个前景是相对比较好的，美国经济在2到3年之后走出危机，对世界经济是一个大大的利好。1929年大萧条的时候，危机一直持续到1939年，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才摆脱。所以有人说凯恩斯挽救了危机，实际上是希特勒挽救了危机。如果2到3年真的能够走出来，那么美国整个经济结构的根基不会有伤筋动骨的变化。他在世界经济上的霸权地位，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应该说整个世界格局基本没有多大的变化，仅仅是经受了一点点的风浪。

不管美国经济何时复苏，还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经过这次金融危机，美国的霸主地位会不会完蛋。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人类经济史上发生了的金融危机大大小小已经不下数百起，除了巴菲特总结的“在一些特定时期，总有许多愚蠢的人拥有许多愚蠢的钱”这一点共性之外，任何一起金融危机从原因到爆发的形态乃至对人类经济兴衰的影响，似乎都是独一无二的。也正因为如此，每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有两件事基本也是确凿无疑的：一是为危机寻找罪魁祸首，二是很多国家都试图利用危机带来的机遇，重新划分世界经济乃至政治的版图。

比如，1929年大崩溃发生后，美国总统胡佛一直坚持认为欧洲应该对大衰退负责，虽然他承认美国在危机中有一定的“失误”，但主要错误是“欧洲的那些没有勇气面对这些问题的领导人犯下的错误”。这和当下美国指责危机的根源是中国等新兴国家的“高储蓄”引诱美国人民高消费何其相似乃尔。与互相推卸责任伴随的，则是各个经济体试图变“危”为“机”，在乱局中利用大国的兴衰沉浮实现崛起的梦想。这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体现的淋漓尽致，无论是欧盟，还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无不把本次危机视为结束美元霸权地位，改变国际金融秩序的绝佳机会，国内鼓噪中国如何利用这次危机，提前实现“抢班夺权”目标的鼓噪更是不绝于耳。

但是，从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来看，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从来都不会引发大国地位的根本性变化。比如，在1929年大崩溃中，连续不断的萧条使得美国遭受的损害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为严重。然而，最终改变国际格局的，却是后来发生的战争，遭受金融重创的美国却因二战而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再从全球爆发的局部性的金融危机来看，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事实上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大国竞争的格局，在风浪平息之后，在亚洲最具长远竞争力的，仍然是这些饱受金融重创的国家，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因此，我认为，即使经过这次金融危机，美国仍然不会完蛋。他的领先地位，国家的竞争力，还是遥遥领先的，主要取决于以下几点。一是制造业。原先日本、欧盟这些国家，现在基本上跟美国拉开了很大的距离。经过危机以后，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变化呢？我认为仍然不会发生。二是高等教育。这是支持美国竞争力的很关键的因素。三是政治制度。他的包容性、开放性，保证了他能吸纳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到美国来。四是他在高科技领域仍然遥遥领先。从这四点来看，美国的霸权地位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的基本结论是，金融危机不会发生第二波。目前在商业银行领域的衰退、倒闭，应该不会大面积发生。二是美国衰退时间有多长，按照美国官方的估计，应该是2到3年，我们可以想像的悲观一点，比如说4到5年，可以想像中国的经济什么时候复苏。

中国本质上不是经济衰退

金融危机是什么，其实很难定义。我们看一下人类社会爆发的上百起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没有一起是雷同的。虽然都是泡沫的破灭，但破法千奇百怪，否则的话，人类不会对金融危机谈虎色变。因此，弗里德曼有一种说法，他认为金融危机就好像一个美女，美女这个东西虽然很难下定义，但是每个人看到美女的时候，肯定都能认识她。根据这个标准，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经济本质上是不是金融危机或者典型的经济衰退。

就中国经济体本身的症状看，和传统意义的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有很大的不同。从金融危机本身来看，首先它是经济负增长，我们没有负增长。我们在2008年第四季度的时候是6.8%，当然这6.8%是创造了近年的新低。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平均增长是9.8%，在2008年的时候定成9%，我算了一下，这个数字还是有一点问题。按照四个季度进行加权算的话，或者进行统计回归算的话，应该在10%以上。为什么是9%，我估计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原先我看中国GDG增长的时候，每看到官方的数字，我会有意识的减去两个百分点。我把减去的两个百分点作为参考值。在2008年第三季度的时候是9.9%，减去2%，意味着7.9%，7.9%意味着低于8%。官方当然有一个策略，9.9%意味着已经在10%以下，两位数以下，离两位数有一点点距离，意味着经济衰退或者滑坡的幅度并不大，还是可以乐观的。但是在我看来，如果减去两个百分点，意味着低语8%，意味着已经出问题了。对中国经济GDP增长，我的官方数字是减去两个百分点，我认为是比较准确的。这次官方主动减去了1%，目的是什么？是为2009年保8%打一个比较低的基础。如果说2008年GDP增长按他算出的9%以上，2008年肯定没戏。放低到9%以后，2009年仍然可以提8%。我们现在的GDP不到美国的1/4，但是在世界经济中的火车头作用。一个经济体如果达到8%的增长率，说他经济衰退，这不符合理论，也不符合实际。

第二，经济衰退的一个巨大标志就是金融系统不稳定。在我们的金融系统里，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前一段时间讲，中国银行现今的表现是历史上最好的，在世界上表现是最好的。温总理在讲信心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心，就是我们的金融系统是稳定的。当然有不稳定的根源，比如说股市，提前完成了调整，现在很稳定，因为它上不去了。

但是，即使这样的经济增长，我们却感觉很冷，宏观经济本身下滑的也非常厉害，看几个指标：

最近的几个数据，一是CPI，2月份的时候CPI跟PPI双双进入负数时代。这两个数据具有先行意义。原来我认为自己对通货紧缩的概念是比较清楚的，一般认为如果这两个数据连续3个月进入负增长，意味着经济要进入通缩。但是后来看到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的讲话之后，我对什么叫通缩也搞不清楚了。易纲讲我们的经济没有通缩的危险。他的最大的依据是我们的信贷增长量在增加，1月份1.62万亿，2月份1.07万亿，在信贷暴增的情况下，你说是通货紧缩是说不过去的。是不是这种情况呢？如果你把水龙头完全打开，可能不会通缩。蒋介石也这么做过，在去台湾以前，发金元券，发以后，他的结果是跑到台湾去了。如果把信贷的水龙头完全拧开，我们会不会通缩呢？会不会发生典型的通缩呢？可能不会。但还有另一种情况，这么多的钱放出来以后，如果说不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不进入股市的话，发行这些钱有什么用。弗里德曼在分析大萧条的时候就讲过，他认为大萧条的危机就是货币的危机，世界经济所发生的周期性的衰退，完全是货币政策造成的，就是滥发货币。

从1998年财政政策实施以后，我们也有局部的通缩。通缩本身对经济造成的危害来看，比通货还厉害。我相信，官方在否定中国经济有通缩危险的时候，可能有他的意愿在里面，但是一定不能违背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什么叫通缩？就是物价跟生产成本的同比例下降。或者说物价跟生产成本都下降。为什么没考虑货币因素呢？因为货币是服从于经济，而不是经济服从于货币。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货币政策跑在前面，抢跑，原先是落在后面，现在又跑到前面去。所以钱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道。1月份1.62万亿出来以后，我追踪了一下它的去向，有6000亿下落不明。看一下它会进入哪些地方，最大的可能就是股市。

1月份的财政收入下降很大，但这个下降我认为很正常。为什么？从2003年开始，我们的财政收入增长很不正常，年均20%以上，远远高于GDP增长，更高于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像这种下降对中国的经济未必是坏事。我有一些朋友在税务局里，到今年1月份时，按照往年应该能收5个亿，但今年只有1.7亿。一是进出口下降，环比下降88%，让它再去拉动经济的可能性不大。上星期，我参加龙永图的《论道》节目，说中国经济目前的失衡，龙永图本身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从2001年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们的经济每年20%，甚至30%的增长，把中国经济结构带入比较扭曲的边缘。但他有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同，他认为不是我们的进出口高了，而是因为我们的内需低了。他看到我们在政策上有一个很危险的动向，就是现在开始不重视进出口了，不重视制造业了，不去救企业了。从2001年到现在，我们好不容易积累出这么一个大好的局面，轻易的放掉以后，后悔都来不及。

这种倾向确实已经出现，很多专家已经不满足于中国去制衬衫和玩具，认为中国在世界分工上应该在比较高端的行业中分享利润，这是跟印度比。他在世界分工中的利润端比我们要高很多。所以我们提出中国应该放弃制造业，应该向更高端，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很多地方搞了高新技术园区。但是如果我们把衬衫和钮扣丢了以后，就什么都做不了了，我们现在做不了大飞机。

但是，即使如此，宏观经济的这个情况，我们认为仍然不是典型的衰退，原因有四：一是我们的参照系有问题，最近几年我们都是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财政收入更是20%以上的增长，反差比较大；二是真正拉动GDP增长的产业太集中，可以说，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投资又主要指房地产，出口和房地产同时熄火的时候，即使仍然有5%以上的增长，日子也很难；三是70%以上的资源仍然集中在国家手里，但其提供的就业和价值却不到30%；四是居民收入的增长和GDP的增长不匹配，导致国强而民不富，表面上是产能过剩，实际上是老百姓没有消费能力。这样的情况，不管有没有金融危机，这种自身的结构性问题迟早会爆发，经济的高速增长迟早会难以为继。所以，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根本不是什么金融危机，也不是什么经济衰退，而是自身发展模式和深层矛盾导致的必然结果，最多只是一种自身需要适当调整的“非典型衰退”。

假定我们的经济结构合理，投资、出口和消费比例协调，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不大、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大量的资本集中在可以创造就业和价值的民营企业手中，产业本身的搭配健康，即使发生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于我们这个自身仍然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经济体而言，经济周期无疑仍然处于上升期，即使出口会受影响，但整个经济体本身则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和受伤。

官方和民间对中国经济的诊断

对于如何应对人类经济史上大大小小数百起金融危机，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必须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信贷，刺激需求；而认为政府不应当干预的货币主义者认为，市场总是很理性，政府的干预只能让情况变得更坏，应该让萧条自行结清自己。用弗里德曼的话说，让市场冷静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去碰壁，而不是人为的降温。正是这种迥异的理念决定了对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历史地位完全不同的两种评价：凯恩斯主义认为，罗斯福新政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和干预措施防止了恐慌的进一步蔓延，并通过恢复有效需求帮助美国走出萧条；而货币主义者则认为，正是因为政府的不当干预和救助，扰乱了市场自身调整的周期，反而延缓了痛苦结束的时间，直到1939年二战爆发，美国才依靠战争带来的繁荣摆脱了危机，因此是战争而不是罗斯福新政让美国走出萧条。

历史无法假设，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30年代的大萧条会很快结束，还是只能等待战争来挽救。毕竟金融危机相对于正常的经济周期而言，人类对其规律的把握和认识还很肤浅，每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对于我们都是一个崭新的挑战，遑论有绝对精准的药方防治这个经济体的癌症。正因为如此，美国一个国会议员才深深地感慨：“我深知我的国家，她能平静地支持任何事情，但金融危机除外。”

中国一些专家，对于凯恩斯主义也有赞成和埋葬两个态度。比如，张维迎等人认为在1929年大萧条发生以后，凯恩斯提出要刺激内需，加大政府投资，要进行减税。我们目前都是这样做的。奥地利学派以米塞斯为主，认为政府最好什么都不要做。他认为让一个人头脑冷静下来，最好的办法是让他去碰壁。碰壁以后，他自然会清醒。如果你把他拉住，他仍然会去碰，反而延长痛苦的周期。奥地利学派认为政府不应该去干预，慢慢的让世界本身来解决。事实上，一些历史依据证明是正确的，但凯恩斯本身提出减税、扩大内需，这种政策还是起到了一定历史作用。张维迎认为我们什么都不要干，让市场自己来调整，同时在收入分配上做一些调整就可以了，政府不要去做别的。比如说不要投4万亿，4万亿是有历史教训的。199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后，根据统计，基本上是每增加一公路的高速路，会倒下一个官员。他认为这只能造成腐败，而且会对经济结构本身造成更大的破坏。

美国是凯恩斯主义，我们应该是什么主义？我认为对比本身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两国的情况不一样，得的病也不一样。人家突然得了癌症，我们可能经常得病，而且这个病就是一个常见病，一直没有治好的老病。从中国目前的病症而言，除了大家公认的外向型的、资源耗竭型的几个症状之外，还需要特别强调两个：

第一、国强民不富，这是朝野比较一致的认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表象是结构的失衡和产能过剩，但从深层分析，造成经济被投资、房地产和出口三驾马车“绑架”的根源恐怕是财富过度集中于国家和垄断企业之手而导致的居民购买力的严重不足。到2008年底，中国GDP已经迈上了30万亿大关，人均GDP也即将跨入3000美元，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127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指标表明，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这意味着，在经济总体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在收入分配上却使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绝大多数的居民并没有真正享受到改革带来的“丰裕社会”的成果。因此，中国的产能过剩和内需不振绝对是一个伪问题，根本原因不在于生产和消费本身，而在资源的垄断和财富分配的不公。不正视这个现实，不彻底改革收入分配体制，不解决“还富与民”的大问题，部抓住“国富而民不强”这个问题的本质和核心，而试图通过什么“消费券”等头疼医头的手段无异于隔鞋瘙痒，至于喊出“消费就是爱国”，“买房就是爱国”等荒谬则更是说明了我们一些经济学家的智残和堕落。

第二、经济结构失衡。中国经济外被美国国债绑架，内被房地产挟持，拉动GDP增长的三架马车，该快的快不起来，该慢的慢不下来。内需在GDP增长中的比例下降的很明显。从2001年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努力的解决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解决。我们讲国强民不富，从比例上基本可以看出来，政府、居民、企业在分配格局里面体现什么样的格局？每年9.8%的增长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图表）这是居民储蓄率具体的变化，比日本泡沫经济最严重的时候，或者说日本储蓄率最高的时候要严重很多。另外，房地产的畸形发展不仅透支了中国居民的购买力，造成了对内需的挤压，更造成了中国经济本身完全被房地产控制的局面。目前影响中国经济下滑的因素，就是房地产的萧条。所以到2008年10月22号中央政府开始救楼市，当然政府说救楼市的原因不是救开发商，而是救中国经济。2007年房地产本身在GDP增长的贡献超过了1%。中国的所有产业贡献是13%，房地产一个产业贡献是1%，这个比例是严重失衡的。大家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的经济，绑架还比较轻微，如果它的贡献比例达到1%，还没有考虑到它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如果上下游产业都联系起来看，远远超过了1%。

就此而论，谢国忠、张维迎等人提出的分股票、分外汇储备等办法，不去论其可行性，但起码抓住了中国国强民不富这个本质。

我的进一步诊断及治疗

正如之前所言，我的基本判断是，我认为中国所经历的不是一次经济衰退。我们目前的症状比较正常，我们一直有这方面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为什么没有解决呢？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政府改革滞后，中国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高昂，政府本身已经成为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按照波特的“钻石理论”，他认为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要素，有钻石要素，在钻石里面法律制度和政府的竞争力是最关键的。4万亿出来以后，有反对的声音，也有赞同的声音。目前大家为什么担心？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会出现“跑部前进”。4万亿出台以后，发改委门前人头攒动。相关部门提出，在确保资金安全上制定了一些制度上的举措，比如说中纪委前头成立联合小组，对每一个项目进行人盯人的盯防，这种制度本身能不能确保安全，也是有历史之鉴的。

中纪委每年的工作任务很重，反腐败的形势这么严峻，要抓贪官，要抓舞弊，不可能每一个项目都盯着。另外，国家审计署也有本身的工作。大家为什么对中纪委联合调查小组没有信心？可以相提并论的是对国有资产的监管。我研究了很多年国有资产的监管制度，发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资产，对它的监管像国有资产一样严格。国务院有监管办公室，我们有内部审计，有董事会。国资委成立以后，所说的任何一个法规，没有一部与国有资产的流失有关。但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没有任何一个财产像国有资产一样可以流失的很轻松。

4万亿一出台以后，我对它的评价非常高。第一，4万亿在中国30年的改革中属于二次革命。因为它的立足点是弥补我们原先在改革过程中的一些失误，弥补民生的欠债。但是它能不能各就各位，能不能不跑题，这是大家关注的。最关键的是对政府本身的不信任。如果这4万亿做得好，可能为中国下一步30年奠定比较好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因此，对四万亿的担忧，本质上反应了对目前政府行政能力的不放心，这个反对票是投给整个管理体制的。

第二、改革的共识已经撕裂。用孙立平先生的话说，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老百姓成了改革成本的最大承担者，却并没有享受改革带来的诸多好处。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把金融危机作为改革再次上路的历史机遇。很多人认为，30年前的改革就是在生死存亡的时候逼迫进行的，所谓的危机导致变局一贯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的“动力逻辑”。然而，从现在来看，这样的思考显然有点历史幼稚主义。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改革的确是“逼”的，但关键是，目前的形势是否已经到了让既得利益者必须放弃利益的时候。至少，从现实来看，这次金融危机不仅可能不能成为改革的动力，甚至因为忙于应付危机而导致改革的中断，改革夭折的危险大大增加。由此判定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民意基础已经丧失。当改革的成本让普通民众承担，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群体是民众、每一个改革举措只是让老百姓的境况变的更坏的时候，改革的确最终会失去民意基础。

第三、利益集团成为左右中国复苏的最大因素。这个集团曾经是改革的急先锋，现在则沦为改革的对象。

按照奥尔森的理论，决定一个国家兴衰的关键在于利益集团。文化大革命，很难形成利益集团，今天你是革命派，明天就是反革命，它没有机会，也没有空间去形成利益集团。但从改革开放1978年以后，30年政治稳定。我们总是对一些公共政策认为莫名其妙，在公正性和权威性上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根子在什么地方？仍然在利益集团。我们这么多年国强民不富根子在什么地方？仍然在利益集团。

我举两个例子。去年年底我们进行燃油税改革，刚开始说很快就会出台，这么一个事关所有人利益的改革举措，你不征求大家的意见就出台，这引发了民意的反弹，于是开始征求意见。但征求意见的时间只有7天，我算了一下，还要去掉两个公休日，剩下5天。意见稿有1300多字，这1300多字我研究了很长时间，很多地方都看不懂。等你看懂以后，看发改委的网站，邮箱都没留，要么是传真，要么是写信件，没有给你提供表达意见的机会。

另外，资本市场也是利益博弈非常严重的地方。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讲救市，为什么要救市，有利益在里面。证监会讲要对发行制度进行改革，讲了很多年，为什么改不了？仍然是有利益在里面。目前中国经济的表象可能是产能过剩，很多东西卖不出去，卖不出去的原因，再往深里分析是老百姓没钱，收入分配不均衡。所以张维迎他们提出要给老百姓分钱。再深分析，为什么分配不均讲了这么多年仍然不均呢？根子在利益集团。

因此，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会形成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本身是有议价能力的。正如诺斯所讲的，制度的设计从来不是按照生产效率来设计的，而是按照谈判能力来设计的。我们目前很多政策本身，经不住公正性、权威性、严肃性的考验，为什么？利益的博弈很严重。在利益集团出现以后，中国变成了权位资本主义。权力和市场，这两个最没有可能结婚的人结婚了，形成了比较完美的婚姻，而且小日子过的很美满。这就意味着利益集团本身通过国家制度这样一种形式，对自己的利益已经法制化了，固定化了。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很多人在想，利益集团能不能让利，能不能妥协一步？把它得到的给老百姓一点。我们既然是利益集团，在某种程度上对国家的政权，对整个利益格局，造成这么大的影响，甚至可能影响中国改革的前途。为什么他们不让一步，让大家两败俱伤呢？中国历史上改革最终的走向可能就是两败俱伤。大家可以去英国看一下，如果你在英国议会里转一圈，血淋淋的历史你就知道，民主宪政绝对不是恩赐的，必须通过斗争才能得到。

第四、金融危机很可能使改革彻底中断。有人讲金融危机本身是中国改革的机遇。是不是呢？我倒认为金融危机本身可能对中国改革本身会造成一个毁灭性的影响。这从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政府的做法看出来，比如说保8%，为什么要保8%？政府的压力很大，它要维护社会稳定。所以有人担心说，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救急，会不会贻误了改革，我觉得肯定会，应该说已经在贻误。从政府工作报告里看，谈改革的非常少。

很多人说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改革，都是在非常危机的关头进行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善良的愿望，从现在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本身影响不大，因为中国经济一直都是百病缠身。国际上有两种不同的论调，一派认为中国肯定会崩溃，一派认为中国会飞跃，迟早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即使今年这种情况，我认为中国经济本身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影响最大的就是改革。去年是改革开放30年，很多专家学者有一个良好的愿望，说我们在30年的时候，能不能好好的反思一下，总结一下，把改革在另一个比较高的基础上再往前推进。到目前为止，这个愿望基本落空，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都没有对改革进行好好的反思。为什么？大家认为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改革的共识没有了。改革基本上变成了瓜分财富的运动，我们看到每一次改革，意味着利益格局的变动，但是老百姓没有参与。一个是老百姓对改革的热情没了，第二既得利益者变了。

基于以上四点认识，总结一下我的观点。第一，目前中国存在的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如果从体制类进行分析，一层一层把皮拨下来看，看到这一切和经济本身的关系并不大，所以我们面对的不是一场经济危机，而是一场和经济既有很大关系又没有关系的社会危机综合症。第二，治疗这个危机，或者说振兴经济的关键应该在经济之外，跳出经济来治理经济。

我提几点自己的想法：

第一、考虑到保八的困难和负面效应，我主张放弃保八，安下心来解决中国经济本身的深沉矛盾和问题。现在来看，出口靠不住了，内需需要时间，唯一可以依赖的仍然是投资。我们相信，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完全可以达到8%的目标，但这意味着，我们不仅没有解决结构失衡的问题，反而使得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更为严重。因为有“保八的压力的存在，无论是各部委，还是地方，都很难超脱保增长的压力而把精力放在未来。而“保8”一旦成了硬性指标，对进一步推动改革等目标都有很大的“挤出效应”，可能再一次贻误时机。如果一味的救急，一味的追求今年数据的漂亮，就政府控制资源的能力和调控的能力而言，都是可以达到的，但不进行结构调整意味着即使救急成功，经济实行了8%的增长，但这显然是以牺牲经济转型为代价的，是把调整的痛苦留给明天。

当然，保八有一个特别好的借口，那就是保八是为了就业。然后说，根据历史经验，如果经济增长低于8%，可能会面临大面积的失业。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反证，一个是2008年的时候，经济增长还在8%以上，但是大面积的失业出现了。是不是说到8%以上，可以避免这种情况了。二是我做过一个统计分析，从1987年到2007年，基本的经济增长跟就业本身（当然包括一些隐型的失业）基本关系不大。与就业关系最大的因素在什么地方？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之后，在资源分配方面基本上呈现这样一个格局。国有的成本占社会资源仍然在60%以上，创造的GDP是28%，就是的就业只有6%。占社会资源不到40%的民营资本，解决的就业在90%以上，创造的GDP在62%以上。所以我们认为GDP的增长跟就业相关系数并不大，与就业本身相关最大的应该是民营化的比例。不到40%的民营资本解决了90%的就业，这次中小企业大面积的倒闭，现在有10多万，真正影响就业的是他们，对国有企业本身影响倒不是很大。所以保8%跟就业我认为没有多大的关系，和就业有关系的一是资源控制在谁的手里。这好像是没有多大关系，但事实就是如此。二是在哪些行业。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GDP已经突破30万亿，人均GDP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根据历史经验，在在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这一个国家产业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是服务业会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根据2008年国家统计局对三大产业的统计数据来看，第三产业的比重下降了，这也可以去考虑，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么多的失业，因为服务业本身吸纳的劳动力是最多的。在4万亿里面，大家质疑比较多的也是这方面。你去搞大批的基建，投到铁路、高速公路，这些领域本身不怎么吸纳劳动力，都是大的机械作业，吸纳劳动力非常有限。

二、必须推动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现在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降低制度的运行成本。制度成本应该讲跟政府的改革是相关的。如果你去养一条狗，你都到很多部门去审批。所以后来2000万农民工回去以后，政府提出来一条可以创业。我认为很不靠谱，最不靠谱在什么地方，他没有创业的环境。他要创业就要面临很多很多的制度成本。所以中国改革的下一步，一个关键的突破点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的制度成本降下来。我说两个数字，大家总是讲看病贵、看病难，而且把根源推在医生收红包，费用比较高。在医药领域有一个公费医疗，每年的医疗费是7000亿，还有三公的费用是9000亿，加起来是16000亿。四川汶川灾后重建的费用，当地官方的算法是17000亿，等于每年的费用可以搞灾后重建。所以说怎么样把我们的制度成本降下来，对我们未来的改革有很大的作用。

特别是，我建议重建体制改革委员会，让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成为不受任何利益左右的中立方，摆脱部门利益的干扰。目前将体制改革的重任交给国家发改委很滑稽，因为国家发改委本身的很多做法，比如，融投资体制，才是真正需要改革的对象，让改革的对象本身成为改革的设计者，这在制度上显然是个悖论。

第三、垄断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前进的最大阻力，必须提升反垄断的国家战略层级，将反垄断上升到和计划生育一样重要的地位，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但是，很可惜的是，高层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够，没有意识到垄断对中国经济本身的危害性，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很少看到反垄断的具体举措。

第四、推动国企改革的第二次革命，坚决放宽市场准入，实施民营化战略。数据表明，民营化更有利于就业和经济增长。比如，就目前而言，国有企业（包括国有事业单位）占有的社会资源高达60%以上，但对整个GDP增长的贡献只有28%，吸纳的劳动力不到10%，而民营单位占有的社会资源不足40%，对GDP增长的贡献高达70%以上，吸纳劳动力更是接近90%。因此，民营化显然是实现经济匀速但就业率提升的最佳路径。

第五、将教育改革视为重塑国民灵魂的重大工程和改革的重要环节。不可否认，当代中国是一个灵魂萎缩的时代，根子在于教育。我们为什么对改革失望，改革担忧，因为我们从教育里面看不到改革的希望和中坚力量，必须让教育回归本能，重塑国民人格。

第六、推动司法改革。当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不同的利益处在变动不定的状态之时，如果司法能够承担对于各种利益进行合理再分配的功能，对不当行为所造成的损害通过律师提供及时的法律救济，便会有效地缓解社会矛盾，从而有助于社会平稳地转型。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司法并不能提供解决各种纠纷的正义，这从本次两会高法报告创记录的75%的赞成票可以看出。在主流法律秩序里无从获得正义的人们，只能诉诸上访或者私力救济等。

第七、坚决将财富逐步归还民众，解决国强民不富的问题。在解决民富的问题上，首先要在改革的价值取向上必须坚持帕累托改进的原则，不要像过去一样让老百姓承担改革的成本，通过医疗、教育、养老等的改革，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这个成本初始缺口目前大概在5万亿左右。而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有庞大的国有股份，这些一旦变现，都是真金白银。我们建议，应该统筹规划国有股的去留，初始的安排是：通过将三分之的国有股划归社保，解决养老问题；通过将三分之一的国有股出让给民营资本，解决教育投入不足和高校的债务问题；通过将剩余三分之一的股份转让，解决老百姓的医疗问题。通过这样一个改革，夯实财富回归民生的制度基础。

第八、今年一定要坚持结构性减税。在政府工作报告里，2009年减税额是5000亿。5000亿是包括100多项行政事业收费在内，考虑到2008年我们的财政收入是600多亿，5000亿意味着比例还不到10%。我们在政府的一些建议方面，认为在目前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在财政收入方面一定不要定指标。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仍然定了8%，8%当然已经非常非常低了，是这么多年来最低的一次，但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少收一点，让大家有口气。

去年在央视做减税节目的时候，我们提出能不能在2009年的时候，对全国所有的中小企业要么缓交所得税，要么免交所得税，起码要有选择性的对有发展前景性的企业、吸纳劳动力比较多的企业减免所得税。现在看来做不到，因为地方在层层往下压。

第九、一定要把房地产价格打下来。在房地产领域，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政策比较混乱，我觉得政策可以一步到位。目前房地产价格不能回落，事实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大。目前GDP保8%能不能完成，基本上看房地产。我们在其他方面做的一切工作，都比不上房地产本身的回升。但回升的关键是价格合理，只有价格合理才有成交。

第十、抓住资源价格改革的最佳时间窗口。在目前的情况，因为大宗商品的价格都在下降，我觉得可以抓住这个改革的历史机遇，对要素的价格进行改革。我们原先改革的时候，总是抓不住好的历史机遇。比如说燃油税改革的时候，已经提出的10多年，刚开始改革认为油价太贵，当时的油价只有25美元/桶，认为承受不了，所以没有改革。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要素价格的改革，这就涉及到反垄断的问题，涉及到国退民进的问题。

2008年的时候，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讲，2008年可能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当时我评价说温总理在第一届任期之后，我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影响。在第二届任期的第一年，我觉得他说了一句很有水平的话，就是2008年是最困难的一年。他认为2009年是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如果说2009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可能对中国经济来讲是比较好的时候。最担心的是2010年可能比2009年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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