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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不能读懂历史的人也无法读懂现实，这里有两个原因：一、历史往往是现实的预演，现实又往往是历史的延续，一种被称之为文化的东西把它们串联成为一个整体，你不能对它们进行分割，因为任何个体都不可能具备文化的那种强大力量。二、所谓“读懂”在这里蕴含着思想的意义。思想是什么呢？是见解而不仅仅是感知。感知是平面的，见解——我们称之为思想的东西——则必须具有某种纵深感，这种纵深感只能来源于对历史的深刻认识。
    我很乐意把那些既读懂历史又读懂现实的人称之为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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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有人说：“陈行之，你说得太玄乎了，思想者一定是读懂历史的人么？”我的回答是：“一定是，否则他将无法成为思想者。”
    以鲁迅先生为例。假如这个身材瘦小的男人没有从历史的册页中读出“吃人”二字，他会被激发起昂扬的斗志，用“匕首与投枪”与黑暗世界进行殊死搏斗吗？我想他不能。正因为他读懂了历史，知道历史“吃人”，并且看到文化惬意地把这“吃人”二字延续到了当下，他才比同时代人更加清醒地意识到眼前发生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事情，他才不抱任何幻想，“一个也不宽恕”，战斗到最后一息。这个去世时仅剩三十七公斤体重的人像大山一样作为思想者屹立在历史时空之中。他的思想犹如耀眼的光轮辉映着这片黑沉沉的土地，他让后来者洞见瑟缩在历史影像深处的当下图景，用如椽巨笔描绘出了遮掩在当下图景中的历史影像。假如鲁迅没有读懂历史，没有从历史的册页中读出“吃人”二字，他还会被我们作为思想者去景仰吗？不会了。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景仰一个怀才不遇的文人呢？我们有什么理由把不能够对我们的灵魂进行指引的人奉为先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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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们太自负了，他们居然认为写作无需读懂历史，居然认为文学并不需要思想，居然认为凭借浅薄的感知就能够复制一个复杂的时代。
    我们看到中国当代文学满目疮痍，像被阉割了的男人一样，两腿间空空荡荡，慵慵然莫乎其辨。然而文坛却又热闹非凡，充斥着一个又一个小圈子里的可怜人发出的阵阵鼓噪与喧嚣：吹捧虚假，吹捧软弱，吹捧浅薄，吹捧无聊，吹捧谄媚，吹捧精神自残……对于思想，他们却唯恐避之不及。这里就像太监们操办的酒池肉林，虽然到处都有女人们嗲声嗲气的骚首弄姿，却没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男人事件发生。无数人都在眼巴巴等待着朝廷的宠幸，被宠幸的人成了没有被宠幸的人的主子，成为了核心，核心周围又聚拢了里三层外三层更年轻的崇拜者。崇拜者首先试图被他们崇拜的人欣赏，获得一个位置，然后也像那些有资格期待朝廷宠幸的人那样，期待着得到朝廷的宠幸。周而复始，整整六十年，没有什么改变。
    我竟然就是一个作家！作家，这已经是一个让人感到羞耻的名字，我不能再以它为荣。我转身向外，不再听那里的鼓噪与喧嚣。我看到了很多不是作家却肩负着作家责任与良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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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惊讶地发现：中国最深刻的思想者不在文学界，不在那些花花绿绿的小说、散文与戏剧之中。我还惊讶地发现，被我敬重为思想者的人竟然如此之多，他们就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每一个空间。吴思是其中的一个。吴思不在文学界，吴思似乎也不写什么小说、散文和戏剧，然而，这个人却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当代作家。
    “在我逃离文学界的时候，”我对吴思说，“你的作品让我如醉如痴。”吴思谦虚地说：“没什么。”当然没什么，假如我们述说的是思想者的状态，还真的没什么，我甚至很惊异吴思为什么会显得如此疲惫？这也确证了我的另一种见解：思想者经常就会成为漂泊者——你能指望漂泊者有更好的气色么？实际上我当时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思想就像炸药，它一旦在一个人的灵魂世界里炸响，那里就将永久性地失却安宁。我的确失却了安宁。
    我相信，在吴思的炸药面前，绝不止我一个人失却了安宁。这远远不是简单一句“没什么”可以解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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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尔凯郭尔曾经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个漫不经心的人，从来没有关注过自己的生活，甚至从来没有意识到过自己的存在，结果，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这个人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死了。我们把这个故事置放到我们的语境：一个从来没有关注过历史的人，是无法关注现世人生的，他不会知道自己的真实状态，他事实上已经死了，不同点仅仅在于，他不知道自己死了。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吴思用他的作品说，这些人死于历史与当下精心策划的一场谋杀，它们使用的毒药叫“潜规则”，这种毒药的一个附加后果是：死者无法知道自己死了。比克尔凯郭尔前进了一步——它已经不是一个关于“在”的故事，它带着鲜明的“往”的印记。在一个深谙历史奥秘的人那里，“往”才是“在”，真实的“在”。这是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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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吴思那里，世界具有数学性质，历史的扰动往往起因于参与历史的人的利益计算。世界运行在数学的逻辑之中，而非运行在道德的伪饰之中。数学就是数学，道德仅仅是道德。数学与道德风马牛不相及。数学精准无情，它把所有神圣的光环都击碎了，那里落英缤纷——我们既看到皇帝也看到流民，他们混杂在一起争抢同一种东西；高高在上的统治集团竟然与打家劫舍的土匪属于同类，用完全相同的方式计算着抢劫要不要发生，何时发生。这一切都渊源于数学意义上的计算。
    延续两千多年的一种说法被剥去了皮。动力被改变了。于是我们看到，历史深处的孔子愤怒了，当下的官家们也愤怒了。这就是思想的力量。只有思想才具有这种颠覆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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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个人失去精神的容器，将无所适从，随波逐流，最终成为时空中的一个盲点。与此相对应，证明一个人存在的最基本、最终和最不可剥夺的方式，就是自由地说一声“不”。所谓“历史的哲思”，不是什么复杂深奥的问题，就是简简单单一个“不”字。既然人类起源于“不”，当下也必将在“不”中开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始。我们所有的权利都在“不”中。我们是否能够像人那样站立，取决于我们有多大勇气说出“不”，取决于我们有多高的智慧赋予“不”切实的内容。吴思以及千千万万与吴思类似的人，珍重的就是这样一个“不”字。“不”是历史苍穹上的一颗璀璨星辰。它照耀着的不仅仅是历史，它同时还照耀着当下，照耀着我们子孙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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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欣赏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的表述：荒诞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世界未能满足我们对意义的要求。假如历史的哲思必须成为我们存在的证明，那么在当下，我们是不是应当满足了呢？我们真的洞悉了历史与现实的全部奥秘吗？我不知道。谁知道？历史知道。现实知道。历史和现实一定会一如既往地向人们言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通过思想者，通过那些既读懂了历史，又读懂了现实的人。
    问题是：我们是否真正读懂了思想者？  

                                        20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