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一间贵宾室里，记者对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华生教授进行了专访。
    
华生教授是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变革即价格双轨制、资产经营责任制、股权分置改革的提出者、推动者。并且在55年的生活、学习生涯中，做过生产队长也当过董事长，曾经留学国外如今却是两所高校的校长。人生经历几近传奇。但是他最终对自己的定位却还是经济学家。
    
“确实我做的东西很多，做教育也做过企业。这是因为我很幸运，赶上了这么一个时代，才有了这么多角色的转换，”但是“我更适合做学问，并且我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到了做学问上。”

“股市预言家”突然沉默

    
有人说华生是个预言家。他总能在股市的每一个关键的时点发表转折性的意见，以至于如今在资本市场上，“华生预言”效应产生了近乎难以逾越的声望。
  
“今年来一直有很多人希望我出来写一篇市场见底的信号的文章，但是我写不了，因为我还没看到底，现在市场的泡沫虽然已经消除，但仍然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在被记者问及何时能再发表一篇预测股市扭转的文章时，华生这样告诉记者，“做研究重要的是要有独立性，真正做一些前瞻性的研究。”
    
股市指数从去年6000多点一路下滑至今日的一千多点，很多投资者已开始恐慌，很多人把目光投到了经济学家们的身上，希望得到何时见底的启示，而在国内的经济学家中，华生似乎成了“股市预言家”的代名词。
    
2001年7月1日在股市接近最高点时发表《漫漫熊市的信号》一文，准确预见了长期熊市的来临。2005年5月10日，当股指即将逼近1000点时，华生发表《市场转折的信号》一文，断言熊市正在死亡，市场即将见底转折。2006年5月10日，即股改一周年之际，又发表《迎接证券市场的新时代》一文，预告了股市新时代的到来。
    
2007年5月10日，华生发表《市场过热的信号》一文，批评过度乐观情绪，预见了市场的调整。当时，中国股市正处于刚过4000点的制高点，这篇文章像泼到热烙铁上的冷水。“那个时侯人们都不愿意听这些话，”华生说，“但是我当时就要反复讲市场过热了。”2007年8月29日在股市逼近6000点的时候，发表了《市值远超GDP的虚胖与警示》，从那时以来的市场大调整，再次印证了华生的判断。
      
正是由于华生这几篇重要文章都准确预言了近年来中国股市的涨跌起伏。因此，在如今股市低迷的情况下，华生无数次被追问：“投资者们期待先生的文章，先生说点什么吧。”
      
但是，华生却一直保持沉默，不肯开口。
      
当记者充当第一千零一个追问者询问这个问题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底，”
华生摇摇头说，“对市场的判断，我从来只说趋势，不说点位，因为那个超出了我的能力。”
    
“但是，如果未来的某个时点资本市场满足某些条件，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股市可能将会有回暖的迹象。”
      
对于未来可能存在回暖的现象，华生解释说，主要有两个方面。
      
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实体经济见底后回暖。未来国际的经济衰退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国际经济动荡会对中国影响到什么程度，以及国家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应对等因素。都将影响我国经济下滑的速度和深度。
“我国实体经济出现的问题这才刚开始，这只是我们在最近一两个月刚刚感受到，”华生说，“因此这个时候说股市何时见底还显然是太早了，因为我们目前看到是国内外的经济都在收缩，企业的盈利在衰退。”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华生做出了个人对目前股市的判断，“股市是实体经济的反映，经济还没见底，判断股市的拐点就还要观察。”
    
“另一个方面呢，我们要关注股市本身，我们不能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的股市，”华生说，“历史上的中国股市是一个狭小的炒作市场，现在是一个全流通的一个投资市场。”
      
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的市场还很不成熟，不能指望强迫上市公司都拿出钱来分红，这不是投资回报。所以要等到市场估值达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上市公司能够拿出一个正常比例的分红，投资者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回报，这个市场就是投资市场了。
    
“所以我们目前至少要再观察一下，再看一看。”

莫干山上的“第三种声音”

    
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曾经名动一时。在这个会议上，31岁的华生意气奋发，首倡“价格双轨制”。
    
莫干山会议吹响了中国价格改革的号角，从此次会议开始，生产资料的价格开始普遍实行双轨制，“价格双轨制”由此成为中国主流的经济改革策略。
    
也许，发生在80年代的这场会议以及随后引发的价格争论知道的人越来越少，但是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什么场合，只要提到中国的经济转型策略，就必然要提到价格双轨制。
    
让我们把时光回转到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
    
1984年的秋天，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聚集在浙江省德清县的莫干山上，就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那时我和其他很多与会者还都是在校的研究生。”华生回忆说，那个会议中的参与者，很多现在中国的政坛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会议的组织者就是由时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现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
    
在莫干山会议之前，中央对价格改革问题已经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酝酿。因为要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当时的最大障碍就是严重扭曲和僵死的计划价格。
    
当时价格组主要分成两派，争论得特别厉害。主要一个是以时任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田源主要代表的“调派”，另一个是以当时还是西北大学研究生的张维迎主张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的“放派”。
    
“那个时侯大家都很年轻，”华生回忆道这段争论的经历时，总是面带微笑，充满怀念。
    
由于当时争论太过激烈，会议还发明出挂牌辩论的方式，大致是在一块黑板上写着：“今晚八点，价格组举行关于价格问题的论战，欢迎大家参加”，类似于大学里的海报。
    
当时华生并不在这场争论所处的价格组，而是分到了企业组。企业组的研究生们但是在听完价格组的辩论后，这些年仅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开始发表自己的看法。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华生、何家成、张少杰、高粱，再加上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蒋跃，不约而同地觉得两派的观点都有可取之处，但是也都有问题，如果能把双方观点结合起来，可以形成一个更好的方案。
      
于是最后，善于写作、口才好，而且也是最不怯场的华生担任了发言的重任。
    
“还有第三种观点，申请发言。”年轻的华生在价格组双方激辩的空隙举起了手，继而提出了价格双轨制改革，建议用五年时间完成计划价格体系向市场价格体系的过渡。
      
第三种观点受到了关注。会后，价格体制改革形成了一个总报告后边有两个附件，一份讲调价思路，另一份是华生执笔的《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实现价格改革》。中央领导很快批准，价格改革从此开始了双轨并行的历史。
      
而价格双轨制的提出也成为影响中国进程的大事之一，年仅31岁的华生，在莫干山会议上，一举成名。

留学伦敦初试股市

    
1987年，中国开始步入历史性的新时期——实行了改革开放。而正是在这一年，华生作为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参加美国福特基金会提供的一项短期进修计划，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结果从在牛津读书，到剑桥任教，一走十年。
  
“当时也是考虑到我作为一个学者给国家出谋划策，但是如果对西方世界完全都不了解，会觉得自己知识结构的缺陷，需要到国外去学习。”华生这样讲到。
    
华生观念的转型也正是发生在英国留学时期。
  
“我最早接触证券市场不是从中国开始的，”华生说，“最早接触的是伦敦金融市场。”当时撒切尔夫人希望能大幅提高英国股市的运作效率和能力，推行一系列的自由化改革。与此同时，华生开始了海外股民生涯。
    
当时，撒切尔搞私有化，让国有企业上市，并且只要一个人有一个地址，是当时在英国居住的，合法居住的个人都有权申购股票。
    
例如，英国钢铁、英国铁路、英国水务这些企业当时都上市，国企上市要给大家一点折扣，这样全国人民申购就很踊跃，包括我们在内。但是如果申购的时候，比如一共有10亿股拿出来申购，结果大家申购要100亿股，10亿不够分。于是凡是申购超过一定股数的一股都不给，申购多的每人给500股，申购少的每人给300股。
  
“供不应求的时候不是看谁出的钱多给谁，”华生说，“采取的平均分配，限额平均分配。”
    
英国这种类似于“大锅饭”的做法对华生后来学术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于是他回国写的第一篇文章，其实并不是写的股权分置，而是在1997年写的《股票发行讲一点社会主义如何？》。这篇文章中提出，我国的证券市场太不合理，谁有钱谁就把股票拿走，股市高涨的时候从而赚了大钱，但如果股票不够分的时候怎么办？
    
“也正是西方的资本市场帮助我认识了股权分置，中国的这个非流通股的权利界定有问题。流通股这么一点点，定价定这么高，非流通股权利却界定不清楚。”
    
随后，在1998年初，华生发表了他又一篇影响中国改革进程的文章——《中国股市的经济学思考》，文中对A股市场进行了系统性的深入分析。在这个论述中，他率先提出了A股含权、非流通股与流通股产权界定不清，全流通应该对流通股进行补偿等观点。
  
“当时来说，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证券市场就不能发展。”华生对中国股改的肯定掷地有声。
    
华生对股改的坚定支持，源于其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他一直认为，股权分置改革是产权关系的一次革命，就像当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够解放大批劳动力一样，将产权关系搞清楚了，市场中能够解放出来的力量同样是巨大的。

“被迫”下海的成功商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出国近十年的华生回国了。可是，沧海桑田，中国在这十年间发生了太多的变化。
  
“原单位进不去了。在经济研究所赖了一个月人家都不要。”无奈之下，华生“被逼下海”。“总要吃饭的啊！”他感叹道。
    
华生找了留学时候的朋友一起创业。他们从两三个人的个体户，做到有限责任公司，再把公司运营上市，完成了整个企业的运营过程。
    
但是“书生”出身的华生拿起算盘并取得成功，并非一帆风顺。从学者到商人，这其中的心理落差，巨大。
    
“以前做学问，是给别人出主意，很多东西都是考逻辑推理，”华生说，“但是企业却讲究的是实务。企业的每一步，从产供销到员工管理，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问题，任何一环出现问题，这个企业就失败了。”
    
而且，华生仍保留着知识分子的傲骨，虽然当时认识很多国家高层人士，却和谁都不联系。 “我不愿意去低三下四的求人。”
    
创业的过程总是那么艰辛和充满了不确定性。在最初创业的时候，华生总是走在路上的时候就问自己的合伙人：“我们能成么?”然后不等对方回答，再自己安慰自己说：“肯定没问题的。”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潮中，有很多知识分子下海却被海水淹没的例子。华生却在这场大浪淘沙中幸运的脱颖而出了。
  
“我认为我们做企业之所以能成功，最主要的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团队。”
    
在大学校园和研究所做学问数十年的扎实理论功底令华生从商后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做企业期间又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研究遇到的问题。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头脑冷静。”华生说到这里的时候，面色凝重，“我们曾经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家，他们最后的失败都是由于在企业还发展的很好的时候得意忘形。”
    
当然，华生之所以至始至终都能保持冷静的头脑，与他并不热衷于当企业家有关。
    
“我不是天生的商人，我从来也没想过自己能从商，我身边的人也不认为我能做商人。”华生说，“开头可能没意识到，那时候为生存挣扎，有一段时间一本书也不看，甚至报纸也不看了。但是后来稍有点空，就又开始研究那些经济问题，慢慢你觉得企业真还不是自己的归宿，你一直感受到召唤，原来你还是更适合做学问。”
    
“我是二三流的企业家，我缺乏经商的天分，而且三心二意，我不投入。”对于将企业经营的很好的那段经商史，华生这样评价自己，“我不是一流的企业家。”

身先士卒的教育家

    
“我对教育有一种憧憬。”
    
今年5月，华生又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兼校长。此前，他已是燕京华侨大学的校长。经历过很多挫折和磨难的华生，终于能潜心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为什么又选择投身教育界？
    
“因为社会责任感，”他说，“无论哪个领域的‘家’在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希望能够回报社会。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受到社会太多的眷顾。”
    
华生所担任校长的华侨大学的校训就是“回报”。“我把回报作为校训后，一次南下浙江发现了一副很有意义的对联，立即抄回来写在校训的两侧：上联是：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下联是：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国内很多人是没有条件出国留学的，于是华生在国内开办一所全英语教学的大学，希望让在这里学习的学生能够获得一种与留学学习一样的感受。
    
从十几岁到三四十岁，华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接受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教育。通过在剑桥的教学经历，他深刻的感觉到，中国的教育体制存在很大的问题，于是开始探索作为教育家的教育改革之路。
    
曾经有人问爱因斯坦：“声音的速度是多少？”他回答说，课本上有的东西我从来不记。
    
“但是我们国家教育的基础还是应试教育，大家在为了考试而拼命的死记硬背，”华生说，“我希望我们的高等教育的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些，真正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
    
所以他主张“开卷考试可带书，自主选课不点名”。并且他认为现在信息这么发达了，学习的方法应该主要是研讨式的，不应该是满堂灌了。
      从教师的方面来说，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中，教师的尊严越来越被漠视。并且能够安心做学问的老师，在高校不是很多。
    
但是，我国原有教育制度的堡垒太过坚硬，实行改革就会涉及到太多人的利益得失。比如，在英国剑桥，一个学院就是老师在管理，而如果在我国想发挥教师的自治作用，行政部门的权利就受到了挑战，“这样就会伤害到很多人的既得利益。”
  
“但是我想试一试，”华生谈到这里的时候沉思良久，“我愿意身先士卒，在中国教育方面做出一些努力，即使失败了，也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