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源于华尔街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使《资本论》成为最佳圣诞礼物，又让人们开始重新讨论建立在个人自由与私有产权上的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

制度的美妙与不美妙

在试图理解现代经济活动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观察者都会发现两个看似矛盾却又紧密不分的现象：一方面，是个人主义成为了资本主义的核心密码，另一方面，则是个人之间全面而深入的合作。在马克思看来，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使得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而在资本主义的卫道士如哈耶克看来，法治下的分立产权，为创新留出了余地，并由此带来了持续的繁荣进步，所谓的经济危机，则不过是持续繁荣中难以避免的插曲而已。

在理想化的图景中，以个人占有为核心的分立产权制度中，个人成为了经济活动的主宰，个人作出决策，并承担由此而来的成功或失败。留给拥有强制力的政府的任务，则是维持分立产权，并保障契约的执行。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政府主要依靠对违反规则的行为进行事后追惩，由此，这一制度安排也必然蕴涵着"法无禁止则自由"的精神。

据信，这一制度安排不仅可以有效激发人的能力，也为个体留出了自由活动的空间，使得个体可以及时、有效地处理复杂的经济活动中瞬息万变且纷繁多样的特殊信息，而更容易作出有效的决策，从而可以极大地改善经济运行的效率；进而，这一制度安排还有利于个体根据特定情势而发现创新的机会，通过个人承担创新后果的激励，而保障和促进了创新，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源头活水。

而在不那么美妙的图景中，这一制度安排也面临着失灵的可能。由于个体所拥有的信息总是不充分的，而且任何人都不可能对未来有充分的判断，错误的选择在所难免。由于个体之间总存在着相互影响，当在某种共同预期的作用之下，若干个体根据各自特定情势作出的判断却可能趋于一致，当这种预期共同出现错误的时候，经济运行就将出现巨大的调整。尤其是，现代经济活动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一旦出于共同预期而放大的信用在指针掉转后走向收缩，经济运行所面临的调整就不能不剧烈而持久。

政府干预能防范经济危机？

纵观历史上历次经济危机，无一不是出于这样的机制。首先，是持续的繁荣，由此形成针对未来的共同预期，投资增加，信用扩大，而这些活动本身又进一步增强预期，而形成某种正反馈机制，最后，这一反馈由于背离了实际需求而出现翻转，取而代之的就是投资的失败，企业出现危机，信用收缩。在1929年大萧条之前，美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繁荣，在乐观的预期之下，投资日益活跃，受到当时充足的流动性和伴随的低利率的趋势，越来越多的资金被投入到了远离最终消费的领域，于是，当指针反向的时候，过度重复的投资遭受重大打击，相关企业资金链断裂而陷入危机，一场迅猛的大萧条席卷而来。共同的乐观预期--这在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成为了戏剧的主角。

可见，即使是大萧条这样戏剧化的事件，其根源也不外是简单的人性：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决策，都出自也只能出自于一个个独立的头脑。即使是最为推崇自由经济制度的人士，也不可能否认，所有人都可能犯下错误。然而，每当经济危机来临，普遍的苦难降临到那些似乎无辜的贫苦民众身上的时候，人们总免不了要谴责那些犯下错误的大人物，而试图寻找到避免类似灾难的方法。那么，政府有可能担当这样的角色吗？

人们曾经认为，通过集中计划的处理，经济活动就可以合理运行，从而避免周期性的危机。经过20世纪的实践，以及经济学家们的努力，人们逐渐认识到，现代经济的复杂性和变动不居，使得任何单一计划当局的作为都是更远离效率的，而为了保障计划运行所实施的强制，还将窒息可能的创新，从而使得社会陷入到匮乏与奴役的境地。这一实践和与之伴随的反思，使得自由经济制度在20世纪的后20年和21世纪至今的日子里获得了更为尊崇的地位，直到这一次的金融危机。尽管我相信，没有人会再重弹单一计划管理的老调，但是，金融危机以及其可能蔓延开来的灾难，却在呼唤着人们寻找预防和化解的办法，那么，如果说单一计划是不可能的，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事前的监管和事中的干预，而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可能的危机呢？

我认为，这依旧是虚妄的。事实上，与其说要依靠政府来防范化解可能的经济危机，不如说要提防政府的作为对经济危机的推动。在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的成因中，除了出于错误预期的共同行为之外，美联储大量增发货币也要承担相当责任。在最近的次贷危机中，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也要承担相当的责任，正是由于长期的低利率政策所释放的巨大流动性，助长了房价泡沫。才使得原本合理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问题蔓延的如此深重。这些事实提醒人们，政府不过是人群的集合，即使是经过各种方法挑选出来的精英之才--想想曾经被捧到天上的格老吧，也不过是人而不是神，由他们来对经济活动进行监管和干预，未必能起到规避危机的作用，而在我看来恰恰可能相反。

中国人不应有侥幸逃脱心理

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人们回首来时之路，因为已然获得相对充足的信息，总觉得可以在过去的某个时点作出不同的选择，从而改变历史。而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种虚妄的幻觉，因为，任何人在面对未来时都是渺小而孤立的，任何人都只能依据自身所持有的有限经验，面对开放的未来作出自身的选择尝试，这一过程乃是人类进步增长之唯一源泉，尽管孤立和渺小的个体也可能集体犯错，但这不是取消--甚至也不是限制--选择尝试的理由，人们所能够做的，不过是坦然承受这样尝试的后果，并从中吸取教训。事实上，将危机带给人们的创新实践，同时也是能将我们带出危机的唯一依靠， 那种因为危机而否定创新尝试的伟大作用的想法，除了束缚人们迈向开放未来的脚步之外，什么也不可能得到。

就拿这次次贷所引发的危机来说，正如陈志武教授所指出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以及其它相关的金融发展，都是围绕着把人们从存钱压力中解放出来，进而释放消费动力。""这种模式之所以在美国社会如此根深蒂固，是由人一辈子的收入轨道所决定的，年轻力壮时最没钱，到年老退休时钱最多，而花钱消费的年龄轨道又正好与此向背，所以，信贷市场的发展就是为了帮助人们纠正这两种轨道的矛盾。"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尽管也曾经历大萧条和历次小调整，但是，伴随着消费信贷等金融创新，是美国经济接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就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社会也经历了将近20年的高速发展，经济总量由年GDP6万亿美元上升到了14万亿美元，所有这些，离开包括金融在内的创新实践，可能吗？

就在大洋彼岸上演21世纪的金融危机的同时，中国其实正在经历类似1929年前的美国式经济历程。尤其是在最近5年的所谓黄金发展过程中，在共同的乐观预期和正反馈机制放大效应之下，也有相当多的资金被投资到了远离直接消费的领域，过度投资现象极度蔓延，从最近频发的企业倒闭事件来看，指针翻转的时刻正日益逼近，对于我们这个刚刚完成一次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这恐怕是难以避免的一课。

对此，我认为，不应该有侥幸逃脱的心理，经济周期难以避免，中国难以例外。但同时，也没有必要把所谓的危机看得多么可怕，尤其是，面对可能的深度调整，更需要的顺势而为，走出危机的唯一依靠不是对自由和创新的限制，而是对自由和创新的更大释放，只有通过这样的努力，才能为走出危机寻找到出路，不应该在深度调整面前，乞灵于管制的"灵丹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