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先锋城市的基本属性。从全球的视域看，马赛、热那亚、汉堡、鹿特丹、香港、澳门、新加坡和北非的丹吉尔等等，都曾是著名的自由港，不仅提供关税的减免优惠，而且向本国乃至全球居民提供居住和言说的自由。而殖民地上海则是本土的最大奇迹。在1920-1930年代，这个被各国租界所肢解的狭小空间，竟然诞生了20世纪中国最迷人的文化产品。

 

我们已经看见，在北平遭到东北军阀的大批知识分子从时局恶化的北京南下，和优秀的外省青年汇合，在那里重建新文化的家园。鲁迅、夏衍（日租界）、巴金、施蛰存、穆时英（法租界）、茅盾、林语堂、梁实秋（公共租界）等等，这些公众熟知的姓氏，代表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趣味，却在同一自由空间里，深化着“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样的自由口岸，在短短十年里（当然也包括孤岛时期和战后时期），把文化原创推进到非凡的程度。申报、商务印书馆、明星影业公司，这三大文化产业，曾经是亚洲最富原创性的机构。如果没有日军的蓄意破坏，上海注定要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策源地。

 

作为公共租界的市政管理最高机构，工部局的下辖部门是：警务处（管辖治安）、捐务处（管理投资和募捐事务）、卫生处（管理公共卫生）、工务处（管理市政工程）、教育处（管理学校）、财务处（管理财政），以及公共图书馆、乐队和华文处（负责翻译事务）等。从这个名录中我们没有发现文化处，这意味着工部局完全放弃了对文化的管理权。这种无为而治的策略，正是老子精神的现代扩展，它超越了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对文化事业作了史无前例的“放纵”。在当时的语境下，“不管”就是最高的管理。它向文化学者提供了有力的研究样板，证明自由以及对自由的庇护，就是文化繁荣的逻辑前提。

 

更为重要的是，租界庇护了受到威胁的知识分子。中共一大和二大，均在上海公共租界举行。尽管革命先驱者仍然要面对巡捕的窥伺，但他们毕竟获得了出生的契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鲁迅，鲁迅被迫躲进日租界，在情势最危急的时刻，他甚至住进了日本人开办的旅馆。所有这些例证都向我们证实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自由空间为思想的繁荣提供了安全保障。

 

“上海现象”是20世纪的一个奇迹。如果没有上海租界的自由空间，我们今天就无法阅读到那些丰厚的文学遗产，更无法享用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球性后果。当我们继续置身于这一体制时，我们应当感恩那个伟大的城市，正是它庇护了那些危险的人物及其思想。在那个没有施加国家奖金的化肥的时代，文化却在茁壮成长，在短短十年内完成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使命。

 

 

 

在上海和北平遭遇战争威胁的时刻，延安收纳了大批流亡青年，从而变得生机勃勃起来。延安引领革命浪漫主义风尚，继上海之后，成为中国最前卫的城镇。

 

南泥湾的拓荒者不仅在辛勤地开辟着荒芜的土地，而且在耕作着革命恋情。“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洒边的流萤”（延安颂），延河成为浪漫主义的休闲广场，散步、拥抱和亲吻，红色恋人们在那里播种牛虻式的爱情，在战争迫在眉睫的年代，它们热切、短暂、稍纵即逝，犹如山野上的雏菊和芒草，超越了领袖和士兵的界线，并且成为鼓舞士气的最奇妙的动力。

 

从1936年到1942年初，延安的浪漫气息解放了人的心灵和情感，并由此发孕生着红色文艺的胚胎。爱情的自由生长，激发了文化原创的生机。延安的文艺和教育单位，从鲁艺到党校，洋溢着20 世纪罕见的自由气息。演奏西洋乐曲和民族小调；排演西洋话剧和民族戏曲；展开热烈的歌咏会，讴歌浪漫的新生活；在粗陋的黑板上，书写爱情和革命的双重诗篇。各种原创性活动蓬勃展开，人们在不倦地探寻革命话语的全新语词和句法。

 

在这样的窑洞信念中，诞生了大批红色文本，并且成为日后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典范，并且涌现了包括何其芳、冼星海、贺绿汀、古元等在内的新型知识分子，尽管此后的座谈会教条严重损害了文化的繁荣，但就历史本身而言，它的确已在贫困的陕北高原，创造出一个文化奇迹。

 

这种文化繁荣不仅基于某种反叛的立场，而且也基于一种“情感－性－意识形态”的自由维度。“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这样的咏赞，描述着延安移民的日常情感。吴伯箫说，很多从国统区来的人，都谈到过他们到达延安后，所获得的那种“解放感和自由感”。但到了1942年，它被整风运动所粗暴地打断，从此成为一去不返的奇迹，仅存于延安老人的感伤记忆之中。

 

 

 

在二十世纪，民国初年的北平和广州，都具有类似的短暂活力。在我看来，深圳在历史上也曾扮演过类似的角色。在1980年代，深圳一度成为领潮改革开放之风的第一先锋城市。它的标志不仅是这座城市本身被定义为“经济特区”，而且在于《深圳青年报》所扮演的角色。它是青年人本主义精神的南方营垒，一度大量刊发有关支持改革开放的言论，成为指导解冻时期中国的改革消息的重大源头。

 

1986年9月21日，《深圳青年报》刊发了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成员、现任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钱超英的文章：《我赞成邓小平退休》一文，顿时引起轩然大波。此后，蛇口通讯报接过了它的旗帜，继续刊发各种先锋言论，其中也包括以整版篇幅，连续七次转载我本人的长文《空心的文学》。深圳就这样成为全国青年的信念明灯。大批南下的青年知识分子，从海南转道深圳，从那里寻求精神家园的重构。而国家领导人的退休制度，在1989年以后得到了北京高层的认可，并且最终成为重要的组织原则。

 

1988年1月，曲啸和李燕杰等“青年导师”前往蛇口与青年思想移民对话，在演讲现场遭遇与会者的激烈反驳，并引发全国范围的思想争鸣，此即著名的“蛇口风波”。主持蛇口工业区工作的袁庚先生，就此公开阐明自己的立场：“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年轻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作为主政者的袁庚的观点和立场，赢得了深圳乃至全国知识界的尊敬。

 

1993年3月，邓小平抵达深圳，并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用言论的钥匙，开启了第二次经济改革运动。深圳就此成为改革新浪潮的桥头堡。这是深圳作为先锋城市的第二次崛起，但它却大步退出文化先锋的战地，拱手出让了文化先驱的称号。而即便如此，深圳在八十年代中期所做出的文化贡献，并未遭到世人的忘却，恰恰相反，它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载入了城市发展的史册。

 

 

 

我们已经看到，在城市的生命周期中，先锋的特性总是以大爆炸样式突然出现，而后便转瞬即逝，仅仅给人们留下感伤的记忆。对上述三座先锋城市的缅怀，触发了我们的深切追问和反思，那就是在中国现代城市史上，先锋状态为何总是如此短暂的？它为什么不能成为城市的永久属性？

 

历史考察似乎只能提供一种答案：这种速朽性正是城市先锋的本质。在充满变数的转型中国，先锋无法由地方官员预谋打造，也不能由刻意宣传来加以塑造，它总是无数政经元素相遇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先锋就是各种历史机遇的总和。在每一个时代，历史之神总要为我们选择一座城市，推动它变得先锋起来，并由此担当种族触角的使命。而在（尚未、即将抑或已经）完成这项使命时，便注定要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变动中黯然谢幕，被下一座城市所替代。这种古怪的先锋轮值制，就是中国现代城市的戏剧性宿命。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在此重申自由、浪漫和变革这三个ABC式关键词的价值。它们曾经分别是上海、延安和深圳的先锋特性，成为这三座城市的核心魅力，并且为20世纪中国提供了卓越的历史样本。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同时占有所有的属性，但其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使它们成为美妙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