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变得越来越温和，他不再是那个在上海街头演讲的青年，也不再是那个险些被饿死的忧郁的右派知识分子，而是作为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他对这个国家的情感也正变得温和而理性。只是这种对国家和时代的审慎情感仍然在不断变化着。2005年，当我问到他对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的态度时，茅于轼说，尽管他一直保持乐观，但在本质上，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个时代。那个时期针对他个人的一些事件让他越发尖锐，尽管他是个生性平和的人。他想要发起成立的一家慈善基金会碰到了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障碍。有关方面要求，这个民间性质的基金会必须募集到2000万人民币的资金才能够被批准——2000万和800万，这是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对非政府所有的私募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的注册资金底线。尽管这个基金会的发起人包括了吴敬链、柳传志和任志强等社会名流，他们仍然无力改变政府划定的边界（最终成立基金会的想法宣告失败，妥协的方案是将之变成一个投资基金）。他个人的言论和作品也一时难以发表。他严厉地评论我们现在是 “利益代替了理想”，“法律在道德之前，道德只是底线，可是我们现在首先是法律得不到保障”。说完这些之后，他又大声宣称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原因很简单，也让人有些沮丧——“因为从长远来看，人类总是要进步的”。

三年过去之后，他没有再直白地表达自己对国家和时代的个人情感。只是，他说自己已经看到了进步。如果说杨佳之死让很多愤世疾俗的人看到了种种问题，却让茅于轼看到我们越来越关注人的生命，而这在漫长的视平民生命为草芥的中国历史上，是难以想象的——这样说时，他扬了扬放在面前的唐德刚著作《晚清七十年》；与此同时，政治斗争也不再以失败者付出生命为代价。

但是青年呢？这个世界的青年已经和那些在1949年走上街头的青年们不再相同。他们摇摆着，一会儿给人希望，一会儿又把希望他们能创造新世界的长辈们打入绝望之境；时而表现得机智、勇敢，时而又陷入狂热和非理性。“年轻人总是太容易受到影响”，茅于轼说。在最近的关于18亿亩土地红线的争论中，他被这些青年们怒斥为“汉奸”，而这种谩骂在此前已经多次出现过。这真让人感到尴尬：一个国家的道德楷模，总是因为自己的勇敢言论而被这个国家的年轻人辱骂。

在2009年的1月14日，他要度过自己的八十岁生日。他曾经目睹了这个国家的分裂和统一，经历过战争和死亡，也曾见证一个新政权的挫折与重生。旧世界的年轻人已然老去，曾经炽热的情感也开始变得温和。世界终于还是要变好，它依然应该值得我们用1949年那位二十岁青年的情感去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