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老师的精神境界和思想高度

茅老师经历了太多的人生坎坷。年少时遭遇日本侵略，在颠沛流离中体会到国家积贫积弱之痛。大学毕业，正值新中国成立，怀着满腔热情投入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在艰苦奋斗中追求国家强盛的梦想，成绩迭出。可不出几年，他在稀里糊涂中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农村忍饥挨饿，一度全身浮肿。“文革”中又被抄家、批斗和殴打，最后被发配到山西接受劳动改造。后来，他有机会重新成为一名研究人员。面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茅老师不能不感慨万千，强烈感到社会制度的进步对于每一个公民的极端重要。正如鲁迅看到社会的弊端，从医学救人转向文学救世一样，茅老师看到经济体制的缺陷，也从工程学转向经济学——经国济世之学，并进而深入到人权、道德和社会制度的研究领域。

茅老师原为铁道工程师，本来就有扎实的数理基础，加上多年的理工实践和对数学的勤奋自修，使他养成了严密的逻辑思维习惯和超强的推理洞察能力。在常人看来的简单事实，在茅老师眼中却可发现背后隐含的深刻道理。或许出自于曾经挨饿的下意识，他举例说，如果把当前丰盛宴席上吃不完的食物调剂到发生饥荒的时间或地点去消费，在食物消费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对人或社会的总效用却能大为改观。也就是说，通过改进分配方式，对食物的利用效果可以改进。用抽象和推广概念的方法，把以上直观可靠的事实提炼和上升为“有限资源的择优分配”，构成了他称之为“择优分配原理”的观念基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人均资源却并不富裕，所以减少浪费，合理使用有限资源，不仅是经济学的一种阳春白雪，更是中国百姓未来安身立命不可违抗的准则。为国为民的强烈动机，文理兼通的洞察能力，加上得心应手的数学工具，三项合力，终于孕育出以中国人命名的一条最优化数学原理。很多人对择优分配原理的称赞，我认为都不到位。它不但有数学的严格性，而且横跨经济和技术两大领域，是一个在思想高度和视角广度上堪比牛顿力学体系的思想成果，更是一个前提极少而结论丰富的公理化体系，足以使人高山仰止。

茅老师还认为，社会的进步既取决于制度的改善，又出自每个人的道德风尚和合作精神。因而他身体力行，对每一个人总是保持着真诚善良的态度。他从不依附权贵，也从不怠慢布衣。在众多的年轻朋友中，有不少是他“屈尊就驾”主动结交的。例如他给我就写过几十封信，也给许多人写过大量的信件。这些信件即使多年后读来，其精辟的见解和拳拳之心也足以令人感动。对取得些微成绩的人，他还经常主动打电话表示祝贺。1999年我在《青年思想家》杂志发表《试论既有实践中社会主义始兴后衰的基本原因》，用“测量基础的变异”来解释计划经济的兴旺与衰变，茅老师主动打来电话表示祝贺。所有这些看上去的小事，似乎是平凡的，谁都能做到的，但如同在平凡的岗位上成为时代标兵的雷锋一样，大量、长期和自觉的言行，汇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魅力，正所谓“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茅老师不止一次地说过，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自己的祖国富强起来，让过去的悲剧不再重演。他像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热爱生活，憧憬未来。当你看到他神情专注地打太极拳的身影时，立刻就会感受到他也喜欢鸟语花香，追求幸福和健康。所不同的是，他绝不以损害别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赵燕玲说过这样一个故事：“茅老师下放农村，一度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极端饥饿的情况下，活着的人只有一个本能，就是寻找食物。而茅老师面对一锅公用稀粥，不会像别人一样动脑筋多舀点米出来，而是给自己碗里舀进好多稀粥水。房东老大娘看着这个老实人饿得厉害，偷偷在他被子里放了张饼。他发觉后不是赶紧吃了，反而到处打问这是谁的饼子。”这件事虽然非我亲见，但我完全相信是真的，因为符合茅老师的一贯理念。他对于悲惨岁月的反思十分质朴而深刻：“对于那些暗中帮助过我的人，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他们这样做并不图回报，甚至还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是有良知的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几千年，中国的文化得以保存至今，正是靠着他们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报答他们的最好方法，就是学习他们，并用他们的精神教育后人。”

茅老师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是我们中华民族当中的一个普通人，但作为不懈地追求真理与高尚的一个分子，又切实超越了普通人。一个人一生能有择优分配原理这样一个成果，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了，何况他学术成果挂满枝头。

随着时光的推移和中国体制改革的深入，茅老师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赞誉。但近年来，他所发表的一些观点又遭遇尖锐质疑。如何理解这一点呢？在我看来，西方经济学如同牛顿力学，在“低速”情况下十分接近真实。但在“高速”情况下就不再适用。当今社会正在加速前进，西方经济学所产生的某些政策主张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偏差。就茅老师自己，他信奉亚当·斯密的学术范式，说“人是自利的生物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幸”，但他践行的又往往是明显的利他行为。这种矛盾本身就提示，既有的西方经济学应当从范式上加以革新。而茅老师在他所信奉的范式中，始终保持着严肃、认真乃至虔诚的学者风范。

我为能成为茅老师的学生而骄傲，也为能够结识他而感到幸运。“德高学深，一代师表”这八个字对茅老师当之无愧。以择优分配原理为代表的思想成果和他那永不褪色的人格魅力，定将成为一代人心中的丰碑。

茅老师指导我写好学位论文

在茅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初步选定的论文题目是《择优分配的最优化原理在基本建设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初稿约23000字，涉及择优分配原理在标准投资回收期、投资方向、基本建设规模、基本建设宏观效果评价、基本建设战线调整、规模与效果之间的关系、基本建设自身结构、工期及基本建设产品质量、施工进度计划的安排、最大基本建设规模等十个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都属于“热点问题”。写好后，自我感觉良好，拿去给茅老师看。茅老师说，应用范围虽广，但都不够深入。军事上有“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道理。与其诸多问题泛泛而谈，不如就其中一个问题深入讲透。他帮我一同思考，最后确定就上述第十个问题“最大基本建设规模”深入研讨，拟定论文名称为《积累率控制模型探索》。为此茅老师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帮我提出了一个计算公式。虽然它在进行资料分析时被我做了较大更改，但在形成最终模型的思路进程中，起到了不可缺少的引导作用。

论文对积累率问题给出的分析结果是，我国积累率应在21.6%与28.8%之间为最优，至于偏向区间的哪一头，取决于即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偏好，但无论如何不应超出这一范围。这个结果，细化和论证了陈云同志和经济学界关于积累率应在20% —30%之间的论断。因而在论文答辩中，虽有人反感（不习惯使用数学方法），但因过硬的推理和结论得以通过。不久，在西安举行的全国第一次数量经济学年会上，我这篇论文入选，会后被收录于《理论研究》杂志(1982年第4期)。从形式上看，这个模型对西方经济学中著名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做了改进和推广，因此一经发表即引起国际反响，还收到了美国罗得岛州立大学合作研究的邀请。再往后，经人民大学龚德恩老师从数学上进一步完善，改写为《用最优控制方法研究我国的积累率问题》，发表于《信息与控制》杂志。数年后,“积累率控制模型”被科学出版社以及至少五所高校分别出版的“经济控制论”类教材所收录，也引起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重视。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茅老师，我挣扎一番也还是能毕业的，但不会有高水平的学位论文。或者说，这篇论文其实反映了茅老师在经济理论上的水平，他只不过借此对我安排了一次“老师引进门，修行在自身”的训练。论文终稿之前的原稿《择优分配的最优化原理在基本建设经济管理中的应用》，也被山西省建委的《山西基建文集》（1981年）全文刊出。因此，我有时半开玩笑地说，创造择优分配原理的第一人是茅先生，应用择优分配原理的学生我算第一个。2008年，我主编的开放教育教材《经济学若干难题研究》正式出版，在思想方法的海洋中遴选了有重要思想价值的若干篇章，包括欧几里德的公理化方法、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奥卡姆的思维经济原则和茅老师的择优分配原理。尽管此时择优分配原理早已声名鹊起，但它应名应分地进入到高校教材之中，成为大学生的课堂作业，可能还是第一次。

在茅老师的关怀下成长

当时聚集在茅老师身边的有好多年轻人。经常见面的有宋国青、张维迎、梁天征、粟树和等，偶尔也能见到杨小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经济生活还不富裕，茅老师对我们这些穷学生不但毫不见外，还经常请我们到他家作客，于饭前饭后讨论书本上的学问和现实中的一些课题。有时聚会的人比较多，茅老师的夫人赵燕玲上茶上菜格外忙，茅老师则主动夹菜夹肉给每一位客人。有一个时期，大家甚至感到会定期受到邀请去茅老师家“讨论问题”，同时足吃一顿。有一次我自己都觉得吃相太过，有点不好意思。说来那时真有些傻，还以为我们对茅老师多么重要。后来才明白，这是茅老师以自己有限的工资，有意识地给学生们改善生活，补充营养。

茅老师对青年学生的关心还表现在他的悉心挂念。记得1981年夏天，北大学生宋国青有一段时间没到茅老师家作客。百忙中的茅老师居然觉察到异样。当时学生宿舍没有电话，茅老师担心他会不会生病，不顾骄阳似火，戴着草帽，专程骑车几小时，亲自上北大探望。当知道宋国青正在赶写一本著作而紧张忙碌时，茅老师才放了心，并反复叮咛他注意身体。茅老师还经常给我们大家一些学习用具，譬如质量好的钢笔、文具等。这些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东西，对那个年代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及时雨。至于书籍，茅老师给我的就有十本之数。

茅老师经常给大家这个那个，却从来不要我们的任何东西。有一年春节我回陕西宝鸡探望父母，说起茅老师，父母提醒我带两瓶西凤酒表示谢意，特别叮咛以酒谢师是古往今来的尊师传统。可回到北京，茅老师无论如何不收，说自己不喝酒，还说按照择优分配原理，应把它分配给更需要的人。

在茅老师的关照下，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不但在学问上大有长进，而且有一种精神上的依靠和一种心理上的恬静，如同身边有个随时可以解难救急的宽厚父兄。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我在茅老师手把手的引导下，进入了数理经济学的大门，并且成为较早传播这类学问的研究人员之一。

1981年秋季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原国家建委经济研究所。因机构改革，我的工作又变动到国家建设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等单位。1988年，我被选调到国家体改委，进入中南海办公。直到1992年又因工作需要调入一个机要单位，因工作的特殊性质，这才同茅老师和原来的朋友来往少了。这十多年间，作为茅老师家的常客，就我亲身所感，亲眼所见，都是茅老师给予大家，而我没看到也想不出大家给了他什么。按照人生常识，长时期的单向给予，只有父母对子女才可能，连兄弟姐妹之间都难以做到。可茅老师做到了，做得很平静，做得很自然，做得无悔无终。中国老百姓有一句恳切之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茅老师对于我，对于一批人，这样长期的关怀备至，无私给予，完全称得上如兄之友，如父之师。

顺便提一句，1999年，我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多年并已成为研究员。茅老师主持的天则研究所开展政府体制改革课题研究，又给了我一次研究机会。我联合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兼中建总公司科技部负责人的陈祥福研究员，完成了《工程建设施工招标投标中的问题与解决办法》的研究报告。这篇报告后来被有关方面使用。在我和同事心目中，茅老师行政上虽已退休，但思想上仍然是运筹帷幄的师长。

屈指一算，认识茅老师快三十年了。三十年是一个人、一代人的生命旺盛区间。但至今我都不知道如何回报茅老师。也许，我永远都没有可能，茅老师也永远都不需要任何回报。这个客观存在，对我的精神世界有着强烈的震撼之力。它让我相信无私和崇高人格的真实和完美，进而认识到为劳苦大众、为全体人民谋幸福的光荣和崇高。

正因为有幸认识茅老师本人，我确信他开办保姆学校、在贫困山区创办小额贷款扶贫基金绝非来自于营利目的，完全是出自于帮助弱势群体的善良之心，是为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奉献的一份力量。在私人权益得以张扬的潮流中，这些高尚之举理所当然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不说世界银行行长的赞扬，也不说国内亲朋的积极赞襄，单说我的一次经历：2007年我到甘肃省一个贫困县出差，碰到一个普通百姓，他不知道省长是谁，甚至也叫不出县长的名字，但却知道千里之外的茅于轼。原来茅老师的扶贫善举，经过老百姓的口口相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了。

爱因斯坦在纪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一段话，用在茅老师身上，我认为十分贴切：“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

（作者为中央直属机关某单位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