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著名学者在接受某报采访时说：“破坏一个东西不大难，但建设一个东西却不那么容易,而人类社会是靠建设而不是靠破坏来维持其存在的”。“实际上，立比破要难得多，破了不见得能立得起来。”“对中国，特别是目前的中国来说，更需要理性的、建设性的东西”。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我国现代化建设正面临着的战略机遇期，也是诸多矛盾的凸现期。加之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故而“不确定性”势必要更多一些。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空条件下，更多地强调一下理性和建设性，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所谓理性，就是理智地发表言论、控制行为的能力，亦即在面临某种问题时，能够注重思考、讲究方法，尽量冷静、审慎地发表意见、采取行动；所谓建设性，就是以积极、正向的心态去看待事物、解决问题，其核心在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及未来导向。一般来说，理性主要是指态度，建设性主要是指方法，二者紧密相联、互为依存。龙永图在一次演讲中说，他参加世贸谈判十几年，对国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宣示并普及了“双赢”思想。所谓“双赢”，显然是理性、建设性地处理非对抗性矛盾的最佳选择。
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认为：“理性不应被看作一个无限延伸的、其界限只能大致为我们所了解的平面；它倒是应当被比作一个球面，从表面的弧形曲线可找到它的半径——亦即为先验的综合命题的性质所规定——由此可确定它的圆周长和面积。”他所说的“先验的综合命题”高深莫测，我们不妨将其理解为业已被认识的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注重理性和建设性，实际上就是正视客观存在，遵循客观规律。作为“一个球面”的理性和建设性，自然有其内在的规定性和限制性，不允许头脑发热、无所顾忌地信马由缰、恣意妄为。当然，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喜怒哀乐乃人之常态，谁也不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百分之百地保持理性；与建设性相对的批判性和破坏性也不能完全予以否定，批判和否定旧事物理应是建设新事物的必要前提，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不破不立、先破后立”。但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有理性，批判和否定的最终目的还是建设。因此，无论是处理个人和家庭的日常事务，还是面对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问题，都应该注重理性和建设性。正如罗素所说：“理性的力量也许是弱小的，但它却坚守如一，永远朝同一方向行进，而非理性的那些力量却永远在无用的纷争中自相残杀。因此，非理性的每次狂荡最终都会使理性之友强大起来，并再次表明他们是人类惟一真正的朋友。”
理性和建设性，可以成为每个真心希望中华民族复兴且有责任心的公民之行为指南。有许多事情，包括现在人们普遍关注的腐败、贫富悬殊、道德滑坡、生态环境污染等社会弊病，我们不能仅仅止步于感情性地义愤宣泄，更重要的是要探究问题的缘由与关键之所在，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措施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为解决这些问题作一些贡献。应该看到，这些问题是改革和发展实践进程中发生的问题，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原因，是同新旧体制转换相伴随的代价和阵痛，难以完全避免，只能通过更加全面深入地改革和发展来解决。对于一个合格的公民而言，热情、激情、血气方刚固然重要，但坚韧、耐心、谨慎、冷静同样不可缺少。只有将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以适当方式有效地参与到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合力中去。而且，世间的事物往往很复杂，客观的真实有时难免会被虚假的表象所遮掩，这更需要依靠理性和智慧搞清楚事物的本来面目。如果没有全面、准确地了解真实情况就感情冲动、意气用事，轻率、鲁莽地发表意见并付诸行动，那不仅起不到任何有益作用，还会恶化事态，授人以柄，使问题变得更复杂、更难以解决。
党政领导者和执法机关掌握着公共权力，坚持理性和建设性尤其显得重要。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反右派、“大跃进”和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60年代中期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均与最高领导者理性和建设性的严重缺失直接相关。现在，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错综复杂的诸多矛盾，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全面、深入地推动改革和发展，这是当代中国最大、最根本的理性和建设性。对于现实生活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对于由某种偶然因素引发的群体事件，也要坚持理性和建设性，注重对话和沟通，注重疏导和引导，注重探究根源之所在，按照民主法制的途径和方式去解决问题，决不能动辄采用行政强制手段，更不能轻率、粗暴地以专政手段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已经够多的了，千万不要重蹈覆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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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需要多一些理性和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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