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作为综合实力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而且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部分，“软实力”注定要受到世人关注；而在“硬实力”影响逐渐式微，文化与价值观的影响力却日渐凸显的时代背景下，“软实力”就表现出空前的重要性。北京大学中国软实力课题组自组建以来，一直专注于“软实力”问题的探索。现在，课题组已经对各层次软实力进行了通彻的理论研究，不仅在中国语境下发展了经典作家的国家“软实力”概念，而且深化、系统化了人们对其他层面的“软实力”的理解。人民网理论频道将独家发布其研究成果，欢迎理论工作者和广大网友一起交流探讨。
　　“软实力”概念的首创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教授主要在国际政治领域谈论“软实力”，也就是说，他所谓的“软实力”，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也就是国家软实力。
　　按照我们的理解，硬实力是一种可以直接改变现实的能力，通过发挥这种实力，主体可以消灭博弈对手，或者削弱或解除博弈对手的行动能力，或者改变博弈对手所面对的利益格局，从而达到改变对方行动的目的；而软实力是一种改变博弈对手对现实的感知的能力，它并不改变现实本身，而只是改变了现实在博弈对手眼中的价值，而这同样可以改变对方行动，并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原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说：“从本质上说，物理的‘力’，是人类用来‘化’自然界的；而文化的‘力’，是人类用来‘化’自身的。”两种观点相互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把握软实力的资源或载体和构成要素――资源与要素之间的关系在于，人们对常常是根据资源来对要素进行划分的，因此，一种要素就对应一种资源的功能――是理解软实力的重要一环。约瑟夫·奈指出，人们在使用软实力这一概念时，常把软实力与软实力资源或软实力载体相混淆。有人认为，文化具有吸引的能力，所以文化产品就等同于软实力。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占有“能力资源”不等于一定能够取得预想结果，后者还取决于应用“能力资源”时所处的具体环境或所具备的具体条件。把美国在文化方面的软实力仅仅理解为可口可乐、好莱坞电影和牛仔裤，那实在是对软实力概念的误解、滥用和庸俗化。
　　在不同时期的著作或者文章中，约瑟夫·奈对软实力的资源或载体有着不同的厘定。概括他在1990年发表的“软实力”一文中的观点，可以看到，他认为文化、意识形态、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等构成软实力的载体，而在2004年为中文版的《硬实力与软实力》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他认为，“确立预期的能力往往与无形的实力资源相关，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被视为合法的或有道义威信的政策等”。后来，在2004年出版的《软实力――世界政治致胜之道》一书以及2006年发表的“软实力再思考”一文中，他明确归纳出了三种主要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者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2007年，中国全国政协委员韩方明撰写指出，“坊间一般将软实力集中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影响力，即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安排上的影响力和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力”。严格说来，这种表述是有毛病的，但是，人们仍然不难体会到，“坊间”认为一国的软实力载体是文化、意识形态、制度和外交。
　　另有观点认为，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认同力、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基本路线和发展战略的执行力、国民的凝聚力、民族的创造力、文化的感召力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等。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认为，软实力分为政治实力和文化实力两个方面，“软实力＝政治实力×(1＋文化实力)”，“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文化实力包括了全民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新闻媒体、电视电影、服装饮食等很多方面。……政治实力包括了领导人意志、社会制度、政治原则、国家战略、决策程序等多方面”。这种观点很容易勾起人们的疑问。例如，实力是有时间性的，所谓“政治实力”和“文化实力”都是相对某一个时间点而言的。如果阎学通的意思是，某一个时间点（或者时间段）上，一国的软实力取决于该国在这个时间点（或者时间段）上的“政治实力”和“文化实力”，那么，根据该公式，一个没有“政治实力”的主体就没有软实力可言。但是，事实上，已经灭亡的国家或者民族，其文化却可能被继承和发扬，从而影响一个别的国家或者民族。当初，希腊被罗马侵略者消灭，但是，罗马却将希腊文化继承了下来――如果没有罗马的继承，现在的西方世界恐怕就不能说自己的文化源头是希腊文化了。诸如此类的事实说明，文化可以独立产生作用，未必需要政治措施来运用它。实际上，对他国而言，本国文化、价值观、制度、政策等被他们理解并整合进他们的思想体系之中了，本国的对外软实力就已经形成。这时候，这种整合已经改变了文化接受者的思想观念，它就像一个炸弹，无论本国其后是否采取政治措施，它都会或强烈或微弱地影响他国上下的行为。实际上，这才是符合我们的界定――“改变博弈对手对现实的感知的能力，它并不改变现实本身，却改变了现实在博弈对手眼中的情感价值或者道义价值”――的“软实力”概念。
　　在《软实力在中国的实践之一――软实力概念》一文已经对中美两国学者对“软实力”概念的界定做出了对比。这种基本范畴上的分歧进一步反映到两国学者对“软实力”资源基础的不同理解之中。除此之外，我们认为，之所以在软实力的载体上出现这样的观念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各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还有待澄清与深化。例如，所谓的“基本路线和发展战略的执行力”实际上取决于文化、意识形态、制度、政府架构以及国民素质，以及路线和战略本身等多种要素特定形式的结合，作为一种综合效应，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它本身是无法学习，无法模仿，不能作为榜样的，其他国家充其量只能学习、借鉴影响它的某些要素，比如意识形态、制度、政府架构、路线和发展战略等；而对于本国而言，它也是无法直接予以改进的，人们只能通过调整影响它的因素来间接地提升它。不过，它毕竟具有一种工具性价值，也就是说，如果它是一个容易测定的概念，那么，它倒是可以作为一种衡量这些要素的综合效应的指标。另外，民族的创造力取决于民族文化、制度、政策以及国民素质等要素；国家的凝聚力，归根结底是由文化、政治价值观、政策和制度等多方面要素决定的――正如驻印度使馆公参郑清典在谈论印度的民族凝聚力时所说，“民族凝聚力既属于文化范畴，也属于政治范畴。除文化范畴内的因素外，今天印度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同样也是与印度政治、经济变迁、与印度进步力量的成长壮大、与印度反帝、反殖的民族斗争及复兴经济争当世界大国等等均是密切相关的。”作为所有国家都追求的一种价值，国家凝聚力的强弱是一种结果，一种表征，是这个国家的多种资源的对内软实力的体现，因此具有增强或者削弱一国政治价值观、发展模式和制度安排等的吸引力的作用，是其他国家选择学习还是排斥该国的标尺之一，就像经济增长速度是一国发展模式的吸引力的关键依据，而它实际上是发展模式选择的结果和反映一样。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这意味着，凝聚力倒是可以作为反映文化、政治价值观和政策、制度等方面的表现的指标来看。当制度、为文化、政策、意识形态等这类基础性范畴已经提出时，继续提出上层概念，也就是由基础范畴所决定的概念，是不大妥当的。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其中很多内容基本上都可以纳入约瑟夫·奈的框架。
　　我们认为，如果从中国的角度来界定国家软实力，那么，这种软实力的资源主要有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国内政策）、制度、外交政策以及国民素质等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五类。
　　（1）文化
　　约瑟夫·奈则认为：“当一个国家的文化涵括普世价值观，其政策亦推行他国认同的价值观和利益，那么由于建立了吸引力和责任感相联的关系，该国如愿以偿的可能性就得以增强。狭隘的价值观和民粹文化就没有那么容易产生软实力。”这句话实际上说明了文化资源提升一国对外软实力的条件和方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专家王鸿刚指出：“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现代国家的崛起应当有配套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作支撑，否则其崛起很可能成为一种暂时现象。”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七届党代会，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表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简短的一句话对文化的对内和对外价值均给出了高度地界定。
　　下面我们将分别从传统文化、流行文化和高雅文化的角度阐述文化对一国软实力的作用。
　　传统文化
　　无怪乎约瑟夫·奈在谈到文化的功能时不提传统文化：美国只有200多年历史，没有多少传统文化可言。虽然美国的文化其实也发端于希腊文明，算是源远流长，但是希腊文明毕竟是不属于自己国家的东西，是不应该拿出来说事的。另外，如今的好莱坞大片、电视、流行音乐、商业文化、科学技术以及政治思想等等，已经让美国风光无限，无人能望其项背，它也无需再去借助传统文化之力了。
　　20世纪伟大的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当初当西方人向非西方世界的人们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念时，他们是真诚地对全世界开了一个玩笑，买卖双方都以为是货真价实，结果却不然。盲目地接受西方价值观念的结果，使得非西方世界陷入了双方始料未及的一种普遍的灾难之中，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种普遍的“精神分裂”现象。在此基础上，非西方世界中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完全接受西方的文化模式，或者说采取“全盘西化”的方式是不可能真正解决本国的现代化问题的，一个民族要想强盛，就不能老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唯一的出路在于，发掘本国的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以其作为现代化进程的精神根基，并广泛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作为本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促进力量。于是，在上个世纪初，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不仅传统文化的精神要旨需要批判的继承和发扬，而且诸多传统文化形式也要得到保护。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说，“文化遗产保护本身就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和中国国际文化形象塑造的重要基础。”
　　在世界的另一头，西方基督教世界在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启蒙和世俗化过程之后，近二十年来也出现了一种保守主义潮流，表现出某种再神圣化的要求。以基督教信仰作为文化认同的根本纽带，似乎已经成为西方人的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曾经提出“文明冲突”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一书中指出，随着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价值在全球传播和确立，美国越来越丧失其独特性，国家界线日益模糊，美国的民族认同受到严峻挑战。因此，亨廷顿强调“美国人应当重新发扬盎格鲁－新教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成为他们自由、团结、实力、繁荣以及作为世界上向善力量道义领导者的地位的源泉”，不然就“将使得三个世纪以来一种语言和一种核心文化――盎格鲁—新教文化――的美国变得面目全非”，国家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目前的这种保守主义潮流似乎就是对亨廷顿担忧的回应，回归、反刍传统文化，借以强化民族个性以增强民族凝聚力。正如《世界政治》所说：“也许（对产生我群意识――民族）最重要的是存在着被感觉是共同历史的一系列历史经历和背景。斯托辛格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一个民族由于共同的过去和对未来的共同向往而产生的集团归宿感’。杰克曼认为‘民族主义需要一种对于共同的历史和政治传统的召唤’。”那么，作为共同历史的见证和结晶，传统文化的复兴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因此也就承载着重大的使命――显而易见，传统文化是历史除了历史知识之外的另一种体现。
　　这两个世界的事实正好印证了美国社会学元老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一种观点。贝尔认为，现代社会的良性运转有赖于“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政治领域的自主义、文化领域的保守主义”。
　　对于中国来说，传统文化对于增强国家软实力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中国的现代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相当落后，以至媒体发出“文化‘逆差’触目惊心”的感叹，只是到了近几年，情况才刚刚有点改变。而在这种变化中，人们也很容易看到，中华文化的散播，实际上主要是中华传统文化而非现代文化的散播，尽管可能是现代形式包装下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独具特色，而且内涵普世价值，可以作为文化吸引力的基础发挥作用。旅英中国资深媒体人陈冰就表示，“没有宗教偏见，没有宗教战争，使得各种宗教传进中国后，争斗锋芒都被过滤，进而相互尊重，彼此共存。打磨各种外来宗教的争斗锋芒，中国文化的这种包容性和净化能力不仅是‘软力量’的核心部分，而且正在给世界和谐竖起参照镜面。”不难看出，这里所谈的中国文化，主要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至少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具备这种特征。除此之外，中国的现代文化也需要通过与传统文化结合，才能够增强吸引力。精英文化
　　人们对“精英文化”存在两种不同理解，其一是社会精英的文化，其二是高雅文化。两种文化存在重叠性，但是在此我们不作深入的剖析，姑且当作两类不同的文化来对待。这样处理无损于我们的观点。
　　与流行文化相比，对社会精英的文化加以影响所产生的政治效应更加一目了然。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的一席话道出了占领社会精英层的文化领域对于国家而言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对我们国家来说，与那些曾在这里接受过教育的未来世界的领导人们的友谊是最宝贵的财富，我想不出比这更有价值的东西了。”一个国际教育团体的报告则表示，“在过去的岁月里，数百万在美国留过学的人构成了我们国家了不起的善意储备”。外国留学生通常怀着对美国价值观和制度颇为欣赏的态度回国，其中许多人后来身居要职，并对美国所看重的政策发挥影响。或许文化接受方的表态更能说明问题。曾留学美国，后来成为克格勃高级官员的奥雷格·卡路金（Oleg Kalugin）表示，从1997年回首以往，“交流对于苏联而言就是特洛伊木马。他们对苏联制度的侵蚀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这种交流多年来持续影响了更多的人”。
　　如今，中国也受到很多非洲国家的青睐，这个地区的不少政要后裔都到中国留学。按照上述人士的观点，这样的局面对于未来的中非关系，对于未来中国在非洲地区的影响力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加上适逢遵循华盛顿共识谋求发展的道路遭遇惨重失败，而中国的发展模式备受推崇，中国又以不附带条件的方式提供大量援助之际，中国对该地区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之大，是不难想象的。学术和科学的交流对于其他国家的影响机制与经济实力类似，一方面，学术和科学的相对先进性构成价值观和制度的合理性、先进性的体现，从而为价值观和制度提供了合理性支持，另一方面，它们通过提供吸引力来“附带地”给他国灌输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先进的学术科学对他国知识界构成强烈的吸引力，能够吸引国外学者的到来――这正是我们在美国所看到的景象。约瑟夫·奈认为，“就算当时美国的一些怀疑论者害怕苏联的访问科学家和克格勃间谍会‘肆无忌惮地窃取机密’，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些到访者在摄取科学秘密的同时，也吸取了政治思想。许多这样的科学家成为了苏联国内人权和自由化的先锋。”
　　至于高雅文化，从其对国内民众的影响上讲，它可以提高一国民众的民族自豪感，进而有助于民众爱国情操的升华；另外，它也有助于增强人们向善的动力，维持和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巩固和强化社会的进步力量，减少威胁社会和谐的因素――这是由高雅文化本身的进步性或者对善与美的追求与表达决定的。实际上，高雅文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杰出创造力的体现，是对人类力量的一种肯定，从而可以产生一种激励效果。而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从冷战期间的事件体会其影响力。当时，美国剧院、歌剧公司、博物馆等众多非政府机构曾在苏联表演或者演出。一位苏联音乐家意识到，他们所受的培训曾让他们深信西方的堕落，但是来自波士顿、费城、纽约、克里夫兰和旧金山的优秀交响乐团年复一年的演出使他们的信念发生动摇，“堕落的西方怎么会有这么出色的乐团？”可以想见，音乐家心中萌发的这种怀疑将会威胁到苏联政府及其所宣传的意识形态在他心目中的威信，可能使得他在是否支持反美的问题上变得迟疑。对于苏联，这种影响是破坏性的、危险的，但是对于美国，它却是积极的、建设性的。二战后期，鉴于海德堡是德国浪漫主义的精神圣地，盟军将它从轰炸名单上划掉了，它得以保存了完整的旧貌。在这里，文化具备比枪炮还要有效的“说服力”。高雅文化的主要特点就在于美，它诉诸欣赏者的审美能力，以情感上的征服为目标，表现出的则是创作者优秀的创造才能和崇高的人格与情操。因此，一个拥有丰富的高雅文化资源的民族，势必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一个伟大的、值得尊敬的民族。正是高雅文化的这种含义，使得它成为了一种软实力资源。
　　流行文化
　　韩国在世界上的形象通过奥运会、世博会、亚洲足球赛等国际活动发生了转变，而韩国在中国的形象则是通过韩国产品、韩国人及韩流影视作品抽象出来的。我国社科院学者朴光海引用了一个外交官的话说：“几十名外交官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取得的成果，还不及一部电视剧。”这足以为流行文化的巨大力量提供鲜活有力的证明。
　　约瑟夫·奈指出，“流行文化具有的政治效应并不是全新事物”，荷兰历史学家罗伯·克鲁斯（Rob Kroes）指出，早在20世纪的消费革命之前，19世纪欧洲有关航线及移民社会的海报就勾勒出了美国西部作为自由象征的形象，年轻的欧洲人“长大后建设的富有意义的世界带有美国的因素和象征”。
　　流行文化的吸引力甚至帮助美国达到了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例子之一就是二战后欧洲民主的重建。澳大利亚历史学家雷纳德·瓦恩莱特纳（Reinhold Wagnleitner）说：“二战后许多欧洲国家对美国流行文化的快速适应对它们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做出了积极贡献。它以自由、随意、活力、解放、现代化、年轻化等基本内涵使欧洲战后文化大地回春并充满活力……顺从市场和商业的指令也包含了从传统习俗及其他多种束缚中得以解放的因素。”正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总结的，“不管军事力量和政治许诺为美国在冷战期间赢得在欧洲的成功奠定了多么重要的基础，是美国经济和文化的吸引力真正赢得了大部分年轻人的心智，使其拥护西方民主……当真正的消费兴起时，真正的社会主义很可能就要被淘汰出局了。”
　　综合起来看，流行文化大体上在两种意义上提升一国的软实力。其一，并不包含价值观内容的流行文化，其本身就可能受到国外普通民众的喜爱和欢迎，从而提升一国在这些民众中间的吸引力和亲和力，并为该国的文化产业拓展和维护发展空间。例如，日本的卡通、漫画常常塑造一些可爱可亲的人物形象。对于亚洲地区的民众而言，由于他们与日本人在文化和价值观上存在极大的共通性，很多时候就谈不上日本在对他们灌输什么独特的价值观，恰好相反，正是大致相同的文化背景帮助了日本卡通、漫画在亚洲地区的流行。再比如，章子怡在国际演艺界的发展改变了外国人眼里中国人的形象――拖着长长的辫子，长一张大饼脸。显而易见，这不是一种价值观抑或意识形态的功能。其二，包含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内容的流行文化的输出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改变国外普通民众的观念和态度，使他们能够理解、接受甚至支持一个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国家的政策和行为。中国学者何新指出，“意识形态有硬软两面：硬的一面是政治理论体系，软的一面是文艺体系。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硬的一面在其宪法及政治理论中，软的一面在好莱坞。”美国作家本·瓦顿伯格(Ben Wattenberg)则表示，美国文化包括浮华、性、暴力、无聊和物质主义，但这并非是全部；它同时也描绘了开放、流动、个人主义和自由等特征的价值观。约瑟夫·奈指出，“信息与娱乐之间的接线从来没有像这些知识分子设想的那么明显，在大众媒体的世界，这些界线就变得更加模糊了。流行娱乐往往包含着具有重要政治效应的价值的潜意识形象和信息。”
　　实际上，除了政治涵义而外，流行文化还包含着以个人为主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内涵，而且其本质更多地也还是后者。但是，即便并非宣扬政治观念的流行文化，通过对个体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表现为对民众一个个个体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的影响――也可以间接地影响一国的政治。因为一国的文化，或者说主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与该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之间存在联系，其他国家民众对该国流行文化的接受为他们进一步接受该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可以说，流行文化就像是一个通往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认同深渊的滑坡。
　　（2）政治价值观
　　政治价值观与政策（包括发展模式）是政治价值观的体现，因此，人们可以从政策的效果上体会到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后应对恐怖主义的一些内政举措带来了能削减他们的软实力的风险：美国政府对移民的态度变强硬了，新的签证制度使一些外国学生倍感沮丧；对穆斯林信仰容忍度的下降损害了美国在巴基斯坦、印尼和阿拉伯世界的形象。中国的发展模式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推崇甚至成为他们效仿的对象，但是却受到发达的西方世界的批评，在人权、法治和平等等诸方面饱受诟病。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一国政治价值观与国内政策影响到该国的国际吸引力。
　　无怪乎各主要国家愿意追求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认同，共同的思想基础使得一国的政策行动更容易得到理解和支持。在所有国家中，欧洲对美国的支持程度总是比大多数其他国家都高。这不仅是因为冷战期间美国给予欧洲巨大的支持――实际上，欧洲国家获得这种支持也可以算是政治价值观和制度的吸引力的实质成果：正是共享自由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使得美国愿意发起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也因为美国与欧洲的政治价值观和制度具有更大的统一性――欧洲同样重视民主、自由和人权，将这些价值放在政治制度的重要位置。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将独立、稳定和发展放在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位置，自由、人权等价值则退居次要地位。这种基于共同的背景下的共同的政治价值秩序使得各发展中国家能够相互理解与体谅，能够以同情和宽容的态度相对。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表示，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因为中国没有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体系。无论她的这种说法是否完全正确，至少她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只有拥有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体系，一个国家才能真正强大。美国学者加里·哈特在谈到美国需要新的大战略时指出,“美国现已拥有了经济、政治和军事三方面远远超越其他国家的实力,同时美国还拥有第四个实力,即思想的力量,历史上几乎没有或仅有少数几个伟大国家曾经拥有这样的实力。这一实力体现在我们的建国原则、宪法对于我们是谁的陈述、我们的信仰以及我们所选择的管理自己的方式上。众多国家将追随我们,因为这一思想的力量将远远胜过我们所有武器具有的力量。”正如摩根索所言:“国际舞台上的权力之争不仅是对政治优势和政治统治的争夺，而且在特定的意义上是对人们思想的争夺。国家的权力不仅依赖于外交的技术和武装力量的强大,而且依赖于它的政治哲学、政治机构和政治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所有这些表述，都无一例外地对政治价值观的重要地位予以了肯定。
　　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对于一国内部事务也具有直接而重要的意义。中国学者何新认为，“政党组织（在功能上相当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和教会）、意识形态（包括宗教）以及法律和国家制度，这是维系任何一个国家制度的四大基础支柱。”“无论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的任何国家，都需要有一种适应其政治需要，并为其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服务的政治意识形态。无此，则国家制度即丧失其法理性的统治根据，丧失对其合法性的论证，必然会导致国家政治制度的颠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则基于经济分析指出，意识形态节约了人们必须拥有的信息数量，也涉及到对人们生活和行动于其中的合同安排或制度安排的公正性和合理性的判断，从而影响到一国的经济绩效。一个社会的健全的伦理道德准则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粘合剂。没有意识形态,无论维持现存秩序、还是废除现存秩序都不可能。
　　中国的民众应该对意识形态的这种功能具有深切的体会：建国之初，中国政府的腐败现象极其罕见，社会状况甚至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地步；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形势急转直下，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腐败问题严重到危及党和国家命运的地步，社会上尔虞我诈的现象也比比皆是，令人扼腕。而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意识形态调整――以经济建设取代政治斗争之后的中国，意识形态一度出现真空。何新对此总结到，“缺乏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转变，正是当代改革陷于被动局面的原因之一”。这正符合诺思的观点：任何成功的意识形态都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其基本目标是为不按简单的、享乐的、个人对成本收益计算来行动的团体注入活力。（3）制度
　　十七世纪的英国与荷兰在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马尔萨斯循环定律”，特别是英国，一举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但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指出，两国“工业方面的发展同农业一样要归因于在要素和产品市场方面建立了一套更为有效的财产所有权”。同样，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之后逐步走上强国之路，而“明治维新”显然不是科技创新，而是制度创新。这就从事实上证明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甚至可以在没有科技进步的情况下，单独依靠正式制度的演进来实现。1841年，通过对西方诸国经济史的对比考察，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得出结论：“个人的生产力大部分是从他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中得出来的。”言下之意，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生产力诸因素的组合方式和发挥出来的生产力截然不同。实际上，即便是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发展，也是在制度创新之后，受到新制度的激励而得以实现的。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郑永年指出，所有以前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所谓的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的话对制度的功能给出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的时代浪潮的形成，关键不在于科技，不在于人，而在于制度。由此可见，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制度都是根本性的，具有极端重要性的。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广义的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类。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出来并通过国家等组织正式确立的成文规则，包括宪法、成文法、正式合约等。非正式制度则是指在人们长期的社会交往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一系列约束，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狭义的制度则仅包括其中的正式制度。而我们作为“软实力”的一种资源的制度，也主要是指正式制度。前文所谓的制度的根本性同时意味着文化、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根本性。而两相比较，非正式制度更为根深蒂固，正式制度想要发挥作用也必须与非正式制度相兼容。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认为，在美国的形成中，法律（政治制度）比地理位置更重要，习俗又比法律和政治制度更重要。他认为“正是习俗的影响造就了繁荣”。
　　对于外部世界，一国的制度也一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将制度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当属新加坡。“（新加坡）通过雷厉推行法制，创造一个法律严明、司法公正的社会，为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和种族和谐奠下基础。新加坡的成功当然依靠许多因素，但健全、高效率、公平的法律机制可说举足轻重。”新加坡以自身的建国历程证明，法律架构能直接影响经济竞争力，正是凭着健全的法制，新加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肯定，在许多衡量竞争力的国际调查中名列前茅。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所编制的《世界竞争力年报》，新加坡长久以来都因拥有最健全的法律架构而名列全球第二。香港的政治及经济风险咨询机构，则把新加坡列为风险最低的亚洲经济体，评定司法制度的素质自1996年以来便排在前二名。而世界银行所公布的《经商报告》则显示，从2005年起，新加坡便超过纽西兰，成为全球最容易经商的地方，比美国、香港、丹麦等竞争对手更具吸引力。另外，“健全的法律机制不只富国，而且利民。新加坡独立的司法制度，便为民众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让人人得以伸张正义。这不只赢得人民的信赖，也让跨国公司对于在新加坡解决纠纷充满信心。政治及经济风险咨询机构便认为，新加坡作为‘安全城市’的声誉甚至超越香港。”2006年10月，法庭委任独立研究公司就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进行调查便显示，95％的受访者认为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是公正的，而96％的受访者同意法庭公平对待个人、公司或政府部门，另有97％的受访者同意法庭公平对待不同语言、宗教、种族或社会阶层人士。这些调查数据，都在显示新加坡的司法制度让国人“信心满满”。
　　回头看中国，许多年来，国人都在争论中国是该坚持共产党的一党执政还是效法西方，实行多党制。无论多党制到底是否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这场论争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都说明，这种源自西方的政治制度对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都更具吸引力。另外，虽然意识形态不同，但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很多制度一直是中国学习的榜样。我们为推进国企改革而提出的“现代企业制度”就是从西方世界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制演化而来的概念。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语汇里，“国际惯例”这一说法频繁出现。尽管有些时候，所谓的“按照国际惯例”只是为了谋求局部利益，但是这一概念频繁得到使用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了一种观念，一种价值取向：国际惯例代表着先进，代表着公平和透明等制度价值。无论如何，值得效仿或参考的制度构成一国吸引力的重要来源之一。
　　其实，即便不说先进的制度本身可以增强一国的软实力，它也可以作为一种诱因，吸引他国民众去“顺便”接触和了解本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政策等多方面的情况。因为要学习一种制度，必须弄清楚制度所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否则就可能造成盲目照搬，水土不服的后果。而这种“顺便”效应，也正如约瑟夫·奈在谈论美国学术文化的吸引力时所说，“就算当时美国的一些怀疑论者害怕苏联的访问科学家和克格勃间谍会‘肆无忌惮地窃取机密’，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些到访者在摄取科学秘密的同时，也吸取了政治思想。许多这样的科学家成为了苏联国内人权和自由化的先锋。”实际上，制度与流行文化相似，同时在两种意义上提升一国的软实力。
　　（4）外交政策
　　明确的说，外交政策包括一国所倡导的世界理想和具体的对外举措两部分。外交政策对国家软实力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赢得了很多国家对中国的支持与欣赏；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塑造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近来的和谐外交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减轻了很多国家的民众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心，为中国在世界上赢得了普遍的好感。而所有这些成就，对于塑造一个和平、友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对于消除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减少国际社会制衡中国的力量都是不无裨益的。总体而言，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主要是对外政策的功劳。再看其他国家，约瑟夫·奈指出，伊拉克战争将美国的软实力“消耗殆尽”――实际上，伊拉克战争被认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终结者，伊战之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变化。2005年4月，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竹内行夫在一篇题为《2004年的世界形势与日本》的文章中指出,迄今为止日本外交实力一直是靠经济实力来支撑的,鉴于日本经济的现状,这种实力已难以为继，今后日本要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形象力”,在外交上加强“提案力”,提高“说服力”,提出具有日本特色的主张。约瑟夫·奈指出，“如果（外交）政策是基于涵盖广泛和规划长远的国家利益之上，就比狭隘和短视的政策更容易吸引人。同样，如果政策要传递的重要价值观为大家共享，政策会更具吸引力。”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外交对一国软实力的作用，以及作用的条件和方式。
　　在信息时代，一种历史上不大受重视的外交模式――公共外交成为新宠，备受世界各国的关注。公共外交是以信息和语言为主导的外交决策行为,以一国政府机构为主体，以国外民众为对象,强调外交实施国(主体)与国外民众(受体)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外交形式。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雷阿隆·威克斯(Rhiannon Vickers)认为,公共外交是国际政治的必要组成部分,其兴起的原因在于:其一,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国家已失去对信息的垄断权,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压力集团、不同政见者和恐怖分子的网络不断增强,实力正向不同行为体扩散,在一个“多中心”和相互依赖的体系中互动。其次,相对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等硬实力而言,由于新媒体手段不断涌现,各国民众参与国际关系的兴趣渐浓,迫切希望获取其他国家的信息和政策结果,世界舆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国际体系中软实力的地位也愈来愈被各国看重。美国咨询委员会1998年的一份关于公共外交的报告《全球化通讯时代的民众和外交家》则归纳指出,“在信息化、民主化、英特网和全球性市场体系时代下,公众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公众通过选举、游行示威以及非政府组织等方式,极大地影响了其政府的对外政策。”
　　针对拥有不同政体的国家，公共外交具有不同的效果。相比较而言，公共外交对于民主国家的政治效果最为显著和立竿见影。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民主国家的政府需要尊重和反映民意，根据民众的喜好来颁布政策，因此，获得了这类国家民众的支持也便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该国政府的支持。至于专制政体，公共外交的政治效力则要弱得多，而且常常只是在长期内才能产生效果。这是因为其专制政府较少受民意的左右。当然，这些国家的民间力量也有抵消和平衡政府力量的作用，只是多数情况下，这种力量相比其政府权力要弱小很多。因此，对于专制政体，传统的政府对政府外交所产生的效果倒是更为及时而且有力。不过，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与专制政府的交往也受到了舆论――主要是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的政府和民众――的限制，常常会受到责难。2007年，即便是一贯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的中国政府，也受国际舆论和其他国家政府压力所迫，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问题采取了积极举措。这次事件表明，传统的以外国政府为对象的外交形式，多了一项非传统的成本――要求乃至致力于使该政府维护一定水平的人权状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间友好关系对对象国政府的吸引力，同时也降低了对对象国进行公共外交的机会成本，并提高了对第三方国家进行的公共外交的收益。
　　综合起来看，对外政策不仅对一国在国际社会中受欢迎的程度，进而该国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且还直接影响着一国的国内政治和经济。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指出，“帝国的角色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难以扮演的，因为它意味着国家必须承担起提供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的义务。如果这一切不能得到回报，就会在内部导致严重的紧张状态。”事实恰好证明了他所言不虚：一方面，2007年10月22日，布什总统要求国会增加460亿美元的拨款，用于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以及其他国防开支。而美国国会的报告显示，到了2008年，美国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所付出的经费将达1万6000亿美元，大约比政府所要求的8040亿美元多一倍；单是伊拉克战场的开支便达1万3000亿美元，一个四口之家得承担1万6500美元。该报告指出，未来的经济成本更高，在2003年至2017年，美国得为这两场战争付出3万5000亿美元，那相当于每个四口之家付出4万6400美元。另一方面，2007年的一次美国民意调查显示，有60%的美国人认为入侵伊拉克是一个错误，和越战时的反对比例相当；另有40%的受访者主动表示，伊拉克问题是影响2008年大选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持这一态度的人比认为医疗改革更重要的人多两倍。科罗拉多学院教授大卫·亨德里克森 (David C. Hendrickson)认为，“其实美国人民无须别人来提醒他们，任何行使不加限制的权力的情况表明一种初期政治病症的危险的信号。对权力的制衡正是我们建国元勋们留传给我们的思想遗产，这一思想是我们宪政的中心议题。”这说明，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违背了本国的传统政治理念，是很难得到本国民众的一贯支持的。要维系这样一种政策，也就势必需要像小布什所做的那样，挑战政治传统，扩大总统和政府的权力――而这显然就是一种对内政的重大影响。
　　实际上，对外政策是塑造一国国家形象的主要渠道，反过来也可以说，国家形象主要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在国际社会的受欢迎程度――也正因这种侧重性，国家形象只是对一国软实力的粗略反映。
　　（5）国民素质与形象
　　美国耶鲁法学院法学教授蔡美儿（Amy Chua）指出，“宽容是实现霸权不可或缺的因素”。对此，他这样解释到：“要主宰世界，不仅仅是在本国或本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一个社会必须在全球科技、军事和经济发展上处于领先地位。在任何一个历史时刻，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人力资本，无论是智力、体力、技能、知识、网络、动力还是创造力，永远不会局限在任何一个种族或宗教群体之内。要在全球范围内超越竞争对手，一个社会必须吸引并激励全球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无论其种族、宗教或背景如何。从波斯帝国到大蒙古帝国，再到大英帝国，这是历史上一切超级强国所做到的，而且它们是通过宽容做到这一点的。”在这里，蔡美儿谈论的虽然是宽容对于成长为超级强国的必要性，但是他同时更指出了超级强国的关键因素——“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人力资本”。实际上，人们不难看出，宽容只是获得这种关键资源的手段，真正造就超级强国的，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人力资本”，正是这种资本赋予了宽容以重大的价值。也就是说，蔡美儿同时也在告诫人们，人力资本对于国家实力的强弱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我们知道，人力资本主要是以国民素质为基础的——各个国家固然可以通过吸引国际人才的方式来补充本国的人力资本，但是，本国的人力资本仍然还是主体；更何况，对外吸引的人力资本与本国的人力资本具有正相关关系：本国人力资本不充足，国家所能吸引到的国际人才也会极其有限。
　　2006年的《光明观察》载文指出，“从近代各个大国崛起的因素分析，优化和塑造优秀的国民性格和素质非常重要，甚至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几度不败、终将崛起的决定性因素。要塑造一种团结进取、光明磊落、百折不挠、遵纪守法的良好的整体民族性格，这样的国民性格象弹簧一样，屈伸自如，并不会一压就扁，也不会松弛无度。这样的弹簧式民族性格，恐怕是个最重要的因素。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重要的软实力建设。”另外，中央文明办协调组组长李小满也表示国民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维度。他说，近几年来，一些中国公民的旅游陋习，严重损害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批评，人民群众反应强烈。因此，国家将用3年左右时间，实施“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维护国家的荣誉和尊严，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国民形象是国民素质的反映。我们不能说这种反映一定准确，但谁要是说一个开放的，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已经很高的国家的国民形象在基本层面上是其国民素质的扭曲，恐怕他是在画饼充饥，自欺欺人。而且即便国民形象是扭曲了的，它也会对一国民众产生实质的影响。我们很清楚地方民众形象的影响力。在中国，人们经常觉得河南人道德败坏，不愿意相信他们，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甚至有的房主在打算出租房屋时，一听说想租房的是河南人，就拒绝对方；另外，也有不少人觉得湖北人精明过人，不敢和他们做生意，生怕自己吃了亏。这就说明一个地方的民众留在别人心中的一般形象对于该地区民众所受到的待遇是存在影响的。这种心理在国际交往中同样存在并发挥作用。比如，我们经常听说犹太人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会做生意。无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它都产生了实在的效力——实际上，很多犹太人表示这种观点失之偏颇，他们指出，在他们的民族里，会做生意或者说生意做得好的也只是少数。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很多讲述犹太人的生意经书籍，我们不知道这些书籍是否受欢迎，但是这并不重要，至少，关于犹太人的观念驱使很多人去了解、研究这个民族，影响了很多人的行为。
　　凤凰卫视著名时事评论员杨锦麟有过一番引起广泛讨论的讲话。他认为，“对于中国的软实力传播来说，章子怡和孔子同等重要。”他分析说，章子怡在国际演艺界的发展改变了外国人眼里中国人的形象——拖着长长的辫子，长一张大饼脸。在这一点上，章子怡的作用不比孔子差。如果说孔子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章子怡就是现代中国人的形象代表。孔子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的是一个拥有博大精深的文明的中国；而章子怡带给世界的，是一个美好的，充满现代气息的中国人形象。如此说来，“章子怡和孔子同等重要”，实际上就意味着营造一个良好的国民形象与传统文化的输出对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同样一种文化，可能在这个国家会受到欢迎，而在另一个国家受到排斥，或者在某个人群受到欢迎，而在另一个人群受到批判；对于同样一种政治价值观，外国的民众和政府可能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外交政策也不例外——中国无条件的援助受到非洲国家的欢迎，欧洲国家却不以为然，要给中国扣上新殖民主义的帽子。这意味着单纯关注资源本身是不够的，衡量一国在某个对象身上的软实力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约瑟夫·奈指出，实力不仅取决于资源，而且还取决于运用资源的具体情势。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和评估国家软实力时，需要具备全面、系统看待问题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