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以人为本"。人的本质特征是思想。所以，西方思想的发展线索清晰而完整。思想，是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发展的火车头。
　　中国文化，"以君为本"。君主把全国的百姓当作工具，中国人因而就失去了人的本质特征--思想。没有思想是中国文化的表象，也是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只有量的增减而没有质的飞跃的原因；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千年停滞`循环轮廻的秘密。
　　我所谓思想，是指人对自己的认识能力的认识和对世界本质的思考，并以此为出发点，对人类历史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的解答。人类进行社会革命，经济革命，科学革命都是以思想革命为基础的。二千年来，中国的思想不能引导中国历史前进，二千年来，中国历史虽然
　　大起大落，充满动乱，但是循环往复，踏步不前，都在证明中国没有思想。今年"7`4"美国国庆日，布什总统在网上向中国网民发表谈话。他一开始就讲道，"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我们不仅没有把统治者关进笼子的现实，而且没有把统治者关进笼子的思想，我们有的只是"以君为本"的传统生活。相比之下，中国确实没有思想。虽然我们也有世界大同的理想，有天下为公的愿望，有志士仁人的努力，有民族几千年的奋斗，但由于没有思想，没有把统治者关进笼子的梦想，没有建立把统治者关进笼子的制度，没有实现把统治者关进笼子的现实，因此，我们每次向人间天堂的进军，都掉进了最可悲的人间地狱；每次辉煌胜利，带来的都是最可悲的失败。强大的秦帝国昙花一现，顷刻瓦解，繁华不再。几年之后的汉初，宰相也只能坐牛车。汉的文景之治，武帝功业没有辉煌多少年，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不仅宣判了大汉王朝的灭亡，而且带来五胡乱华，南北分裂，辽阔的国土，成了最残酷的人类屠宰场。大唐贞观盛世，开`天盛世也没有辉煌多少年，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又把中国推进五代十国的痛苦煎熬之中。北宋的繁荣，南宋的发达都是空前的，曾几何时，金人的铁蹄踏破了东京汴梁，连皇帝都成了俘虏，元人的铁蹄踏遍了天涯海角，逼得大臣背着小皇帝跳海。在异族蹂躏下，汉人成了最底层的奴隶。明朝崛起，气象一新，没有多久，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推翻了大明，迎来了满清，百姓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大清的康`乾盛世至今人们还赞不绝口，可惜列强入侵，割地赔款，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亡国灭种的危险，开除球籍的威胁，痛定思痛，仍感痛心。我们再不能让这样的厄运再重复了。清算"以君为本"的文化传统，建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文化，还我思想，还我人格，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唯一出路。
　　中国"以君为本"，由来已久，大约应该从大禹治水开始祘起。相传，"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岭。""于是尧听四嶽，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在这种情况下，"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之功不成受诛，乃劳神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正是依靠禹这样的首领，亲执耒臿，身先士卒，"股无胈，胫不生毛"，三过家门而不入，甚至"生启予不子"，才把大家的力量动员`组织起来，最终战胜了大洪水。人战胜了洪水，是人的胜利，不是神的胜利。这是中华文明最大的长处和短处：不信神，但是信首领。"有了禹，才有成功，禹为成功之本"。从洪灾幸存者的欢呼声中，"以首领为本"的信念产生了，成为初具规模的中华民族`由此发轫的中华文化最鲜明的胎记。后来统一的大帝国出现，产生王朝，领导者变成纯粹的统治者，百姓也由主动服从变为被动服从。统治者手拿鞭子，站在自己亲手制造的笼子外边，成了驯兽师，老百姓成了关在笼子里被驯服的野兽。"以首领为本"也就转变为"以君为本"。
　　这个转变是在流血的过程中完成的。大禹成为万民归心的首领，完全是因为他功高德劭，贡献巨大。他儿子启做首领继承人，可全凭老子的关系。本来，大禹准备"以天下授益"。可是，"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冾。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这也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如果说，帮助大禹治水的益佐禹日浅，"天下未冾"，那么，启还谈不上佐禹，更应"天下未冾"，启怎能取益而代之？不是大禹生前实际上已靠启而不是靠益辅佐治理天下，启的势力和影响远远超过了益，就是启的家族势力在禹生前即已恶性膨胀，家可敌国，超过了益，甚至于二者同时存在。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说明"冾天下"的标准变了，由才德和贡献，变为势力和影响。统治者已走出虚拟的笼子。有反对者起来挑战，要把统治者重新送进笼子。"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这场战争的性质是，把统治者重新关进笼子，还是让统治者冲出笼子，任意自"冾"的决战。值得注意的是，启用了被后代统治者奉为圭皐的手法；神化自己，魔化敌人。"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勦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人家明明是不服他破坏"冾天下"的规则，擅自冲出牢笼；自己明明是破坏规则，背信弃义，化公为私；却偏偏要说人家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的大逆不道罪人，而自己是替天行道的正义化身，"今予维共行天之罚"。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拿一桶墨，去丑化敌人，美化自己。这两股污水，从民族发展的源头上即滚滚而下。其污染之重，危害之深，可想而知。"以君为本"，君自然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结论是可怕的，"天用勦绝其命"。结果"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以君为本"就这样，一开始便建立在战争废墟和战死者骸骨之上。
　　这是必然的。存在决定意识，主要依靠体力战胜自然灾害，争得生存权的人，本身思想就不活跃，除了用力量解决问题之外，不知道解决问题还有第二种方法，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时，只会打。然而，要人把君主的利益当成自己的利益，也不容易。因为人是有脑子的，有思维的工具，就会产生思想，不会总让人摆布。而君主的一己私利决定一切的现实，又要求人们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所以，君主便用编造谎言，把"伦常治道的人生智"这些巩固君主统治的信条，做为文化知识的唯一中心和全部内容，塞满人的脑子。强制百姓做他的工具，做他的武器，为他出力，为他卖命。这些强制能够成功，实赖于中国人不善于思维。人是什么？自己是谁？宇宙是什么？为什么是现在的样子？这些形而上的问题，中国人很少发问和探索。中国人只爱实实在在地考虑形而下的生产劳动，衣食住行。穷人食要果腹，衣要蔽体；富人要食前方丈，披锦戴银；百姓土里刨食，"三十亩地一头牛"；士大夫权里刨食，护官有符，升官有图。非常奇怪的是，经常天马行空，奇思遐想的西方人，唯心而想，务虚求美，但发展很快，民族生活水平很高，家族的流传也很久远。而思想实际，要求具体的中国人，唯物而想，千年苦干，民族生活水平很低，文化水平也很低，也没有流传久远的大家族。为什么？可能唯心而想，心越想越聪明，创造力因而也越来越高；而唯物而想，物限制了人心，心受限制，聪明就被蒙蔽，创造力也随之萎缩。中西歧途，由此分界。而中国的统治者利用强化百姓的愚昧，推行愚民政策，唯我独尊，言出法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就为中国人立了千年踏不破的鉄门坎。为什么？没有解释。传统文化就是这样，只要提出问题就行了，不需要论证，因为没人会问为什么。"以君为本"，君主就是一切，君主就是合理性。他说是他的，那就是他的。"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老百姓"不识不知"，统治者当然用不着解释论证。"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稀里糊涂，就把百姓关进了笼子。
　　愚民政策虽然厉害，人民思想仍要发展。诸子百家争鸣，就是这个不可阻挡趋势的产物。扑灭人民思想最有力的先例是秦始皇帝。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给百姓翻新了一个旧铁笼:"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不过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斗争，社会发展了，诸子百家，箸书立说，各路宗师，开宗立派。民族智慧突现，民族灵光乍洩，不识不知已不可能。形势是严峻的。始皇帝和他的朝廷都认识到消灭思想的重要性，"天下无异议，安宁之术也"。为了使"天下无异议"，消灭思想，秦始皇采用了两种方法，成为后代统治者扼杀思想的传家宝：一是焚书，二是坑儒。
　　史载，李斯建言，"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李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並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所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鯨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独裁者采纳了这个恶毒的建议，言出法随，雷厉风行，"挟书律"直到代秦而立的汉朝第二任皇帝手上才解除。挟书律虽然解除了，但是焚书的精神未死。"罢黜百家"何尝不是不焚之焚？百家的精神生生被窒息了。"独尊儒术"也是不焚之焚，独尊之下，儒家的精神被活活阉割了。禁止出版，删节篡改，也都是焚书的变种。千年流行，至今不绝。何况焚书劈板，又时有发生。秦始皇帝的流风余韵，真是源远流长。 
　　问题是，把草割了，只要根还在，草还会长出来；把书烧了，只要写书的人还在，书还会写出来。所以，斩草要除根，焚书必然要坑儒。秦皇坑儒虽说不是焚书政策的直接延伸，但精神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使"天下无异议"。史称，秦皇为了治理国家，寻找不死药，曾征集了不少方士儒生到首都咸阳。没想到，"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懾伏慢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乃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这些寄人篱下的方士儒生，不过看不惯，窃窃私语而已，既没有公开反对的胆量，更没有策划反对的行动，仅仅是明哲保身，远祸避害，落荒而逃，不再参与。书呆子们不知道，专制制度的要害就在专，一人说了祘，不许有异议，异议比异动更危险。所以，"始皇闻之，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转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逃走的不知真正逃掉没有，留下的倒是确实遭了罪，"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先秦人少，读书人更少，四百六十余不是小数字，而且诏告天下，在当时引起的震动，一定不小。心惊胆战的老百姓，会更加小心翼翼地看好自己的嘴巴，大秦帝国的土地上，再难听到反对朝政的声音了。从此天下无异议。从此天下无声音。大独裁者心头的满足，是难以名状的。秦皇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有名，主要原因并不在与他统一天下的赫赫武功，而在于坑儒。后代儒生提到这件事，无不心惊肉跳，怒火万丈，在对秦始皇痛加挞伐的同时，也为秦始皇在历史上扬了名。其实，这里也有不少的误解。诽谤秦始皇的，有儒生，也有方士，被牵连定罪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也应是这两种人的混合，说坑儒，并不确切。另外，始皇以降，二千年间，党祸`文字狱诛杀的读书人，多得数不胜数。一个案件即处死数百成千上万的士人也不少见。即如毛泽东便常常自嘘他超过秦始皇多少倍，一个反右，坑儒几十万。在迫害读书人方面，绝非秦始皇一个人独擅胜场。但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两招，又确实为"以君为本"的中国封建社会消灭思想，使"天下无异议"开了先河，成为统治者治天下的不二法门。　
　　虽说是不二法门，形式上还是有所变化的：坑儒变为化儒，焚书变为独尊。
　　所谓化儒，就是改造儒生成为唯我所用的工具。这个过程是在统治者施压和儒生投靠互动配合的情况下完成的。惊心动魄，骇人听闻。汉初大儒叔孙通的经历，最具代表性。史有明文，"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乃亡去。"朝廷是龙潭虎穴，面对现实，不能说实话，说实话则受罚，说假话则有奖。要活命，则只能委曲求全，虚与委蛇，昧着良心说假话。然而，虽能应付过关，逃得活命，人格尊严，学术真谛，也就同时全丢掉了，遭人唾骂，是罪有应得。主子在压，自己在卖，一个正直的读书人就这样变成了跳梁小丑。
　　在叔孙通蜕化变质的第一幕里，读书人是被迫的，虽可鄙，亦可怜。人格良心全部抛弃之后，在蜕化变质的第二幕里，主动拿学术和尊严来换取名利地位，甘当走狗和打手，除了鄙视，再也得不到一点同情。史家详记，逃离秦廷的叔孙通几经周折，投奔刘邦麾下。"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在二世朝被迫"言之谀也"的叔孙通，到刘邦手下之后，察言观色，迎合上意，见机而作，左右逢源，不仅言谀，而且行媚，结果一帆风顺，步步高升。虽说目的是重要的，方法有时也能决定一切。再高尚的目标，只要用了卑鄙无耻的手段，高尚也就变成卑鄙，伟大也就变成渺小。路德说，为了崇高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也仅是说说而已，不过为了鼓舞士气罢了，不能当成真理。不能替为了个人利益而使用龌龊骯髒手段的人辩护。为了利益，忘掉思想；为了时代，忘掉永恒；叔孙通开了个恶劣的先例，把儒家引向做政治帮佣的绝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儒学大师，追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仁人义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正人君子，摇尾乞怜于权势脚下，信口雌黄于大庭广众之中，起孔孟于地下，唤子路来重生，怕羞于认这后起之秀。刘邦封叔孙通为稷嗣君，不知这位地痞无赖出身的君王，是一点不懂稷下之学呢，还是存心戏弄嘲笑儒生？在当时，不同流合污，敢于说实话，面斥叔孙通奸邪的儒生也并不少，可惜在劣胜优汰的机制下，都凐灭消失了，长存的都是叔孙通之流的货色。汉儒之中，本来还有坚持理想，信仰学说的坚定分子。自从那几个劝皇帝禅让的儒生被害之后，就再没有敢在皇帝面前倡尧舜禅让的人了。至于皇权瓦解，臣子逼宫，禅让说辞是手段，不是信仰，不可一概而论。
　　问题的严重就在于，叔孙通赢了个大满贯。刘邦如仪受朝臣跪拜，"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逮着老鼠的猫就是好猫。叔孙通赢了，叔孙通也就成了圣人。叔孙通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没有跟专制统治者不同的异议，而且擅长揣度统治者的心意，每每先期说出人家要说的话，做出人家要做的事。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儒家学派，如何在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里生存，叔孙通进行了成功的实验。他的秘诀是，既不要盯住过去，又不要盯住未来，既不要盯住自然，又不要盯住生产，而要牢牢盯住"当世之要务"，一切以当权者的政治需要为转移，甘当政治工具。焚书坑儒之后，儒家崛起，叔孙通起着关键作用。他让统治者看到了儒家无人可比的重大用处，他让儒生看到了儒学可待挖掘的巨大时义。孔孟之道，其实要改为叔孙之道才对。
　　在"以君为本"的社会里，君主的意志决定一切，而君主的意志又随环境变化不定，总在"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政策和策略"是生命线。书呆子不通此理，硬套原则，恪守祖训，自然到处碰壁，无一是处。叔孙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弃理论而就形势，弃原则而重策略，弃思想而靠政治，只要做上政治巨人，宁肯充当思想侏儒，就成了后代儒生二千年间一脉相承的共同手法。叔孙通确实是汉以来儒生的不祧之祖。叔孙通的变化其实是儒家变化的缩影，是统治者施压和儒家投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是后世缺乏司马迁那样的大手笔，使后人如我们无法看到儒家像叔孙通蜕变那样惊心动魄地蜕变画面。
　　叔孙通是志愿钻入笼子的，还有很多读书人也愿意钻进来。如何使所有的读书人都志愿钻进来，都只能钻进来，并且无论钻进来与否，都心无怨言，成了统治者的心病。又经过许多年许多次的实验，终于到隋朝找到了一条规范的途径，建立了完善的机制：科举考试。相传唐太宗看到应考的士子鱼贯进入试场，兴奋地说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足见这种制度对"以君为本"的国家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以君为本"，关键是要人们没有思想。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生活复杂，怎么能不产生思想呢？只有让有思想能力的读书人，按规定只读一种书，只想一个问题，只说一种话，才自然不会产生新思想。科举考试就有这样的功效，所以唐太宗才那样高兴。果不其然，后来科考规定只能在四书中出题目，考生作文只能代圣贤立言，文体必须合乎八股要求，笼子越做越精致，思想越压越贫乏。除了官方规定的对孔孟之作的解释和官家告示外，思想空空，一无所知。所以，中国历史就只能在原地徘徊`轮迴，不能突破，不能前进。在每一个瓦解的封建帝国的废墟上，长大的仍然是一模一样的封建王朝。虽然有徐光启这样的先知，皈依基督，相信科学，但除了翻译几本欧洲的自然科学著作外，以首辅之重，仍无力突破科举笼罩，科学窒息的局面。虽然有黄宗羲这样的先知，否定君权，呼唤人性，然而吉光片羽，不成气候，未能形成启蒙思潮。虽然有康熙大帝那样英明的君主，也跟外国传教士学习英文，学习代数，但也只是个人爱好，不曾像同时代的彼得大帝在俄罗斯冲破封建体制，推动近代化那样，推动中国走向工业化。虽然有洪亮吉比英国人更早提出人口问题，但毫无对策，只属清谈，无补于中国人口成倍增长，成为中国贫穷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成为中国今天发展的一个最严重障碍。一千年来，在浑浑噩噩中做着老子天下第一美梦的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都在麻痹中慢慢腐烂。
　　这完全是历代统治者以奴化儒，以儒化天下的杰作。化到这种程度，也是颇费周折的，暴力是自始至终的伴娘和产婆。最有名的是明太祖朱元璋那句话，"士大夫不为君用者罪该抄杀"。杀伐之重，可谓空前。诗人高启就因为不合作，在39岁的盛年，被腰斩于南京。明人笔记中甚至于有这样的议论，国朝初年，士人动辄得咎，鲜有善终，是专来还债的。清朝的文字狱，较朱元璋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一句诗，一句话，一个字，一篇文章，杀人灭门，株连九族。读书人担惊受怕的程度，读书人学问思想的浅薄，从晚清龚自珍的两句诗，可知一二："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就像被杀怕了的中国男人留下辫子一样，被杀怕了的中国读书人，服服帖帖交出了思想和思想的权力。中国人的脑袋成了摆设。所以，直到欧洲列强用炮舰敲开了封建帝国的大门，我们才从黑甜乡中惊醒，睁眼看世界，才发现自己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然而思想的建设是艰难的。想改变中国的英雄豪杰，搞太平天国，搞辛亥革命，搞共产主义革命，也只能向欧美思想求助。移植的秧苗敌不过本地的野草，欧美的思想敌不过"以君为本"的传统，洪秀全仍是当万岁，蒋介石坚持的仍是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毛泽东钟情的仍是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万变不离其宗，外国思想的孙悟空仍难逃脱中国思想如来佛的手掌心。坑儒以来，化儒之功，儒化之效，可谓举世无双，空前绝后。中国苦难，可谓创深痛巨，惨绝人寰。
　　焚书的效果则没有坑儒化儒那么直接。史载，孔氏子孙就在自家的院墙内藏有典籍，伏生则把典籍记在脑子里，条件好了再背出抄下。始皇帝烧的书至今流传，生动地证明焚书失败了。汉家统治者记取了这个教训，改焚书为选书`解书。在集中闪现民族智慧的诸子百家中，反秦皇之道而行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家尊崇的这个儒家，已不是孔孟原创的那个儒家，而是经过叔孙通实践，董仲舒改造的儒家。"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什么是天？什么是道？为什么道出于天？为什么天不变道亦不变？为什么儒家讲仁，讲义，讲礼，讲信，这儿又冒出个道家的道？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不回答，只要提出命题就行了。有立场，有态度，有观点，就是没有道理，不讲道理。唯我所用，任我所用。这就是董仲舒改造儒学的基本方法。公羊传明明是景帝时始出，硬要说成创于子夏，突出公羊传精义在"大一统"。"春秋无义战"，何来一统！武王伐纣，分封天下，何来一统！"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始于秦嬴政。"汉承秦制"，当然要"大一统"。为了当前的政治需要，编造改动古代典籍，是焚书之后的又一大发明，并不仅以今古文《尚书》为然。"以君为本"，君的需要可以改造今人，当然也可以改造古人。"托古改制"和"文艺复兴"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汉儒造经改经的规模是空前的。皓首穷经者大有人在，注疏动辄千言万语，越解越奇，不得要领。文字垃圾遍地，儒林成了克隆前儒思想木乃伊的展览馆。不要说治国平天下，就连人心也安不了。大汉天朝崩溃了，天下大乱，老庄登场了，无为化作清谈；佛教登场了，色空化作劝善。既无补于强国，又不利于安心。《三教珠英》，就反映了"以君为本》的社会遇到麻烦，统治者病急乱投医，用佛老化儒，用儒化佛老的窘迫。焚书只是一时限制了儒家典籍的流传，并无损于它的存在。而三教合流，虽有益于儒家典籍的流传，却无补于它被进一步阉割的命运。
　　最早站出来从佛老进攻中抢救儒学正统的是韩愈。"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荀扬之后，问题更大，择焉而有错，语焉而有误。于是他要替天行道，仗义执言。而实际上，除了突出道统的概念外，韩愈别无建树。因为儒家并不独立，它以统治者的需要为转移。统治者既不需要人们有思想，就需要把人们的思想能力放在它的笼子里。儒家的笼子用了好几百年，已不太好使，需要编造新的笼子，三教坐桩，就是在尝试。试验虽不完满，但也非毫无可取之处。韩愈全盘否定，不合时宜。相形之下，宋明大儒提出"理"`"心"两个概念，吸纳了佛老的精神，化腐朽为神奇，儒学又成了精致的新笼子，安下人们躁动不安的心。任何思想，都有多样发展的可能性，结果是这样发展而不是那样发展，完全是由人选择决定的。因而在"以君为本"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思想的任何异动，都只能结出窒息精神，扼杀思想的恶果。即如理`心只论，如果走上欧美主观`客观`唯心`唯物的思路，也许能引导国人达到对世界的新认识。然而在封建主义中国，心`理二说只能证明"以君为本"的国家是合理的，在人心中，不容置疑，必须服从。
　　"以君为本"编造的笼子，控制了人们的思想，也就控制了人们的方方面面。"诗缘情"，"诗言志"，缘情`言志都是要求直接间接为封建制度服务。"文以载道"，"宗圣""征经"，都是要求一切精神活动全为"以君为本"的封建社会服务。像徐光启那样的一代大儒，重为台辅，皈依基督，其著作除了译著《泰西水法》`《几何原本》`《农政全书》尚有历史文献价值外，大量的奏议，表赋，书信，碑铭，诗词，今天看来，对提高认识能力，打开思路，活跃思想，毫无意义，根本无法和英国大哲培根相比。历史上众多人物的皇皇巨著，还不如徐光启，满是文字垃圾。鲁迅先生劝青年人不读或少读中国书，真是知几见道之言。学术为政治服务，学术就不能发展。不能发展的学术，对巩固不发展的政治也许大有用处，但对政治发展毫无裨益，对发展的政治一无用处。经过焚书，劈板，注疏，改写，新作的儒家学说，与时俱进，跟"以君为本"的国家结合得愈来愈紧密，成了统治者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红得发紫，不可一世。世界在进步，中国有变化，犬儒之学终遭唾弃。被统治者关进笼子的思想，随着统治者的没落而没落了。
　　就是这样，欧洲搞文艺复兴，人们可以向希腊哲人请教，搞启蒙运动，人们可以向复兴先贤请教，搞工业革命`社会革命`科学革命，人们在总结自己的经验的同时，可以借鉴前贤往哲的思想理论。所以，西方社会便以加速运动的形式飞速地发展着。中国人则很可怜。要发展，向前人求教，托古改制，只能在"以君为本"的体系下照葫芦画瓢，跳不出旧牢笼。任凭圣贤改革，农民起义，城市暴动，异族入侵，闹来闹去，闹不出"以君为本"的老框框。要前进，只能向欧美学习新思想和新思想方法。思想和思想方法是人的生存根本，做为一个大民族，要创造新世界，没有思想和思想方法的创造是致命的，根本无法创新，严重时还会有生存危机，遑论前进了。所以，在学习西方圣哲先贤，宗师大匠的思想学说的同时，尤其要注意把人的思想从笼子里解放出来，努力培养创造思想和思想方法的活力，着重思想和思想方法的创造。因此，批判"以君为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现实，树立"以人为本"的文化新风尚，社会新生活，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让人们自由思想，是中华民族必须完成的历史课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