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的差异，不仅在两千多年前的源头上很明显，在世界进入近代以来的五百年间，更明显。
　　英法两国，可说是西方文化的两个典型代表。在世界进入近代以后，两国的思想家率先感到时代的变化，作出反映，最突出的人物是培根和笛卡儿。这两位出生在十六世纪后半叶，生活到十七世纪前半叶的思想巨人，为了认识新世界，创造新世界，不约而同的都把认识论提高到哲学的中心位置，为人类思想方法的更新而努力。培根写了《新工具》，于1621年10月出版，照麦考莱的说法全欧的贤人学者都极表崇仰。笛卡儿于1637年第一次出版的作品，就是《谈谈方法》，影响也很大，被公认为近代哲学的宣言书。
　　英国从1215年签订《自由大宪章》以来，贵族、骑士、市民的政治经济权利得到不同程度的保障，国王的专制权力受到一定的限制，议会制民主的雏形不断发展完善，生产和交换也得以不断地提高和发展。到了十六世纪末圈地运动开始为原始资本积累打基础，历史发展眼看着跨进了新门坎，历史对人提出了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更高要求。培根发现，"现在所使用的逻辑，与其说是帮助着追求真理，毋宁说是帮助着把建筑在流行概念上面的许多错误固定下来并巩固起来"。"时间有如河水，总是把轻的、虚胀的东西流传给我们而任有分量的东西沉没下去"。而人的"理解力这东西，除非得到指导和帮助，本是不足以匹敌，不配来抗对事物的奥秘的"。"所以我们的唯一希望乃在一个真正的归纳法"。培根所说的真正的归纳法是针对简单枚举的普通归纳法，批判的是经院哲学的先验主义，奠定的是经验主义的基础。培根非常重视这个工作，声明"我所挑起的较量并非属于智慧和才具，而是属于道路和方法，并且我自认的角色又不是一个裁判官，而只是一个向导员"。在培根看来，"期望能够作出从来未曾做出过的事而不用从来未曾试用过的办法，这是不健全的空想，是自相矛盾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新时代的门口，用新的思想方法来武装新时代的人，正是培根高明伟大的地方。
　　证明培根伟大的不是他的理论的新颖和广受欢迎，而是走在培根开辟的经验主义大道上的英国人，一连串的成功和胜利，不仅率先把英国带入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把整个世界都带进了资本主义时代。
　　紧接其后的洛克总结了光荣革命的经验，捍卫了经验主义，把代议制民主理论化；他的朋友牛顿则发现了万有引力，发明了微积分。在认识社会，改造社会，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两个方面，英国人都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辉煌成就。
　　紧接洛克和牛顿之后的亚当.斯密和休谟，一个揭示了市场的秘密，把资本主义放在了更加牢固的物质基础之上；一个揭示了人性的秘密，把资本主义社会放在了更加牢固的精神基础之上。为资本主义在英国和世界迅猛发展，大开方便之门。
　　其后蒸汽取代水力，极大地推动了工业生产，瓦特、史蒂文森因而名垂史册。在后，电力的开发和使用，更使生产日新月异，法拉第、麦克斯韦功不可没。而生物进化论的确立，使人们在深刻认识无生命的自然界的同时，对生命世界，包括对人的认识也更深入一步，达尔文斯功厥伟。马克思虽然不是英国人，但他身居伦敦几十年，由大不列颠博物馆取材的《资本论》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推动了这个制度的完善与进步。
　　十七、十八、十九这三个世纪，可说是英国人的世纪。二十世纪虽说是美国人的世纪，但美国乃英国旧属地，文化传统，美源于英。所以，从文化上讲，二十世纪也可说是英国人的世纪。英国人是走培根开辟的道路，用培根提倡的方法，才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的。在惊叹培根的伟大，英国伟大的同时，不是也让我们震惊于方法的重要吗？
　　笛卡儿稍后于培根，可说是培根的学生和朋友。欧洲大陆与英伦三岛一衣带水，欧洲大陆在变化，英伦三岛的变化也影响着欧洲大陆的变化。笛卡儿得风气之先，在风起青萍之末的时候，即敏锐感觉到，必须抛弃传统的思想和思想方法，寻找新的思想和思想方法。笛卡儿找到的思想方法就是依靠理性，"我思，故我在"。只有我在思想是无可怀疑的，别的东西都要经过我理性思考的检验，才能确定真伪。他把理性提高到哲学中心的位置，是为了反对经院哲学的信仰主义，并不排斥实践。笛卡儿的理性主义跟培根的经验主义殊途同归，相辅相成，是人类最有力的两种思想方法。
　　笛卡儿出生在法国，长期定居荷兰，大陆比海岛有更多的传统枷锁。站在新时代大门前，笛卡儿更多的工作是摆脱传统的羁绊，冲出过去的牢笼。他说，回忆自己受的传统教育，"我发现自己陷于疑惑和谬误的重重包围，觉得努力求学并没有得到别的好处，只不过越来越发现自己无知"。因为传统的教育传统太多，而"对古代的事情过分好奇，每每会对现代的事情茫然无知"。他最尖锐的证据是，"要证明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那些本源是假的，较好的办法是说：我们遵循这些本源很多世纪以来，并没有凭着他们作出任何进步"。因此，他的结论是有力的："对那种迄今被称为哲学的东西学得越少，就越能学到真东西"。所以，他一生"总是如饥似渴的要求学会分清真假，以便在行动中心明眼亮，一辈子满怀信心的前进"。他发誓"下定决心，除了那种可以在自己心里或者在世界这本大书里找到的学问以外，不再研究别的学问"。他学习、探究的方法就是对"我自己一向相信的那些意见，我却没有别的好办法，只有把他们一扫而空，然后才能换上好的，或者把原有的理性校正后再收回来。我深信，用这种办法做人，得到的成就一定可观，大大超过死守旧有的基础，一味依赖年轻时并未查明是否真实就贸然听信的那些原则"。他相信"凭着这种方法，我觉得有办法使我的知识逐步增长，一步一步提高到我的平庸才智和短暂生命所能容许达到的最高水平"。笛卡儿声明，他跟古代的怀疑论者不同，"我的整个打算只是使自己得到确信的根据，把沙子和浮土挖掉，为的是找出磐石和硬土"。这个磐石和硬土是经过心灵筛选的，并不是心灵创造的。所以，他满怀信心的说，"我预祝我们子孙后代在这方面看到成功。"
　　事实也正是这样，不仅笛卡儿自己创造了解析几何，而且后代的大科学家也都是理性主义者。只是因为大陆国家众多，关系复杂，社会变化的任务太重，科学的研究发现不免稍逊单纯的岛国一筹。但理性法庭，启蒙运动，法国革命的光彩已充分体现了理性主义的威力，而量子论，相对论的提出，把人类推进到原子能时代，正是理性取得的最伟大的成果。看到昔日兵戎相见、战火频仍的欧洲建成联盟，成为与美国媲美的世界第二极，我们能不赞叹理性方法的伟大胜利吗？
　　思想是没有畛域的，思想方法也没有畛域，成功的思想和思想方法会被世界各个地方的人接受。培根的经验主义和笛卡儿的理性主义，既是欧洲人的精神财富，又是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按照两条线索分开论述，不过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使我们更容易看清西方人为了认识世界，求得发展，寻找方法的共同努力。
　　相形之下，我们中国人历来对思想方法，思想工具重视不够。古代典籍虽多，三坟五典，诸子百家，讲的都是结论，连推理过程都没有，遑论方法。虽然墨家的三表之法，"察类""明故 "的概念类似推理的逻辑，也仅是涉及而已，毕竟没有形成专司推理的学问，如亚历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工具论》。所以，中国人学习历来靠死记硬背，先多积累材料，然后反复琢磨，参省顿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讲学习的所谓韦编三绝，温故知新，三年不窥园，体现的都是这种精神。这种精神和方法虽然对领悟已知世界的知识，继承发扬传统行之有效，但对突破旧世界，认识新世界，突破旧传统，创建新世界，了无助益。所以，到明末，人类已踏入近代社会的门坎，资本主义已然进入萌发生长的时期，古老的中国也已感到向前发展，实现近代化的要求，也感到冲破旧的传统，采用新方法，走上新道路的必要。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是徐光启皈依天主教。
　　徐光启是明末的大儒，又是重臣。他由衷的希望大明强盛，但在中国古已有之的老路上跋涉，他又看不到希望。所以，利玛窦一批洋传教士到中国后，他即向他们学习，看到了改造中国的新生之路。当时思想最先进的人士，都看到了儒家的老路走不通。然而离经叛道之后，新路并不好找。在徐光启前后的大儒，唯一的出路在于皈依空门，前有李贽，后有方以智，无不如此。徐光启有幸领悟到，"佛教东来千八百年，世道人心未能改易，则其言似是而非也。……必欲使人尽为善，则诸陪臣所传事天之学，真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者也"。因而毅然决然成为基督徒。虽然徐光启对基督教的看法是肤浅的，对欧洲的了解是片面的，但这位仅比欧洲的培根小一岁的明朝台辅大臣，在思想上已经走过了笛卡儿的成长道路。笛卡儿认识到，"要证明亚历士多德所提出的那些本源是假的，较好的办法是说：我们遵循这些本源，很多世纪以来，并没有凭着他们做出任何进步"。徐光启也通过很多世纪以来，我们遵循孔孟的理论，并没有凭着他们做出任何进步，便得出结论，孔孟提出的那些本源是假的，因而，不得不另辟蹊径，重觅生路，"左右儒术，救正佛法"。于是乎，他接受西学，皈依天主。但经验告诉他，他的努力未必就是中国的福音。所以，在申请退休的报告中，他非常伤感的说，"臣所惧者，诸君以惶恐畏咎之心，坚其安习寡闻之陋；臣等书虽告成（指《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农业全书》等），而愿学者少，有倡无继，有传无习，恐他日终成废阁。"不幸的是，历史竟被徐光启言中，所倡无继，所传无习，新学不昌，旧学不息，中国一仍其旧。假如徐光启当年所倡导的、传播的思想学问能发扬光大，中国的旧思想史就会在徐光启那里结束，徐光启就会成为中国的培根和笛卡儿，中国后来的历史就会完全写成另一种样子。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土里刨食的中国年复一年耕作在黄土高坡上，没有感到有新世界需要认识，也没有感到固有的生活需要改变。
　　读书人做官是正路，应试是坦途，根本感受不到学习于科举无补的自然科学，基督教义的必要。徐学"有倡无继，有传无习"的命运是先定的。
　　权力巩固，只需要社会稳定，不需要社会发展，孔孟之道、四书五经，足以结民心而安风俗，定君臣而明人伦，皇帝自然不会弃旧图新，另树新帜。即如康熙也跟传教士学代数，学外语，但仅个人喜欢，以广见闻而已，并没有想领导中国走欧洲人的道路。所以，他不像同时的彼得大帝那样，不仅自己亲自深入欧洲学习，而且要求王公大臣，上流社会学习西欧，大量派遣青年才俊留学西欧，一下子把偏远落后的俄罗斯拉上欧洲发展的快车道。而仅仅是自己学学，接触接触，既没有在统治集团推广，更没有用来培养青年一代。所以，徐光启译介的西学，也就"终成废阁"。中国还是原样，在老路上爬行。这是徐光启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而这一爬，几百年就过去了。当发现了万有引力的秘密，开始使用蒸气机进行工业革命，走遍了世界做生意的英国人，来跟中国协议通商贸易的时候，竟被坐井观天的乾隆皇帝一口回绝。大清国的皇帝犯了夜郎自大的毛病，既不想站起来走走新路，也不想睁眼看看世界。
　　更可怕的是，当国门被英国人的几条兵舰打开，当帝国被欧洲的商品动摇，欧洲人强大的优势终于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老大心理，古老的帝国开始争取在彼强我弱，彼先我后得新形势下，图谋生存之道。那总的思路不是在旧世界中开辟新天地，而是在新天地里维护旧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国人幻想通过学习欧洲人擅长的技艺来对付欧洲人，没有想到欧洲人之长技，是建立在发达的社会，繁荣的文化，健全的国体之上的。"用"之长，即"体"之长。中国落后也不仅是技艺之用落后，而是社会落后，国体落后，"用"之短，实"体"之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异于想在盆景里移栽黄山奇松，蜀国古柏，不伦不类，不死不活。然而，中西相加，各取所需，就成了一种思维模式，长期主宰着中国人的思想。以上帝为天父，基督为天兄，洪秀全为天弟的太平天国，是洋为中用的左的典型；"量中华之国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满清王朝，是中为洋用的右的典型。从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历史就在用洋用中这左右两派势力斗争中挣扎。误尽苍生，耗尽国力。徐光启开辟的新路，三百年间无人走。徐光启使用的方法，三百年间无人睬。而没有新道路，没有新方法，中国就不能得到新生命，过上新生活。所以，亡国灭种，就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人真实的恶梦。
　　科学与民主的君临，德先生与赛先生的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面前展示了一条光明大道。经过三百年的痛苦摸索，中国人终于要开始走徐光启昭示的、欧洲人开辟的历史大道了。然而，由于思想方法没有变，中国人没有从生活中发现归出自由民主的真义，没有从生活中发现归纳出人是人性、神性合一的真谛。所以，仍然不免在新路上穿着旧鞋走：革命万能，以暴易暴，成了思想的主宰；君主专制，演化成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生活教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尾巴就这样又拖了一个世纪。
　　这条中西相加，以中为主的思想尾巴是中国建立新思想，建立新思想方法的主要障碍。在这个新世纪里，要清除掉它，尚需作出极大的努力。因为至今为止，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思想主宰还是这种思想模式。
　　比如实事求是这句老话，从字面上看很不错，然而实际上，毛泽东夺取政权，是在教导人们实事求是中成功的。毛泽东建国失败，也是在教导人们实事求是中造成的。毛泽东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实事求是。陈独秀反对武装割据，坚持议会道路，也是实事求是。实事并不简单。因为没有无主体的客体，实事也因人而异，所求之事也会千差万别。实事求是，实乃各求其是。实事求是成了夺取权力，改变中国的工具，究其实，仍不外中西相加，各取所需。
　　再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似一个好标准，毛泽东从延安窑洞登上天安门城楼，就是一个辉煌的证明。然而，大跃进中，劳民伤财，险像已成，彭德怀力挽狂澜，据理力争，结果却成了错误头子，一败涂地。即使后来灾难爆发，全国菜色，饿殍遍野，彭德怀依然无理，而且被活活整死，毛泽东倒依然神采奕奕，号令一切，直至死亡，方才罢手。在社会生活中，似乎实践不能检验真理，当权力决定一切时，权力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时代，是毛泽东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时代，是邓小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老百姓的实践，始终没有取得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法力。由欧洲哲学创造的概念，到中国中西相加，各取所需，包含的却是这种头头"开口为法，举足成经"的老传统。
　　还有摸着石头过河，形象幽默，暗含着实践出真知的哲理。因为如果不问深浅，就大步向前，是很容易掉进河底的深坑或泥潭的。然而，遇到模不着石头的大江大河，还过不过？要过，又该怎么过？遇到浩瀚无边的海洋，还过不过？要过，又该怎么过？这句充满小农智慧的土话，面对全球一体化的现代化大生产，面对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大市场，面对五大洲四大洋瞬息万变的复杂情况，不仅不实用，而且成障碍。像发展是硬道理，JDP每年增长7％－8％，就是这样。发展并不错，但忽略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忽略自身资本的积累和生产能力的提高，一味靠内外举债，引进外资来增加总产值，七上八下的发展繁荣不过是为别人打工的繁荣，既不能使我们的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又不能使社会得以在整体上得到提高。而隐含的各种危机，又很可能使发展的成果毁于一旦。"摸着石头过河"，这种中为洋用的做法，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范围有限，无限使用，也会造成灭顶之灾。
　　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最典型的洋为中用。社会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而言，更合理、更公正、更正义的社会和制度。就合理、公正、正义而言，是普世的，没有地域的横向区分，却有发展层次的纵向区分。如果说，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为了保障中国社会向合理、公正、正义发展的阶段性，保障中国社会有序稳定的发展，像中山先生当年一样列出军政、训政、宪政的时间表，虽然稍嫌粗糙，但毕竟有章可循，还是应该肯定的。如果在制度性腐败日益严重，城乡差别、贫富差别日益严重，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弱势群体、工人农民社会地位重新低下的情况下，政治改革按兵不动，连民选村长才刚开始试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大有在新天地里维护旧世界之嫌，不是中国的优势，无益于中国的发展。
　　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同文同种，思想也出奇的一致。大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台湾就有两国论。凭着发达的经济，先进的政治，有力的国际支持，台湾当局及相当一部分台湾人，说着中国话，写着中国字，读者中国书，回大陆扫坟祭祖，寻根探源，却硬不承认，硬不敢说自己是中国人。这种"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看似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截然相反，其实却是孪生姊妹，是世界版的推恩削藩，是现代版的发家后急着与穷兄弟分家另过的老传统。"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新包装裹着的正是"中学为体，西学未用"的死魂灵。台湾要安全，台湾要繁荣，只有和大陆联合起来才能实现。只有对大陆的发展、繁荣、现代化有推动作用，台湾才能在世界上显现其价值。不改变"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思想方法，不抛弃两国论，台湾当局的领导人将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成为世界的千古罪人。
　　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麽样的思想方法才能保证我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呢？才能保证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共同发展呢？鉴于中国的教训和欧洲的经验，我们应该坚持发展理性和归纳经验并重的原则，做到理性的经验和经验的理性相结合，理性的归纳和经验的归纳相结合，保证人人都能独立、自主、自由的理性思考和合法实践。
　　新文化运动之初，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最后大声呐喊，"救救孩子"，振聋发聩，余响至今不绝。在新世纪之初，我们也应该学习先生的榜样，大声呼喊，"寻找方法"，来发人深醒，建设未来的美好世界。七十年前，即上一个世纪的三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激情满怀地宣告："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大西洋的北美海岸正处于促进人类开拓进取的中心地位。物的静止方位由格林威治的本初子午线测量，但是，地球将围绕着美洲漫长的海岸线转动。"我们中国的哲学家，有谁能作出这样大气磅礴的预言："地球将围绕着东亚漫长的海岸线转动"呢？中国人突破思想上中西相加，各取所需的僵硬传统，寻求理性加经验的思想方法，将保证我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往无前，中国就会处于促进人类开拓进取的中心地位。地球将围绕着东亚漫长的海岸线转动，就将不再仅仅是预言，而会很快变为活生生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