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人有一种扭曲的暴虐的人性，并由此产生古代暴虐的体制。有些人视暴虐、杀戮、战争、敲诈、掠夺、欺压为理所当然，只恨自己不能成为“人上人”，不能去欺压别人；所以人们说，中国人是冷血动物，面对着残暴、杀戮、死亡，我们竟能做赏心悦目的看客。几千年来直到近代以前，中国的王朝更替不断，造反不断，农民起义不断，结果杀来杀去，体制却没有大的改变，社会并没有大的进步，甚至常常发生大的倒退。尽管如此，古代中国人并没有觉悟，却想方设法将杀戮的体制合法化，将恐怖统治制度化，正象谚语所说：魔鬼总有办法使恶行变得崇高。

　　最肮脏的政治需要最肮脏的心灵去周旋。

　　中国人几千年只有对权力的无休止的渴望。

                           二

　　中国的智慧是遗忘的智慧。灾难刚刚过去，中国人又把希望寄托于曾经造成灾难的皇帝、制度上。

　　古代中国人对权力不受制约的“无限政府”与暴虐的“明君”、谎言的政治有无限的宽容与耐心。

　　杨杏佛说：“为争民权的保障是十八世纪的事；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二十世纪里还不能不做这种十八世纪的工作”。

                            三

　　商鞅与苏格拉底是东西方的代表人物，前者主张臣民政治，后者主张公民政治；臣民需要愚昧，需要服从，所以，商鞅说“民不贵学问”。中国文化就推崇无知，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子说：“绝圣弃知”，“常使民无知无欲”；庄子说：“天下大乱，罪在乎好知”，“任知，则民相盗”；韩非子说：“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而苏格拉底的公民政治是知识的政治、维护人权的政治、民主法治的政治；苏氏对民主的批判恰恰是为了改善民主，其对法治的维护正是公民精神的体现。苏格拉底被民主政治判处死刑说明，民主也会犯可怕的错误，但它可以得到纠正，逐渐臻于完善。

　　中国人只期待仁慈的明君清官领袖的出现而不关心构建捍卫其权利的制度。我们是父道主义，官员是民之父母，为民作主，政府有“教民”的责任；我们的祖先们容忍专制主义，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为何物，情愿受虐。

　　独裁者们总是喜欢勾勒出最诱人的理想蓝图，借助漂亮的口号推行专制，让臣民们为之献身。

　　梁启超最早提出“思想解放”：“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有人说，思想一旦解放，怕人人变了离经叛道。我说，这个全属杞忧。若使不是经不是道，离他叛他不是应该吗？若使果是经果是道，那么，俗话说得好：真金不怕红炉火”。“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我苦口谆劝那些关心世道人心的大君子，不必反抗这个潮流吧”。

                         四

　　李大钊说：“中国文字之劫，烈于秦火”。

　　清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无文字狱、无文网的社会，才是真正的盛世。

                               五

    中国是个大灾大难的民族，兵燹、饥荒、天灾、人祸肆虐着这个国度。可是，无人知道其原因何在，又没有避免它发生的方法。几千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无望地挣扎在死亡线上，有多少亡灵在痛苦地诉说着。春秋战国动乱551年，魏晋南北朝动乱389年，唐末动乱53年，南宋及辽金元动乱241年，以及改朝换代之秦汉唐宋明清等屠杀，还有盗趾起义，陈胜吴广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窦建德起义，黄巢起义，方腊起义，宋江起义，白莲教起义，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起义之流血，这些战乱、饥荒共造成死亡达几十亿人。

　　五千年悠悠岁月，何时苏醒一个中国梦？

    有歌词曰：“黎民百姓长久，功名利禄短暂，一部青史等闲看。说一千，道一万，人心要比天地宽”。其实，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黎民百姓的生命如草芥，怎能说长久？功名利禄虽是过眼云烟，但暴烈专制的秦皇汉武传之万代，怎能说短暂？为了无休止的权力杀戮不止，怎能说中国人人心宽厚？

                          六

　　中国有一种期盼清官、神侠为民解难、劫富济贫的浪漫心理，不是依靠制度法治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是梦想着依靠体制外的力量出现奇迹。

　　中国的清官是两袖清风、犯颜死谏、最后感天动地，借助上天或明君的力量才为民除害或为民作主的，可见，他本是靠不住的；中国的神侠则往往是变态的、残酷、血腥的闯荡江湖的勇士，以其呼风唤雨、出神入化的气功、点穴、毒化武器等打抱不平，为民伸冤。这种想象不但过于浪漫，而且以无法无天对待无法无天，它反映了专制、人治社会的中华国民性的扭曲。中国人成天做着白日梦，对浪漫、无法无天的传统津津乐道，并且把它当作现实。

                          七

　　聂绀弩之“文革”诗云：“方今世面多风雨，何止一家损罐瓶”。这是一个多么动荡的社会。中国人不知要过多久动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