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于封建帝制社会土壤，贯穿权谋与驭人封建政治主线的“权谋文化”，时下正在畅然流行。先是《厚黑学》、《谋略学》、《权谋大全》之类，连篇累牍地宣扬古代帝王的政治谋略；接着《大明宫词》、《康熙王朝》、《雍正王朝》、《孝庄秘史》等电视剧热播，浓墨重彩地渲染皇帝治吏、后妃争宠、权臣谋变等故事；随后又有“新官场三十六计”、“办公室政治”一类在网上流传。日前，张志祥先生为此在《中国青年报》上呼吁《警惕权谋文化对当代青年的危害》。

　　其实，早在2002年初，我就曾撰文对“权谋文化”进行批判。作为一种低俗的审美景象，早在多年前就已初露端倪。当时，《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等清宫影视剧热播，就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一个国家的文艺作品，不应该向一代代人传授权谋经验，教给人们权术之道。“一个好的社会形态，应该是绝大多数人对权谋文化不感兴趣，遗撼的是随着清代宫廷电视剧热播，不分男女老幼，许多电视观众都对权谋文化表现了喜爱和欣赏。”而“很权谋”，则是其时一些评论家对二月河的评价。

　　那些历史小说和影视中的皇帝，“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就是权力斗争和阴谋手段。“种种故事围绕的主题是权力，各色人物行动的基本线索是阴谋，宫廷内外，一个圈套连着一个圈套，一个陷阱通向另一处陷阱，满途荆棘，人人自危，连皇帝老儿在内，无论男女老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同谋就是死敌，六亲不认。”有作者推举二月河为书写厚黑故事的“第一人”，“非常审美地宣示着残忍的历史智慧，这种历史智慧并不来自冠冕堂皇的政治修养，而是来自杀机四伏的政治实务”。

　　由此推出的电视剧在展示权谋时更是浓墨重彩，有过之而无不及。《康熙王朝》的一位编剧也承认：“君王之术，说过底就是驾驭人心，就是驭人之道，而驭人之首也就是各种各样的手段伎俩，恩威相济，宽严并用。”《康熙大帝》的一则广告更直接了当地写道：“着重描写康熙选择皇储及诸皇子为争当皇储而相互倾轧的故事”，“与辅政大臣鳌拜集团的篡夺阴谋做斗争的故事”等等。当然那些游龙戏凤，微服私防访，江南寻亲之类可以有太多的戏说成份，“故事里的事说是不是”，而唯有权力之争朝野倾轧宫廷政变才很合乎历史的真实，“不是也是”。

　　既如此，写历史写宫廷必须写宫闱之争，就离不开权谋权术，离不开猜忌、弹劾、笼络、倾轧、斗争、篡夺，乃至血流漂杵诛灭九族，离不了山呼万岁谢主隆恩，这可都是绕不过的坎儿。问题是我们当取何种态度，是藉此揭露至高无上的皇权是怎样扭曲人性，是如何逼着人们勾心斗角，怎样一步步走向阴谋走向善恶颠倒，如何制造冤狱酿造血泪悲剧，如何让人间变成角斗场和屠宰场的，最终通过权谋之争透视正义正直美的力量是怎样毁灭的，揭示出封建专制的可恶和可怕，让人们通过否定权谋进而否定专制制度和帝制本身。可无论我们的作者还是编剧似乎都以欣赏的态度津津乐道，不仅把这种权谋之争，写得跌宕起伏让人“心惊胆颤”，很有故事性，且把权谋的斗智斗勇大奸大恶弄得很审美颇具观赏性。在权谋文化的浸淫下，我们并不担心人人自此“很权谋”，但它对人的价值观道德观的损害决不可低估。

　　从观众方看，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往往处于重新建构的时期，而且官本位权本位还在日益散发着霉臭，官场的腐败及争权夺利白炽化，买凶杀人成为扫清政敌独掌权柄的唯一利器的时下，权谋文化委实有着丰腴的土壤和心理基础。“权谋文化”对世袭皇权的虔诚尊崇必然导致君主至尊和清官情结，使民众把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念寄托在开明君主和清官身上，缺少了起码的权利本位观念和权利维护观念，造成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消极归属心理。

　　更应该看到，这种权谋文化的集体潜意识无疑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精神劲敌，是我们必须剔除的封建专制的文化糟粕和垃圾。在这样的情景下，文化文学文艺工作者的首要任务便是普及人权人道民主法治公民权利的教育，坚决抵制专制独裁奴性无道人治。且这种宣教只能通过艺术形象，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文艺载体进行，那么我们就应力避权谋文化的侵淫，力避专制奴性的追崇，力避无论是皇帝独裁还是精英专权的人治，力避腐朽没落的文化污染，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神圣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