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主导推动亚洲地区货币合作机制并建构亚洲货币主权是全球化和平发展时代客观形势的战略选择，正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成员国领导人第二次会议所期望：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所有亚洲国家携手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洲。本文根据胡锦涛主席在亚信会议上的重点建议：坚持互利共赢，继续深化经济合作，发挥亚洲各国的经济互补性和潜力，积极开展各领域的合作，努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并根据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所提出财经领域的合作倡议，以及2007年1月24日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权威报告指出：“国际货币体系新版图正在显现”的全球化发展态势而开展的地区币缘政治战略科学研究，本文指出亚洲货币一体化是市场一体化向全球经济一体化迈进的一个重要台阶。本文是对国际货币制度创新与运行的规律性揭示，在战略上有助于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更深入地认识把握亚洲区域的发展方向，在实践上有助于中国参与、改造或创新亚洲区域货币制度。本文还对世界各国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努力建构和谐世界的中国开拓安全合作、和平发展的国际关系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对中国适应全球化竞争与合作的国家利益、国家主权、国家安全的维护也具有重要的战略参考学术价值。

　　一、    世界货币区域一体化的哲学功能揭密

　　2007年1月15日第二届东亚峰会在菲律宾宿务国际会议中心闭幕。出席会议的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签署了《东亚能源安全宿务宣言》，提出了东亚地区能源合作的具体目标和措施。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东盟10国领导人都对协议予以高度赞扬，并表示将争取于2010年如期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第二届东亚峰会前举行的东盟国家领导人会议上，东盟正式达成协议，在成员国间下调关税，力争在2015年前提前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亚洲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努力，充分体现出它们力图在世贸组织之外推进自由贸易的决心。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5年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区内的贸易额差不多占了全球总额的一半。如果东盟与中日韩，以及印度和大洋洲地区合为一体，将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圈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并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亚洲地区自上个世纪末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东亚国家认识到，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防止危机的深化和蔓延。加强地区金融合作是保持金融市场稳定、防止金融危机再度发生的有效途径。2000年5月，“10+3”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即《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清迈协议》主要包括两部分:首先，扩大了东盟互换协议(ASA)的数量与金额；其次，建立了中日韩与东盟国家的双边互换协议。之后，东亚“10+3”货币互换机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截至2003年12月底，中、日、韩与东盟10国共签署16个双边互换协议,累积金额达440亿美元。迄今为止，《清迈协议》是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制度性成果，它对于防范金融危机、一步的区域货币合作具有深远的意义。亚洲货币观念的诞生从一开始就带给世界很大的迷惑和震撼，推动进从上个世纪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关世雄高级研究员的日元亚洲地区货币观到欧元之父蒙代尔的亚元倡导，直至亚洲银行行长先生的亚洲货币一篮子计划，从而使“亚洲货币”在国际经济环境中诡秘泛涛，鉴于此，我从货币哲学到全球化的地区货币主权角度，对经济全球化构筑亚洲货币区的国际关系合作谈些看法，供学界和社会各界对亚洲货币多一些更加清晰的战略认识。货币兼具实物与功能的双重本性是一个历史的现象，货币的功能才是其本质特征：现代社会中的金钱早已没有什么实物的概念，而惟独是履行交换功能的载体，恰好印证了这一事实。所以，货币的双重本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分野越来越加大，货币的功能化倾向越来越显著。这对经济领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货币的经济价值不需假手物质实体（只需交换）便可获得。货币因其功能获得价值。这对文化领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货币成了价值的缔造者和符号表征。货币即价值，或可称为价值的现金化。“货币对文化过程的其它部分提供的所有隐含的意义都来自于它的本质功能－－为事物的经济价值提供最简明的可能表达形式和最凝缩的符号形式。对于价值的贮藏和转移功能，传统的看法是把它视为货币的主要功能，但这只是货币基本功能中较粗糙和第二位的表现。这种功能显然与货币的质料价值没有内在联系，但有一点也确实是通过这一功能而变得明显的，即：货币的本质所在正是结合于这种功能之中的那种远远超越了货币物质符号意义的观念。如果再联想到，如今的金融贸易直接通过银行转账完成，金钱只是数字，作为流通币的实在体逍遁于无形这一金融现象不正是把“不管表征什么，货币都不是拥有功能，而是本身就是功能”的诊断推向极端吗：质料性地使用货币是实物经济时期的事情，货币经济说到底就是要把货币货币性地使用。

　　现代货币经济的特点是货币交换在社会生活中的普泛和深入。随着创造价值的货币作为衡量社会经济价值乃至个体价值的标准，以客观化、量化和平均化的导向渗透经济、文化和精神生活。货币如何实现它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统治呢？仍然是通过交换。在货币交换中，它把各种性质不同、形态迥异事物联系在一起，货币成了各种相互对立、距离遥远的社会分子的粘合剂；货币又像中央车站，所有事物都流经货币而互相关联，比重相等的万事万物都在滚滚流动的金钱浪潮中漂浮，由于漂浮在同一水平面上，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只有覆盖的尺寸大小的不同而已。这一过程或许可以称作是货币日益增长的精神化过程，因为它是从多样性中实现统一的精神活动的本质。占据着社会－文化运作中心的货币经济重新组合了社会的各种质料，锻造出现代生活平均化、量化的价值取向。它赋予事物前所未有的一种无风格、无特点、无色彩的客观性的存在。

　　货币使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得到平衡，通过价格多少的差别来表示事物之间的一切质的区别。货币是不带任何色彩的，是中立的，所以货币便以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自居，成了最严厉的调解者。货币挖空了事物的核心，挖空了事物的特性、特有的价值和特点，毫无挽回的余地。事物都以相同的比重在滚滚向前的货币洪流中漂流，全都处于同一个水平，仅仅是一个个的大小不同。我并不想断言：我们的时代已经完全陷入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但是我们的时代正在接近这种状态，而与此相关的现象是：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对纯粹计算多少的兴趣正在压倒品质的价值，尽管最终只有后者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货币是“一切价值的公分母”，将所有不可计算的价值和特性化为可计算的量，它平均化了所有性质迥异的事物，质的差别不复存在。货币最直接也最有效地实现了社会价值平等的诉求。人的价值被物质化、客观化。更甚于，身处在这种完全以金钱价值为价值的文化中，人们已然忘却其他价值的存在。“货币经济最终让货币价值作为唯一有效的价值出现，人们越来越迅速地同事物中那些经济上无法表达的特别意义擦肩而过。对此的报应似乎就是产生了那些沉闷的、十分现代的感觉：生活的核心和意义总是一再从我们手边滑落；我们越来越少获得确定无疑的满足，所有的操劳最终毫无价值可言。”现代文化价值的平等化、量化和客观化，造成的是终极追求和意义的失落。

　　货币经济也使人与人关系中的内在维度不再必需，人与人内在的情感的维系被人与金钱物质的抽象的关系取代，人跟钱更亲近了，人跟人反倒疏远了。但令人悲伤的是，金钱对人、跟它对其他所有东西一样，是完全中性的。“因此我们也抱怨货币经济：它以其核心价值充当一种完全百依百顺的工具为最卑鄙的阴谋诡计服务；尽管高尚的行动和卑鄙的行动得到的是同样的服务，这也与事无补。相反，这显著地说明了一系列的金钱操作与我们的高级价值概念之间的关系纯属偶然，用这一个来衡量那一个毫无意义。”现代人对金钱或是拜神般地狂热，或是不屑一顾地清高，金钱根本无所谓。人的情感一旦寄托于这个无动于衷的中介物之上，生命感觉注定要随之萎缩。无论是聚敛钱财的吝啬还是挥霍无度的奢侈，无不折射出金钱文化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吞噬，只对金钱产生感觉、以及对金钱的毫无感觉不过是生命感觉越来越枯萎，越来越无聊罢了。货币对价值的僭越，在根本处表现为货币从方式上升为目的。价值与目的仅仅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一个物体的观念在它的理论感情意义上是价值，在实际意志意义中变成了目的。劳动分工使整一的劳动分裂为碎片，在此基础上，在越来越成熟的现代物质文明中，完成一个目标需要愈来愈复杂的手段。而对价值或目的最大的危险就是人们过分专注于手段的应用，最后遗忘了要实现的目标。金钱不是一般的手段，而是纯粹的、绝对手段，因为它完全由“目的序列”决定，决不受其它序列的影响，而且，金钱从来没有自己的目的，从而可以作为目的序列里的中介一视同仁地发挥着功能。但是，金钱这个纯粹的手段过于完美，它似乎可以兑现成任意一种物质的价值，于是产生的心理效果则是：金钱攀生至价值与目的的高度，从手段一越而成为目的。有这么一些东西，其自身价值完全来自于其作为手段的特质、来自于其能够转化为更具体价值的能力，但从来还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能够像货币一样如此畅通无阻地、毫无保留地发展成为一种绝对的心理性价值，一种控制我们实践意识、牵动我们全部注意力的终极目的……货币本质的内在两极性有两个原因：一、货币是一种绝对的手段；二，对大多数人来说，货币因此在心理上成为一种绝对目的。

　　货币从“绝对的手段”向“绝对目的”的转换是现代货币经济深度化的逻辑产物，经济活动导致了人们心理认识和心理依附的重心偏移，货币替代其他的价值上升为生活追求的最终目标。货币僭越了终极目的，引起现代社会全面的方式与目的、技术与价值、物质与精神、外在与内在的倒置。不惟经济领域，美学和艺术中出现了装饰艺术、工业艺术、知识领域里盛行对方法和技术过程的青睐。这种生活的外在化“依靠的是物的完美，而不是人的完美。”货币引发的手段与目的倒置的文化转型现象深入到现代人的精神领域。“方式凌驾于我们灵魂生命的力量中，找到了它的顶点。”最终，人的精神中最内在、最隐秘的领域也被货币这种“绝对目的”导致的物化和客观化占领了。这一切都加深了社会本已存在的世俗化倾向。现代精神中的神性——形而上的品质消退，以货币为象征的工商主义精神取而代之，它的精神结构因子正是物化、理性化和世俗化的品性。从金钱的角度来看，世俗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含义就在于，金钱不仅成为物质－经济世界的流通物和统辖者，它还成为精神世界的流通物，占据了精神世界的地盘。这一过程加深了现代社会世俗化的精神景观。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货币象征着目的论序列的终点，并提供给他们以各种兴趣统一联合的一个尺度、一种抽象的高度、对生活细节的统合，以致于它竟然减少了人们在宗教中寻找满足的需要。人们经常抱怨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金钱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它超越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它成为一个中心，在这一中心处，彼此尖锐对立、遥远陌生的事物找到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并相互接触。所以，事实上也是货币导致了那种对具体事物的超越，使我们相信金钱的全能，就如同信赖一条最高原则的全能。

　　一言蔽之，货币成了现代社会的宗教。或者援引一位德国作家汉斯·萨克斯的说法，“金钱是世界的世俗之神”。但这个世俗之神本身并不据有价值，实际上也无法成为实质性目的，所以当金钱统辖精神世界后，凭借平均化的手段，将一切带有目的性的东西降格，损害了事物特有的价值。“货币到处都被视为目的，迫使众多真正目的性的事物降格为纯粹的手段。但由于货币自身是无处不在的手段，存在的内容因而就放置于一种无所不包的目的论关系中，在这个关系中存在的要素既没有排第一名的也没有排最末一位。”因此，货币在形式上－－也只有在形式上－－具有类似于上帝观念的客观性，它几近是现实的宗教，只不过是较低级的宗教。因为终究金钱只不过是手段，它是承载一切千差万别事物的等价物，而自身却空无一物。“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生命的情感若要寄托在这个空洞的世俗之神身上，最终的空虚就无从避免。“低俗”的金钱在现代社会无孔不入，注定使现代人的生命感觉枯萎凋零。所以现代人的拜金教缺乏对神性的宗教体验和虔诚的宗教感情，由货币激发而壮大的现代精神力量只有一种－－理智或理性。理性本身只是精神手段。“尽管这种理智自身包含着这一尽善尽美的手段，它却还不能把哪一个手段转变成现实，因为要使这些手段起作用，首先要确定一个目的；只有与这一目的相联系，这些现实的力量和关系才成其为手段，而目的本身惟有靠意志行为才能被创造出来。客观世界是没什么目的性的，除非有意志存在；理智世界亦然；理智仅仅是对世界内容或完美或不太完美的再现。”但现代社会的理性主义倾向却超越了手段和方式的设置，成为生活中“最富有价值的观念”－－理性主义以及实证主义等价值观在现代社会生活，特别是在大城市生活中成为主导潮流。价值观一经转变，现代生活的意义话语随之改变，伴随着货币经济在文化生活中登场亮相。在讨论现代社会注重抽象符号表征所体现的理性主义倾向时：当第二级符号在实际生活中日益替代了实体性的事物和价值的时候，指导我们生活的理智能力的重要性也就被提高了……这种生活形式不仅预示了精神过程的一种令人瞩目的扩张，而且也预示了文化在朝向理智性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精神过程的强化和根本的方向重新调整。生活在本质上是植基于理智能力之上的，而理智能力在实际生活中是作为我们的精神力量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被接受下来的，这二者表现的观念与货币经济的增长是携手并行的……理智能力和抽象思维的发展刻画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在这个时代，货币就其内在价值而言越来越变成一种纯粹的符号、中立者。

　　货币带来的价值观的量化和物化已为生活的理性化基调作好了准备，因此，货币是现代社会理性化过程的基本条件。理性主义遂成为社会行为、经济行为和个体行为的行为准则，进一步加深了现代生活各方面的价值和结构的现代性转化。夷平一切差异的金钱文化固然平庸至极，金钱也为人带来了另一个文化向度。在一开始我们就提到，货币支撑着文化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货币既承载和关联着千差万别的事物和社会阶层，使它们日趋平均化，从而导致社会文化价值的量化、世俗化和理性化；同时，货币又最大程度地保持和促进了个人自由和个体性的发展，经济－文化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几乎是与货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齐头并进的。作为中介，金钱表征的是彻头彻尾的客观性，所以，文化发展倾向中就必然有强调个性和自由之类的东西与之平等发展，否则人的内心生活就会失衡。人身自由与个性解放的实现，历史地观之是从封建社会的个人役务和财产占有方式的改变肇端。在实物经济时代，役务者与主人、领臣与领主之间牢不可破的人身依附关系几乎没有给前者留下任何自由活动的空间。只有当货币租税决定性地取代了实物役务和租税时，义务关系才彻底去个人化，承担役务的人才获得了人身自由。实物经济时代的人与人之间是一种打上个人印记的、脉脉温情的关系，这种主观性的关系需要付出代价：过于紧密的关联束缚了人身的自由。个体自由是“随着经济世界的客观化和去人格化而提高”，即货币使人与人关系客观化，这正是保证个人自由的前提。同样地，货币转化了财产的性质和拥有方式，使个体从与有形实物的外在维系和外在局限中解放出来。从人的存在到财产拥有状态、再从财产拥有再返回人的存在状态，这之间有一条链条，二者相互影响。人们越是根深蒂固地、强烈地把财产实际地据为己有，财产对主体的内外本质的影响就越清晰可鉴、越具有决定性，而由于占有金钱只占有了一种使用的可能性，所以“货币形式”的财产－－钱财，最大程度地缩小了对人的存在的影响，赋予人以最大程度的自由。故而从传统的土地财产向金钱财产的转变决不止是一种经济现象，这种转变还导致了人的存在状态的改变－－现代意义上的地区货币和平发展时代的来临。

　　二、全球金融一体化对亚洲货币区的影响

　　在今天一体化成为必然趋势的国际环境中，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各国之间被经济互动和文化交流联系在一起。亚洲意识不但能够让亚洲地理上彼此相连的国家或地区之间通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机制，加强亚洲各个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互动，而且能够让亚洲各国减少不必要的磨擦。每一个国家都应当认识到，在亚洲的大集体中，各国都负有不可或缺的责任和使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洲意识能够让亚洲各国更加自信和成熟。亚洲意识的实质就是货币同盟、文化同盟，这是全球化国家主权时代国家利益的核心，地缘政治秩序让渡币缘政治意识必将是全球化时代的趋势。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随着国际贸易的增长和国际分工的深化，国与国之间相连的国家犹如左邻右舍，彼此之间依存关系明显加强。形成了一种国际经济集团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的发展趋势。2007年1月24日在瑞士达沃斯再度召开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之际，世界经济论坛（WEF）和新布雷顿森林委员会（the Reinventing Bretton Woods Committee，RB-WC）同日联合发布了《国际货币体系、IMF和G20：重大变革正在进行》的报告。报告对货币的国际协调机制、金融危机预防和解决手段以及主要金融机构管理的现代化和合理化等领域的改革提出了具体建议。该报告认为，目前世界私人资金流动规模不断增大，经济活动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展，地区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协调不断加深。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在引导本国的金融机构适应国际经济的新特点。从全球经济失衡的持续，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发展，以及2006年12月泰国股市大跌重新引发人们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担忧，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严峻挑战。新布雷顿森林委员会执行长官乌赞（Mare Uza）表示：“国际金融体系的新版图正在显现。目前决策当局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从全球失衡能否持续，到贸易盈余国家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一直到IMF的日常功能，都不能再从‘G7和世界其他地方’这个角色来看了。”世界经济论坛的董事总经理沙曼（Richard Samans）指出：“看起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变革已经开始”，“G7已经开始接受其影响力消弱的事实，IMF也已经开始讨论在两年内重新调整成员配额和投票权的分配。”随着世界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世界范围内争夺市场、争夺资源的抗衡逐渐公开化，将迫使亚洲国家走联合之路，从制度角度出发，通过固定汇率平价和完全自由兑换或通过实施单一货币构筑亚洲货币区，亚洲一体化制度创新是货币一体化的根本性意义所在。

　　随着中国与其亚洲邻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以及对改革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必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建立一个中国货币区的兴趣近几年来也与日俱增。亚洲货币危机的爆发，欧洲货币欧元的启动，尤其是被称作“大爆炸”的日本金融改革计划，引发了日本和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首脑有关日元区问题的热烈讨论。“日元区”是中国邻国日本意将日元作为国际货币使用及对日元保持汇率稳定的一组国家。目前来看，这样的一个日元区在日本的国界之外还并不存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绝大多数国际交易都是以美元来计价的，可以说，亚洲地区是事实上的美元区，这也是欧盟频频同亚洲地区通过文化外交意欲达到分割亚洲货币区并占领亚洲地区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的真正目的。因此，在人类信息化以文化主权为形态的政治文明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是否能够主导亚洲货币区的建立应该是成败的关键。我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初努力可以追溯到1998年我撰写理论著作《奥运产业化营运暨人类的大同理想》为起始，后来在我2001年开始撰写理论著作《国家和平发展战略》为期望。那时我的观点是：鉴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很大，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已经不再符合亚洲国家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方针，它们应该盯住一篮子货币——其中人民币占较大的权重——的办法，更紧密地盯住人民币。上述汇率制度的重大转变能够减少这些国家以人民币计价交易的汇率风险，有助于推动人民币作为地区货币的广泛使用，为中国货币区的形成铺平道路。

　　世界经济一体化不可能是一个直线发展的过程，在其发展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各民族、国家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平衡决定了矛盾的复杂性。在当今世界上，人们可以列举无数事实来说明一体化过程中的矛盾，然而无论那些矛盾如何尖锐，如何在短期内难以看到解决的希望，都不能以此否定世界经济一体化在不断推进这一事实。未来100年全球金融的变迁，将使各国金融市场逐步区域一体化走向全球一体化。这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将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金融的一体化将促进人类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一个大同的全球金融格局将改变人类传统的金融观念和经营方式。未来世纪将给人们带来的是一场与全球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的金融革命。金融国际化导致的市场一体化，将使全球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和流动。过去那种人为限制和国别限制的做法将消失，而资源的有效利用将会使全球受益，这将为欠发达国家获得资源提供便利。20世纪经济的全球化推动了金融国际化，全球投资和贸易一体化继续发展的结果将需要一个统一的全球金融市场，货币政策的协调统一以及货币的一体化将逐步减少贸易和投资的交易成本。20世纪全球汇率的变化带来的国际间的矛盾和不协调的投资的交易成本，在新世纪将化为乌有，市场货币投机将消亡，长期困扰贸易和投资的国际汇率风险将成为过去。面对21世纪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亚洲人民早晚会觉醒，团结合作，发展区域经济组织。

　　亚洲的发展是在全球化激烈的震荡中和平发展而来的稳定安全的亚洲。21世纪市场经济将发展更快，竞争将更为激烈。亚洲国家可以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在金融风暴中越来越反映出，亚洲国家若不能以积极的姿态去建立区域经济，那么在全球区域经济的竞争中必将处于下风，也容易成为国际金融投机家看中的目标。亚洲在21世纪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地区，资源比较丰富，劳动力非常充沛，市场十分辽阔，近几年科学技术发展较快，在全球经济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亚洲地区的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对外贸易从70年代末的世界32位，到90年代跃升为第11位，接纳世界直接投资已仅次于美国居第2位，被誉为“吸金大国”，令世界惊讶。强势的人民币与稳定的港币形成长期并存的格局，对亚洲的发展非常有利。当今世界，国际资本垄断全球市场已经是一个事实，它已钳制了相当大一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首先要让本国的经济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中具有独立的地位，而不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不再仅仅是外国资本的投资或投机市场；不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场地和国际雇工市场。

　　21世纪将是一个资本竞争、人才竞争和科技竞争的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世纪；是一个孕育希望和胜利的世纪。金融的全球化和全球货币一体化将从金融的区域化和区域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就此而论，欧洲货币联盟的发展和欧元的启动，是走向金融全球化和全球货币一体化的重要一步。从另一方面看，由于世界各国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存在着极大的差别，金融全球化和全球货币一体化的过程将充满矛盾、冲突、前进和倒退。为了推动这个历史进程，我们需要积累经验。就此而论，欧盟的发展和欧元的启动更提供了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实例。人类史上并不乏货币统一的先例，但往往伴随的是主权的统一，欧元的光辉之处就在于它是在主权分立的情况下通过协商实现了货币整合。从这个意义上看，欧元的诞生是20年金融创新浪潮的最高成就，拉开了21世纪全球化时代宏观金融整合的序幕。作为欧洲内部货币合作的产物，欧元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人们进行国际货币合作的信心，似乎从中看到了未来统一的“世界货币”的雏形。从创设欧洲计算单位、欧洲货币单位，到最终推出欧元，欧洲货币一体化走过了近50年的历程。欧盟的实践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的宝贵经验是，全球货币一体化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可行的步骤是立足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遵循先易后难，先区域后全球，先松散后紧密的原则，制定阶段性目标，然后在实践中逐步推进。循着欧盟的实践，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应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相辅相成的发展趋势，首先推动相对稳定的货币区域的发展，并不断强化货币联盟的监督协调职能，然后创造条件向世界性中央银行过渡。欧洲单一货币的诞生和国际货币三元格局的确立，昭示着世界货币统一的趋势。与世界经济三极化相适应，国际货币三元格局也将持续很长时间。但是，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相适应，世界货币统一的趋势也是存在的。欧元的经验给世界的启示是：未来世界货币一体化的现实过程，可能是通过若干区域货币统一的途径来实现的。

　　现代经济的发展是高度货币化和信用化基础上的金融经济发展，金融发展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方面，货币是所有经济体系中金融发展的原动力。金融资源是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键性约束条件，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已为现代经济发展史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所证明。虽然从理论上讲经济发达程度是金融发展的基础，但金融对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显而易见，尤其在经济起飞阶段，金融甚至是第一推动力。一国不同区域发展之所以会呈现较大差异，虽然有其历史和自然的原因，但在区域经济规划发展的进程中，金融推动力的差异是一个重要因素。金融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区域资本形成中金融有其特殊的聚合功能，从而发挥第一推动力之作用，还在于金融经济有显著的结构调整功能，并通过这种调整产生经济结构重组的结构动力。同时区域之间存在的各种结构差异在客观上也为金融调整能力的发挥奠定了基础。西方信用理论中的信用媒介论、信用创造论、信用调节论都强调这一作用。长期以来的经济学家分析金融调整的着眼点往往是经济的信用化程度高的现代经济，认为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使社会经济的信用化程度不断提高，政府、企业与居民等经济单位都在广度与深度上全面介入金融市场，金融工具不断创新和丰富，只有在这样条件下，信用对经济的调整才显得有意义。固然，经济的货币化、信用化程度高，货币信用对经济的可调整程度更增强，但对于经济处于发展中的区域而言，其货币化和信用化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提出了金融调整的要求，而且不同地区货币化与信用化程度的差异为金融调整效果的有效发挥提供了机会。随着世界经济越来越趋向于一体化，有关货币联盟决不可低估外部经济的反作用。因此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演进脉络和经济学对金融发展的发现表明区域经济的发展愈来愈需要金融支持，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从而区域金融结构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区域金融发展和区域金融结构构成了区域金融研究的主题，也是区域经济学发展的核心。金融资本全球化未来的演进趋势是其微观基础从国别货币向区域货币转移，基于区域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资本全球化，是对基于个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资本全球化的继承和深化，可以渐进地克服金融资本全球化与世界经济格局的矛盾，可以瓦解金融霸权并形成铸币税的国际分享机制，可以缓解边缘性金融危机并增强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健性，是在金融领域中全球化与本土化利益的有效缓冲层。从自然和历史的角度看，金融资本全球化作为全球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既非发展中国家的福音或陷阱，也非发达国家的阴谋，而是客观的和不可逆的过程，针对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毁誉反映了全球化和本土化不平衡裂合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金融资本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将导致更相互依赖和更适应全球化的区域化体系出现。

　　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日趋密切，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或地区将或早或迟地走上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随着国际贸易的增长和国际分工的深化，国与国之间相连的国家犹如左邻右舍，彼此之间依存关系明显加强。形成了一种国际经济集团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的发展趋势。随着世界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世界范围内争夺市场、争夺资源的抗衡逐渐公开化，将迫使亚洲国家走联合之路，从制度角度出发，通过固定汇率平价和完全自由兑换或通过实施单一货币构筑亚洲货币区。区内根据效率原则确定相应的制度和组织安排，成员国有选择地向超国家组织让渡主权；后者根据制度安排统一实施货币、汇率等政策。欧洲货币一体化作为具体的实践。集中了货币统一、货币主权让渡与国家组织管理等创新成份，因此笔者认为亚洲一体化制度创新是货币一体化的根本性意义所在。

　　文明是一种生存方式，是一个民族，一个种族或国家，一个地区共同的或相似的生存方式。不同的甚至尖锐对立的利益诉求，肯定是各种导致文明冲突的因素中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但不同的思维方式，认识事物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不同，也是引发文明冲突的重要因素。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文明冲突，就是把虚拟经济看做是一种新的经济文明。因此，也可以把它看做是一种颠覆旧的文明的工具。以往的文明都是实物经济文明，不论是农耕、游牧、渔猎、商业、贸易、工业甚至海盗经济，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实物经济，而现在的美国文明可以说是最早期的虚拟经济文明，这种文明与实物经济文明在根上就不同，如果讲文明冲突，讲实物经济文明和虚拟经济文明这两种文明的冲突才更有前瞻性。眼前的冲突是美欧冲突，远些的冲突是亚欧冲突，这两种冲突的起因和性质是很不一样的，美欧冲突的起因是在虚拟经济层面，亚欧冲突是因为长远的物质资源利益矛盾。在现阶段 , 左右世界大势的主要矛盾，还是美欧之间的货币利益矛盾，美国只有首先铲平欧元与美元争霸的苗头，才能既保住自己的金融泡沫不破，又保证在东亚的物质利益不受损。美国对外政策的底牌是“扰乱欧洲、稳定亚洲”。

　　全球化实际上分两个层面，一是以物质生产为背景的贸易与投资的全球化，另一个是以虚拟资本流动为背景的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对这两个层面的全球化，美国的态度是不同的，在物质产品的生产和贸易方面，美国现在是在反全球化；美国现在需要的全球化，是要求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实际是自由地、不受限制的流向美国。美国军事目的的背后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多元化，也会导致军事目的多元化。美国国家利益超出国界，军事目的也就超出国界，国家利益伸向海洋，军事目的就有海洋方面的内容。美国的下一步打击目标还是要以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向来确定，目前能左右国际资本的流向的主要因素集中在欧洲和全球的主要产油区。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还是会以打击欧元区经济为目标，继续收拾中东地区和其他产油国。在虚拟经济成为主导经济模式以后，经济的地缘性在降低，如果过去的产业链、资源链，现在就是资本链、货币链，再用地缘的概念去解释世界发展趋势就过时了。虚拟经济说到底是要卖资产，不是卖货币，货币是资产的一个条件，所以用不用美元没关系，只要在美国所停留的资金最多，美国所卖出的虚拟资产就可以最多，不论是买美国的国债，买美国的股票，买美国的概念，这些都不妨碍美元变成世界元，只要结算中心在美国，它就能够主导货币的走向。虚拟经济的物质基础就是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工业化加速，产生了大规模的净储蓄，全球 2.12 万亿外汇储备，亚洲占了 1.2 亿，光中国和日本两家就拿了 80% ，流入美国的 72% 的全球储蓄，八成来自亚洲。美国拿到的是亚洲制造的物质产品，亚洲得到的是美国的债权或产权凭证，而正是这些来自亚洲的资金推高了美国股市，刺激了美国经济，也使美国尝到了虚拟经济游戏的甜头——用一张纸或者一个电子符号换取物质产品。这种围绕核心货币形成的一种紧密的经济关系就是币缘关系。这紧密的经济关系，最终全形成币缘圈。由于经济利益的一致性，币缘圈有自己相对一致的政治态度，对国际事务也会有相对统一的立场，也应有统一的安全保障体制。因此，币缘这个概念不只是个经济或金融的概念，而应该是个包括政治、军事在内的综合概念，是个大概念，是个可以和“地缘”对应的概念集。币缘，既可以产生对立，也可以产生联盟，既可以是币缘经济，也可以是币缘政治、币缘军事、币缘外交，因为是货币的原因，决定了一个国家群体为什么要结盟，为什么要与另一个国家群体相对抗。新结盟的核心点是经济结盟，是对高技术投资的结盟，是市场的结盟，形成新的区域壁垒，并且形成一种新的内部制度与其他结盟抗衡。新战国时代的结盟，实质上是一个货币同盟，是货币圈利益共同体。新战国的国家利益，主要体现在货币利益上，这是国家利益的核心。对我们来说，关键要加快推进东亚这一极的成长，东亚成为世界币缘格局上的真正一极，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当东亚这一极长大的时候，全球初级产品资源将再一次出现严重短缺，而主要的资源矛盾会出现在欧洲和东亚之间。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可能还需要 5 年，美国不是在美欧冲突中被削弱，就是爆发金融危机，会退回到北美一隅，成为地区大国，到时三大板块就初步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各自都会把内部整合问题放在第一位，可能会出现一段和平发展时期，十年以后可能又不一样了，因为全球的资源是不够的，随着中国、东盟和欧盟东部地区的工业化，资源矛盾全再次突出出来，到那个时候冲撞可能又要来了，而且很可能是发生在欧盟与东亚之间。可以概括一下，第一，美欧之间的冲突比我们想得要近。第二，三分天下，出现短时期的和平，各个板块忙着自己家里事。第三，当东亚这一极长大的时候，全球初级产品资源再一次出现严重短缺，而主要的资源矛盾会出现在欧洲和东亚之间。对我们来说，关键要加快推进东亚这一极的成长，东亚成为世界币缘格局上的真正一级，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面对这种前景，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必须面对未来去设计战略，有了新战国时代即将到来的战略眼光，就不能让枝节问题阻碍中国核心利益的实现。要从中国长远的战略利益出发，以大心胸成大事业。尽管我认为东亚元是一个不错的前景，但从中、日、韩三国加上中国港、台地区情况看，一种统一的货币虽然是共同利益的产物，但历史积怨、不同的政治文化心态以及到了关键时刻谁肯舍弃一部分自己利益为其他成员负责，这仍然是个这容乐观的问题。

　　三、亚洲货币一体化的概念与机制功能

　　货币一体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它的最早运用可以追溯到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发展至今，描述货币一体化这一现象的概念已相当庞杂。其中强调动态性的有：货币一体化（ Monetary Integration ）、货币统一 (Monetary Unification) 、货币融合 (Monetary Converge); 反映静态状况的有：货币区 (Currency Area) 、货币同盟 (Monetary Union) 、汇率同盟（ Exchange Rate Union ） ; 虽然各种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这正反映了货币一体化现象所经历的认识跨越与形式变迁。特里芬（ R .Triffin ）最早于 1958 年论述了国家间货币一体化的构想 , 他直截了当地提出国际单一货币安排 ; 建立新的国际货币单位 , 各国间货币形式相互独立但价值一致 ( 相当于一比一汇率安排或一种货币在各成员国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 ); 立法确定在交易合同中使用共同计价单位 ; 货币自由流通 ; 由唯一的权力中心负责货币发行。操作层面上的货币一体化认识首推 1970 年《维纳报告》和 1989 年《德络尔报告》。两项报告不仅是欧洲货币一体化实践的奠基性文件。而且是具有相当普遍理论意义的区域货币一体化研究文献。从欧洲实践出发，《维纳报告》提出了支持单一货币的重要论点：单纯从经济理论来看，货币一体化仍然可以伴随国家货币主权的保留，但考虑到心理与政治因素，实施单一货币才是货币一体化不可逆性的充分保证。《德络尔报告》进一步针对货币一体化牵涉到的主权问题的敏感性与复杂性，提出了权力集中与权力让渡中的“辅助性原则”（ Principle of Subsidiary ），即只有当出现国家政府失灵而不能有效实施某项政府职能时，方可由超国家组织来接替该项职能。这实际上已成为确定国际管理与主权管辖界线的关键性依据。正是在货币一体化认识的动态发展中，其概念稳定的内核得以确立，即：货币间汇率平价的不可逆固定；取消汇率边际波动；货币间完全自由兑换；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此外，还有两项引申性内核：单一货币、共同货币政策及单一货币政策执行机构，引申性内核对保证货币一体化的具体实现同样是关键性的。货币一体化通过具体制度—政策—社会行为者这样的作用机制在效率、稳定和公平三方面达成相应的经济效应；同时，还因新旧制度替代而存在转型效应；因其：“大国”型态而形成对外影响；一体化还因货币主权的让渡与集中而形成政治效应。再则，笔者认为货币的一体化具有以下功能和效应。

　　货币一体化的作用机制
　　货币一体化引起的具体制度变迁涉及四方面：汇率制度、（金融）市场制度、货币制度和宏观经济管理制度。正是通过这些具体制度安排的调整创新，直接或间接地达成了相应的经济效应。货币一体化制度变迁无条件地直接影响到生产者的行为，即通过增进价格的透明度与稳定性促成交易成本下降，实现微观效率；货币制度变迁还影响到政策选择，通过政策面对货币一体化的响应又间接地影响市场行为者行为。因此，制度变迁—政策调整—行为者响应三个环节构成货币一体化效应、功能的发挥渠道。货币一体化制度创新对交易活动的直接影响是无条件的，而通过政策面传递的间接效应是有条件的，它有赖于各政策制订当局的响应态度和作为社会行为者的生产者与私人对政策的反应模式。其中主要影响因素有：政策的目标导向、政策信用、政策间配合、公共部门效率、市场预期的模式、工资谈判模式、要素流动性等等，而同样符合经济人行为模式的政策制订当局对货币一体化的态度可能是最为关键的。

　　货币一体化的功能效应

　　全球的经济一体化在总体上是各个层面、领域、空间的一系列功能性调整与制度性变迁的组合。作为其中一个层次的货币一体化涉及经济基本面与制度层面的变迁，因此，其产生的效应是全面的。我们可以从六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微观经济效率： 货币一体化涉及货币领域的两项微观经济改进。首先是静态地节约区内经济交流中的汇兑成本和汇率风险规避成本（如套期保值成本）；其次，更重要的是通过信息环境的改善（如价格高透明与可比性引致的资源配置功能完善化），动态地增进生产者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动力。效率收益在本质上是属微观经济层面的，但显然也会转化、引致某些宏观经济效应。鲍德温（ Baldwin ）在 1989 年和 1990 年和 1990 年根据“新增长理论模型”得出：效率的增长最终可能提高共同体的产出水平和实际收入，原因在于更高的要素产出率和更大的资本存量；内部市场的完善同样也会引致产出和收入上的收益，因为高层次的稳定状态的达成，支撑了更高的增长。货币一体化微观效应发挥的同时，也会伴随着一些暂时的负面影响和短期调整。如银行业务结构的变化、外汇业务规模的缩水。总体上，货币一体化的微观经济诸效应并不直接依赖于宏观经济环境，但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与否也影响着微观效应的发挥程度。为获得持续稳定的效率收益，货币一体化实际汇率平价水平应能反映经济的基本面状况，这有利于减少相对价格调整引致的福利损失。货币一体化的微观效应不仅反映在私人经济部门，还涉及更宽泛的公共部门效率的增进，如税收征集与公共产品供应。

　　（二）宏观经济稳定：宏观经济稳定的主要指标为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名义与实际变动率。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动对风险经济部门而言，是一种福利消减的信号。因为这牵涉到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交易风险贴水的追加。货币一体化的宏观经济效应具有两面性。积极效应之一是货币一体化意味着与汇率波动相关的无效率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而汇率波动一旦不反映政策或总体经济变迁，则此种波动便是负面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汇率完全固定当然有利于稳定。积极效应之二是同经济层面的政策合作问题相关。现代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相互依赖特征决定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外在性问题是显著且普遍存在的。货币一体化的内核，尤其是两项引申性内核，意味着宏观政策上的广泛合作与集中管理：取消内部汇率政策工具、统一对外汇率政策和统一货币政策以及制订有法律性约束的财政政策，从而较彻底地解决了合作失败或机会主义式的不合作问题。对各成员国而言，货币一体化的宏观层面不利之处在于，汇率政策工具的丧失与货币政策工具的让渡。这使得国家层次上决策机构在应对不对称冲击时，可能由于政策工具选择的约束而陷于不利境地。

　　（三）区域公平： 货币一体化不仅是市场的融合，而且有资源和要素的再配置，这便直接涉及到制度变迁成本与收益的空间再分配问题。后面将要讨论的“最适宜货币区”理论实质上就是证明货币一体化在一个完全均匀空间里的实施问题。在实践中，国家间产业结构、经济规模、发展水平与外贸结构的不同。尤其是货币一体化的初始经济政治条件不同是客观现实，故实施货币一体化必然导致收益和成本的空间分布不均衡问题。具体货币一体化制度变迁效应的不平衡分布对总体货币一体化区域经济趋同的干扰仍不能确定。规模经济理论支持这样的效应认识，即共同体的经济中心地区将获得主要的经济收益。而有关边缘地区低成本竞争力的研究则支持生产再配置效应与后进地区通过追赶方式改善区域经济不平衡状况的判断。在实践中，欧盟政策间的关联与补充是得到一贯支持的做法，比如各类结构性基金与农业政策就承当着平衡功能。总之，货币一体化的区域公平问题是不显著的或可弥补的，否则便无法解释后进国家、边缘国家的加入动机。

　　（四）对外效应： 货币一体化影响的传导过程显然不是封闭的，一体化货币区的大国经济形态是达成一体化对外效应的前提，即设定区域性货币一体化所汲及的经济规模符合国际经济学的大国经济模型，其内部经济状况对国际市场状况形成显著影响。具体货币一体化形成的对外效应有：在超越区域的更大空间里发挥交换媒介、价值储存等功能，从而便利成员国国民与企业在全球的贸易、金融等经济交往，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并以其国际货币地位获取国际铸币税收益。改善货币一体化区域在国际经济协调中的整体地位 , 同时由于一体化国家的政策统一减少了国际谈判中的博奕对象数量，增进了国际经济协调的整体效率。一体化区域的局部货币制度创新对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更新发展具有示范作用。

　　（五）转型效应： 货币一体化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在达成制度安排、发挥上述功能效应的同时，还存在一系列转型效应。这包括制度选择与制度构建的成本，新老制度替代的成本等。它们影响着货币一体化制度进程的稳定，反映了货币一体化制度的动态和过程，并由于转型中成本收益在时间序列上的不同步性，甚至成为影响到整个制度创新成败的关键。时间序列问题是指：诸多货币一体化的效应，如交易成本消减、宏观经济稳定和对外效应等，往往是在货币一体化达成之后方才得以体现，而转型应则是在一体化制度创新的全过程中释放的，在货币一体化创新的初期尤为突出，于是在不同的货币一体化阶段中，正负效应有不同的情况。这客观上给货币一体化造成了障碍。

　　（六）政治效应： 政治效应是货币一体化特殊性的集中表现。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来考察货币一体化的政治效应。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是考虑货币一体化涉及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工具集中，讨论其从货币介入直接触及国家主权的核心。政治学的考虑则是将完全货币一体化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进而评估其对政治层面上融合的贡献。

　　四、欧元启动对亚洲货币区域金融的范式影响

　　世界经济一体化不可能是一个直线发展的过程，在其发展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各民族、国家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平衡决定了矛盾的复杂性。在当今世界上，人们可以列举无数事实来说明一体化过程中的矛盾，然而无论那些矛盾如何尖锐，如何在短期内难以看到解决的希望，都不能以此否定世界经济一体化在不断推进这一事实。未来 100 年全球金融的变迁，将使各国金融市场逐步区域一体化走向全球一体化。这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将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金融的一体化将促进人类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一个大同的全球金融格局将改变人类传统的金融观念和经营方式。未来世纪将给人们带来的是一场与全球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的金融革命。金融国际化导致的市场一体化，将使全球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和流动。过去那种人为限制和国别限制的做法将消失，而资源的有效利用将会使全球受益，这将为欠发达国家获得资源提供便利。 20 世纪经济的全球化推动了金融国际化，全球投资和贸易一体化继续发展的结果将需要一个统一的全球金融市场，货币政策的协调统一以及货币的一体化将逐步减少贸易和投资的交易成本。 20 世纪全球汇率的变化带来的国际间的矛盾和不协调的投资的交易成本，在新世纪将化为乌有，市场货币投机将消亡，长期因扰贸易和投资的国际汇率风险将成为过去。面对 21 世纪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亚洲人民早晚会觉醒，团结合作，发展区域经济组织。

　　亚洲的发展是在市场经济中发展的， 21 世纪市场经济将发展更快，竞争将更为激烈。亚洲国家可以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在金融风暴中越来越反映出，亚洲国家若不能以积极的姿态去建立区域经济，那么在全球区域经济的竞争中必将处于下风，也容易成为国际金融投机家看中的目标。从墨西哥 1994 年爆发的货币危机和 1997 年在泰国发生的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出，成为国际金融投机目标的国家，通常是自己不能独立摆脱危机，需要别国的通力合作与帮助。墨西哥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如果墨西哥的金融危机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则美国在墨西哥的销售额 1995 年将减少 100 亿美元，使本来就贸易赤字很高的美国外贸形势更面临火上加油的局面。所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才那么积极拯救墨西哥比索，而英镑和里拉却从欧洲货币体系中退出。结果非常清楚：美国等国家成功地抵御了投机者的侵犯；而英国等败于金融投机家之手。这次亚洲金融风暴，如果日元像人民币一样保持坚挺，就决不致于惨到如此地步。日本拥有 224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9200 亿美元的海外纯资产，央行贴现率近 3 年来一直处于 0.5% 的历史低点，日本当局却抱着消极的态度，任日元贬值，到头来自己也败于投机者之手。所以区域经济的真诚合作至关重要，可以避免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财富成为别人攻击的目标。

　　亚洲在 21 世纪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地区，资源比较丰富，劳动力非常充沛，市场十分辽阔，近几年科学技术发展较快，在全球经济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亚洲地区的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对外贸易从 70 年代末的世界 32 位，到 90 年代跃升为第 11 位，接纳世界直接投资已仅次于美国居第 2 位，被誉为“吸金大国”，令世界惊讶。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这次虽受金融风暴冲击严重，但实力依然雄厚，民间富裕，技术基础也很扎实，一旦政策对路，复苏自然较快。韩国是刚跻入“富人俱乐部”新兴国家，经济和技术基础在新兴国家中都名列前茅。自 1992 年以来，印度贸易自由化改革也在加快。 1997 年，印度利用国内最大型及最先进的“两极卫星运送火箭”，成功地将卫星发往太空。据报道：随着印度成功发射大型运载火箭卫星，国际市场卫星发射竞争，势将更为激烈。还有香港、台湾、新加坡都幸免被金融风暴击溃，经济都可望高速发展。 1997 年《世界经济论坛》报道了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居全球第 6 位，人均收入首次超过 3 万美元，超过德国和美国，德国为 2.87 万美元，美国为 2.85 万美元。港币的稳定，更能稳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势的人民币与稳定的港币形成长期并存的格局，对亚洲的发展非常有利。当今世界，国际资本垄断全球市场已经是一个事实，它已钳制了相当大一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首先要让本国的经济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中具有独立的地位，而不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不再仅仅是外国资本的投资或投机市场；不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场地和国际雇工市场。

　　21 世纪将是一个资本竞争、人才竞争和科技竞争的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世纪；是一个孕育希望和胜利的世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留给亚洲国家的空间也越来越少，只有合作竞争才能在这个星球争得一席之地。金融的全球化和全球货币一体化将从金融的区域化和区域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就此而论，欧洲货币联盟的发展和欧元的启动，是走向金融全球化和全球货币一体化的重要一步。从另一方面看，由于世界各国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存在着极大的差别，金融全球化和全球货币一体化的过程将充满矛盾、冲突、前进和倒退。为了推动这个历史进程，我们需要积累经验。就此而论，欧盟的发展和欧元的启动更提供了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实例。人类史上并不乏货币统一的先例，但往往伴随的是主权的统一，欧元的光辉之处就在于它是在主权分立的情况下通过协商实现了货币整合。 80 年代是金融创新的年代，“把不同金融工具的特性加以分解，再各取所需重新组合”，这便是金融创新的本质含义，但这只能看作是微观金融创新。 90 年代，金融全球化滚滚而来，当国与国之间的金融交易活动密不可分时，最基础的金融工具—货币的分割无疑是阻滞金融交易的最大障碍，也是金融风险的集中栖息地，所以区域货币是全球化的大势所趋。从这个意义上看，欧元的诞生是 20 年金融创新浪潮的最高成就，拉开了 21 世纪全球化时代宏观金融整合的序幕。

　　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动荡暴露了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由于美国连续七年的经济增长，外资涌入，美元坚挺，而日本连续六年的经济衰退导致资金外流和日元疲软，德国靠本国一个国家的经济难以支撑作为国际货币的马克，全球三大货币结构失衡。汇率从 80 年代末以来剧烈波动，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从最高点 1 美元兑 278 日元，跌到仅兑 79.8 日元， 1998 年 6 月份又升至 146 日元，再跌到 110 日元。同样，美国对马克的汇率从最高点一美元兑 3.78 马克跌到仅兑 1.33 马克，然后又升到 1.90 马克。国际汇率体系的不稳定给发展中国家的外贸和资本流动带来不利影响，并给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营带来严重困难。缺乏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的管理。在这次国际金融动荡中，投机资本操纵或控制市场，破坏市场秩序，严重影响了其他投资者的利益，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当今的国际货币制度对于发展中国家委实不利：它们的货币都不是国际储备货币，无从分享“铸币税”的好处；它们无力预测和影响汇率的走向，对汇率波动风险缺乏防范能力，对国际金融市场上规避汇率风险的多种外汇交易方式和工具也不象发达国家那样运用自如，也不存在追求暴利的对冲基金。作为欧洲内部货币合作的产物，欧元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人们进行国际货币合作的信心，似乎从中看到了未来统一的“世界货币”的雏形。从创设欧洲计算单位、欧洲货币单位，到最终推出欧元，欧洲货币一体化走过了近 50 年的历程。欧盟的实践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的宝贵经验是，全球货币一体化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可行的步骤是立足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遵循先易后难，先区域后全球，先松散后紧密的原则，制定阶段性目标，然后在实践中逐步推进。

　　循着欧盟的实践，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应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相辅相成的发展趋势，首先推动相对稳定的货币区域的发展，并不断强化货币联盟的监督协调职能，然后创造条件向世界性中央银行过渡。同时，应以国际法的形式对全球性货币联盟的目标、推进步骤和时间表作出明确安排，督促各国共同努力，加强国际协调。从法律角度来看，欧盟有关单一货币的法规将为未来的国际法律制度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如果说布雷顿森林协定开了以国际法的形式来调整国际货币制度的先河，那么《欧元的法律地位》等文件则是一个以多边条约来规定区域货币关系，保证区域内单一货币稳步推进的极有价值的探索。特别是那些要求成员国将货币主权逐步让渡给欧洲中央银行的细致安排，将对未来的区域性或全球性货币法律制度的建设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欧洲单一货币的诞生和国际货币三元格局的确立，昭示着世界货币统一的趋势。与世界经济三极化相适应，国际货币三元格局也将持续很长时间。但是，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相适应，世界货币统一的趋势也是存在的。欧元的经验给世界的启示是：未来世界货币一体化的现实过程，可能是通过若干区域货币统一的途径来实现的。

　　现代经济的发展是高度货币化和信用化基础上的金融经济发展，金融发展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方面，而完整的金融发展理论应包括宏观金融发展理论、中观金融发展理论和微观金融发展理论。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宏观金融发展理论和微观金融发展理论，而对中观金融发展理论研究长期滞后。尽管理论界对中观经济金融问题尚有不同认识，但区域金融至少是中观金融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因而研究区域金融发展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根据雷蒙德 .W. 戈德史密斯（ 1968 ）（ Raymond W.Goldsmilth ）的见解，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即由初级金融结构向较为复杂金融结构转化的过程。一国金融结构就是该国现存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这包括各种现存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经营特征和经营方式，金融中介机构中各种分支机构的集中化程度等等，并强调“最重要的也许是金融工具的规模以及金融机构的资金和相应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戈德史密斯所定义的金融发展过程一般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金融工具的多样化；另一则是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如果我们对金融工具作广义的理解，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是最初级的金融工具。货币不但可以充当交易媒介，而且还是一种记帐单位、价值储藏手段和延期支付的标准。货币作为延期支付的标准使得借贷方行为和借贷关系得以确立，这就为信用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由于信用关系的存在，就会产生各种载明支付或还款条件的“书面文件”，这些“书面文件”可以由各种金融机构发行和经营，各种金融机构通过发行各种金融工具将经济体系中的储蓄集中在一起，然后再将集中起来的储蓄导向生产投资活动，从而充当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中介职能，此外，货币形态及货币制度本身的演进过程也与金融发展密切相关。货币的最初形态是从商品世界中游离出来的一般等价物。这些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虽然绕开了物物交换中的三大障碍，但由于称量和化验上的麻烦以及运输的不方便，实物货币逐渐被符号货币所替代。而真正给交易过程带来极大的效率增进的则是银行货币，银行存款货币本身代表一种对货币的民债权，而且通过转让货币债权比交割货币本身具有更高的效率。正是由于提高交易效率的需求，才促成了以银行为主体的货币支付体系的发育与完善。

　　货币是所有经济体系中金融发展的原动力。金融资源是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键性约束条件，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已为现代经济发展史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所证明。虽然从理论上讲经济发达程度是金融发展的基础，但金融对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显而易见，尤其在经济起飞阶段，金融甚至是第一推动力。一国不同区域发展之所以会呈现较大差异，虽然有其历史和自然的原因，但在区域经济规划发展的进程中，金融推动力的差异是一个重要因素。金融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区域资本形成中金融有其特殊的聚合功能，从而发挥第一推动力之作用，还在于金融经济有显著的结构调整功能，并通过这种调整产生经济结构重组的结构动力。同时区域之间存在的各种结构差异在客观上也为金融调整能力的发挥奠定了基础。西方信用理论中的信用媒介论、信用创造论、信用调节论都强调这一作用。长期以来的经济学家分析金融调整的着眼点往往是经济的信用化程度高的现代经济，认为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使社会经济的信用化程度不断提高，政府、企业与居民等经济单位都在广度与深度上全面介入金融市场，金融工具不断创新和丰富，只有在这样条件下，信用对经济的调整才显得有意义。固然，经济的货币化、信用化程度高，货币信用对经济的可调整程度更增强，但对于经济处于发展中的区域而言，其货币化和信用化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提出了金融调整的要求，而且不同地区货币化与信用化程度的差异为金融调整效果的有效发挥提供了机会。

　　随着欧洲共同体不断发展，经济学家不再局限于共同货币或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制本身，而是探讨需要什么条件配合才能达成货币联盟。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经验，为检验和修正最适度货币区理论提供了胜于雄辩的参照。首先，关于最适度货币区传统分析和另类分析所没有细分清楚的问题，可以对照欧洲货币一体化实践来看清楚：一是关于最适度货币区与货币联盟的关系，二是关于共同货币与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制的关系。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经验看，货币联盟必须有共同货币，唯共同货币才跟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制相适应；否则，固定汇率制只能是可调整的。最适度货币区既然是“最适度”（亦有译为“最佳”）的“货币区”，必须有共同货币，亦即货币联盟。按照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经验，共同货币与成员国货币平行（并存）时，才需要在成员国货币之间以及它们各自与共同货币之间建立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制。譬如，欧盟于 1999 年 1 月 1 日 公布的欧元与成员国货币的汇率以及成员国间货币汇率，就将是 3 年不变，直至 2002 年取消成员国货币而唯有欧元为止。如果这 3 年中有关货币汇率不得不发生变动，那么，欧盟便陷入危机，一体化进程有可能逆转。所以，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制是货币联盟较低阶段的标志，也是其走向较高阶段的必要条件。

　　欧洲货币一体化实践为最适度货币区发展方向创造了基础。第一，它应该系统总结区域货币一体化经验，系统研究区域货币一体化如何由较低形式向货币联盟转变以及货币联盟的机制特征。它不同于政策研究，后者需要考虑具体措施及实施方案，它则需要作原理或原则概括。第二，它必须既“明确”又“动态”地把握“最适度”概念，一方面为货币联盟大小（包括哪些国家）何谓“最适度”订出若干明确标准以供评判，另一方面综合考虑这些标准以便有关区域货币一体化组织得以成立、完善和扩大，避免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自相矛盾，即理论上将“最适度”相当于完美，在解释实际现象时却将“最适度”大大降格。第三，不能再停留于仅就有关成员国利弊得失来评估是否值得建立货币联盟，必须同时考虑，有关国家成立货币联盟将对非成员国甚至整个世界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因为，随着世界经济越来越趋向于一体化，有关货币联盟决不可低估外部经济的反作用。因此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演进脉络和经济学对金融发展的发现表明区域经济的发展愈来愈需要金融支持，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从而区域金融结构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区域金融发展和区域金融结构构成了区域金融研究的主题，也是区域经济学发展的核心。

　　金融资本全球化未来的演进趋势是其微观基础从国别货币向区域货币转移，基于区域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资本全球化，是对基于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资本全球化的继承和深化，可以渐进地克服金融资本全球化与世界经济格局的矛盾，可以瓦解金融霸权并形成铸币税的国际分享机制，可以缓解边缘性金融危机并增强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健性，是在金融领域中全球化与本土化利益的有效缓冲层。从自然和历史的角度看，金融资本全球化作为全球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既非发展中国家的福音或陷阱，也非发达国家的阴谋，而是客观的和不可逆的过程，针对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毁誉反映了全球化和本土化不平衡裂合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金融资本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将导致更相互依赖和更适应全球化的区域化体系出现。

　　五、中国在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中的地区货币主权意识

　　亚洲地区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很少谈及亚洲共同利益，国家间常常是危机和对抗，缺乏一种合作和安全意识，缺乏一种亚洲的总体意识。亚洲地区对金融安全的需要显然是高于地区一切利益的，金融安全问题历来就是人类社会最为关心的首要问题，无论对个人、对群体、对国家，还是对国际社会而言，金融安全需要总是第一位的因素。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让我们联想到亚洲的金融安全形势是严峻的，民族矛盾、宗教冲突、领土争端等等充斥着整个亚洲地区，亚洲地区仍然存在着诸多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灾难事端的热点。亚洲共同安全意识的确立，自印度洋海啸发生以来，国际强化共同的亚洲危机意识已成为世界共识，建立亚洲金融安全观是亚洲地区各国元首和人民共同的愿望。大国协调是亚洲货币一体化合作的保证  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亚洲的金融安全以及亚洲货币一体化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关系。那么亚洲地区通过大国的推动在地区建构货币一体化合作，应成为亚洲地区面对全球化挑战的共识。

　　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引发了亚洲国家（地区）间货币协调问题的讨论。 1998 年，日本提议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 AMF ），作为 IMF 的补充。虽然此议因遭到亚洲国家（地区）的普遍反对而很快搁浅，但是，看起来，在亚洲国家（地区）间建立某种货币协调，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欧元的成功启动，可能加速这一进程。但是，亚洲国家过于分散，不可能完全照搬欧盟的模式。亚洲各国（地区）的经济呈现出相当大的结构差异。其中有些国家还处于农业化程度很高的阶段（如中国、印度尼西亚），另一些则已经是高度现代化了（如日本、韩国）。同时，各国（地区）在收入水平、经济结构、开放程度、所有制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另外，在亚洲，已经存在东盟这样一个松散的经济联盟构架，随着越南和缅甸的加入东盟，地区间的货币合作将变得更加困难。即使在东盟各核心国之内，收入差距也比欧洲各国来得显著，而且与欧洲各国不同，这些国家的贸易对象主要是东盟以外的国家。例如，欧盟 15 国之间的贸易额占整个欧洲贸易的 60% ，而欧盟 11 国之间的贸易份额更是达到 50% 。但是在亚洲，除日本以外，亚洲地区间贸易约占所有交易的 27% ，而东盟国家间的贸易额却只分别达到总出口的 25% 和总进口的 20% 。贸易和投资联系的松散，无疑使得形成货币联盟的基础比较溥弱。亚洲现有的经济结构表明，这些国家都将致力于保持币值的相对稳定，但它们将不太关注周边其他国家的政策。因此，可能的情况是，它们将在不影响政策制定的独立性的前提下实现一定程度的相互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国家过去普遍与美元有着密切的联系。此次亚洲金融危机后，由于美元联系面临崩溃，这些国家必须寻求新的基础以保持稳定。一种可能的方法，就是实行以贸易份额来为一篮子货币定值。如果这样，日元和欧洲货币将占据主导地位。另一种方案可能涉及相对广泛的币种组合，这些经过精心筛选的篮子货币（与贸易流量的多少无关）拥有相同的地位，这样将形成有关货币政策的新规定，同时确保了对经济形式变化的快速反应能力。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建立日元集团。集团的成员国将维持货币相对于日元的稳定性。然而，通过日元和德国马克之间的比较可以发现，就目前而言，日元尚不能成为理想的基准货币。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几乎完全来源于其在欧洲的相关贸易，这就使德国马克在欧洲中央银行中的地位得到强有力的支撑。日本则不然。尽管日本的 GDP 占亚洲总额的 72% ，但日元贸易却只相当于亚洲间贸易的 1/3 弱。更重要的是，日本经济从 90 年代以来就陷入危机，至今未见起色，而且，危机中暴露了日本金融体制存在的严重问题，更使得它很难像德国在欧洲那样在亚洲发挥带头作用。

　　但是欧洲货币联盟的形成及欧元的最终启动，又为人们在亚洲某些经济联系比较密切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结成某种程度的货币联盟的可能性增添了信心，人们更进一步提出了以日元为中心的货币联盟，或在“华人经济圈”形成以中国为主体的“华人货币区”的设想。中国位于东亚，又是“华人经济圈”的主体，这些异乎寻常的设想当然就不能说同中国没有关系。笔者认为，这些设想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很难实现的，尽管区内有关货币当局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强。由成员国以有约束力的国家间协议形成决定采用单一货币，或虽有几种货币，但相互之间汇率永久固定、对外统一浮动的体制，以此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货币区。其基本条件，一是成员国或地区货币完全可兑换；二是相互之间的兑换率永久性固定，到一定程度甚至会取消成员国货币，采用单一货币。按照这种定义，“货币联盟”所强调的是要通过正式的国家（或地区）间协议，使区内“成员国货币”之间产生某种紧密性的联系，从而在区内形成货币汇率与物价稳定的格局，如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产生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以“各国货币同美元挂钩，美元同黄金挂钩”的“双挂钩”形式确定了主要国际货币之间的货币关系，由此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货币集团； 70 年代未产生的欧洲货币体系（ EMS ）通过建立欧洲汇率机制（ ERM ）及货币合作基金等方式形成了实际上以马克（或埃居）为中心的欧洲各有关国家货币之间、相对稳定的货币关系。同样地，如果要在东亚形成货币联盟，区内有关国家之间要就各成员国货币关系达成协议；在当前日元作为亚洲最主要的国际货币的现实情况下，则必然要求日元在这个联盟或货币内处于中心位置，正如马克（或埃居）在 ERM 或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作用那样。如果排除了日元的中心作用，在该区域尚未创立一种共同货币的前提下，区内形成的所谓“货币联盟” 或“货币区”就只能以某种其他国际强势货币（如美元）为中心，在这个“美元中心”基础上，区内货币汇率稳定的程度将取决于区外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美元的波动状况，而不是区内有关国家之间自身的合作，因而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亚洲货币联盟”。正如 70 年代以前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总架构下，欧洲各国货币都与美元挂钩，虽然此时欧洲汇市总体上比较稳定，但也无法形成欧洲内部的货币联盟或欧洲货币区；作为 EMU 前身的欧洲“蛇行于洞”的汇率合机制（ 1971 — 1978 年）及欧洲汇率机制（ ERM ）之所以能够运转，以此逐步推动了 EMU 的产生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一体制确立了欧洲货币之间以马克（或埃居）为中心的紧密型的汇率关系，而在区内基本上排除了区外货币（特别是美元）的影响。但是在亚洲是否能建立一个类似于过去欧洲汇率体系或当今 EMU 的货币联盟，而且排除美元（乃至欧元等其他国际货币）对联盟内成员国货币的影响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中国可以以华人经济圈为基础构筑人民币为亚洲区货币或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所谓“华人经济圈”，按一些学者的定义，有几种组合：一是“大中国经济圈”，包括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和澳门（即两岸四地）；二是“亚太华人经济圈”，即在前面的组合上加上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华人影响力相当强的国家；三是全世界所有华人经济组合。“华人经济圈”的问题在 80 年代后期开始为人们所广泛关注，世界银行及 IMF 的经济学家们在正式的报告中也曾多次使用这一提法（ Chinese Economic Area ），并预言该经济圈将是全球经济的第四个增长极。据统计，目前全球有 5700 万海外华人，遍布了世界 60 多个国家，其中 85% 在东南亚，美国加州拥有华裔达 100 多万，是亚洲之外最大的华人社区。

　　欧元启动后人们之所以对“华人经济圈”问题更加关注，甚至提出了“华人货币区”的构想，笔者认为，从 EMU 成员国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对外贸易的相互依存性、社会文化背景的相似性等方面受到启发，在传统文化更为一致、经济互补性更强的“华人经济圈”应该可以进行货币方面更密切的合作。笔者认为，由上述三个层次的华人经济圈来看，最大的外圈，即全球华人经济圈根本不存在货币合作这个问题，因为海外华人在大多数所在国家处于极少数地位，不可能左右所在政府的货币改革与政策决策；在中间圈，即亚太华人圈，可以设想或期待的是通过华人同文同种的有利条件，加强相互之间的投资和贸易联系，以此促进本地区各国或地区经济的共同繁荣。可以说，只要中国调整同亚太 “华人经济圈”的合作，以亚太经合组织为依托，再以最里层的“大中国经济圈”，即两岸四地为核心，设想相互之间结成货币联盟并非十分遥远。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人们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有更多的共识，对美元主导的自由化、全球化的国际货币格局给亚洲国家，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冲击和负面影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未来在亚太有关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美、日及东盟之间进行货币协调变得更加必要。在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两岸四地，情况更是如此，因为外部冲击对各地区会产生相似的影响。

　　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普遍呼吁尽快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及国际货币政策合作机制，更好地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作用，以推动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然而，对于所要建立的目标模式，各国看法却迥然不同。一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发达国家强调，发展中国家自身存在的经济结构问题及一味追求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是酝酿并爆发危机的根源所在；而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发达国家应该在限制国际投机资本流动与国际汇率剧烈波动以及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美国、欧盟与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为了争夺国际货币的长期垄断地位同样存在着严重分歧，美国强调保持金融市场自由与全球化的作用，而欧盟与日本则强调在美欧日三大货币之间加强货币政策协调与合作的重要性。可以想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和复杂。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开放了金融市场之后，随着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必然面对更强大的国际竞争，以及国际投机资本流动、国际汇率剧烈波动等冲击。面对金融全球化形势带来的巨大挑战，中国需要加强对国际经济形势的跟踪与研究，趋利避害，抓住机遇，把握政策调整的方向与时机，在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稳步提高中国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中国能够抓住金融全球化的机遇，成功地推进金融开放，则中国的经济改革大业也就可以宣告基本完成。从此中国经济便可走上发展的良性轨道，到那时，人民币就能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之一。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性货币，至少要考察它所代表的经济实力、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参与程度以及本身的稳定性。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货币使用人数及稳定性来看，人民币应该成为主要国际货币之一。人民币能否成为主要国际货币之一，除了与整个世界发展变化的大环境有关外，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前景及人民币自身的机制以及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从整体上说，目前讨论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为时尚早，且人民币的国际化的确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但是，只要中国金融开放成功，金融监管完善，经济发展健康，金融竞争力增强，则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是可以实现的。无疑这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事业。

　　以伊拉克战争为标志，美欧分歧宣告了冷战体制全面解体，世界新秩序的建构权争夺战正式拉开，通过这次印度洋海啸赈灾实际情况来看，美欧传统友谊关系已演变为竞争关系，美欧分歧为中国创造的机会不是令中国在外交上有了新的筹码，而是给中国提供了发展自己的空间，中国应抓紧世界对亚洲意识觉醒的共识机遇提高自身的亚洲影响能力。亚洲意识的觉醒促使整个亚洲社会正在朝着一条新的道路发展，原来影响亚洲国家关系的边界冲突必将在大国势力的介入中有变化趋势，随着中印关系的改善，亚洲地区新的经贸、政治和文化联系必将使亚洲更加紧密。亚洲货币一体化建构的紧迫性。维护亚洲的共同价值观、根本的地区利益观，全面加强亚洲地区及其成员国的经济合作进程，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目标，维护地区和平与加强国际合作，促进亚洲地区间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合作，发展和巩固地区间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亚洲地区安全政策的协调统一意味着成员国国家主权的核心领域开始走向亚洲化。从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欧洲、北美区域经济政治整合的发展规律来考察，亚洲地区货币一体化合作机制将是亚洲经济政治整合的一种模式。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日益深入，亚洲地区政治与经济一体化的需求日益显现，在世界政治格局大变动的背景下，为了改变以往“经济巨人、政治矮子、军事侏儒”的形象，亚洲地区必须尽快确立共同的经济与金融安全政策作为亚洲地区在安全领域推进未来亚洲一体化合作的战略突破口并取得实质性进展。亚洲货币一体的合作乃至未来亚盟的建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方向和目标。

　　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合作重要因素在于中国。从现实来看中国与亚洲邻国的贸易额已经超过日本、美国，中国在印度洋海啸灾难发生前还与东盟达成了在2010年前创建自由贸易区的协议，在亚洲各国共识正积极增长以及中国在亚洲确立影响地位的时候，亚洲地区的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借助世界亚洲意识觉醒在全球化战略中的一颗至关重要的棋子。在国际组织各种合作机制中，随着中国在拯救亚洲金融危机中以地区责任为已任的大国形象的建立，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安全合作进程伴随东盟10+3成为地区共同合作的现实，中国2002年参与建立“亚洲合作对话”及启动亚洲债券基金为泛亚合作机制的建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2003年10月中国政府领导人在10+3会议上倡议，10+3应深化经济和金融合作拓展政治和安全合作，加强合作机制建设，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在10+3机制的影响下中日韩多边合作也已启动。在中国的推动下，中日韩发表了《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该文件是三方领导人发表的第一份合作文件，确定了三国合作的基本框架和前进方向，将有力的促进三国合作的不断深入和拓展。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中，中美朝韩日俄六方会谈正在逐渐机制化。此外，各种各样的第二轨道安全机制也在发展，包括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东北亚合作对话会、中美日三边学术研讨会、东北亚有限无核心武器区高级研讨会等。还有中国在博鳌论坛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建构参与组织中，为中国广交朋友，多交朋友，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使中国的正面形象为世界各国更多的人所接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004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上，“使亚洲从一个纷争的地区变成一个合作的地区，从一个经济封闭的地区发展成为一个经济一体化的地区”的建议，得到了来自亚洲35个国家、81个政党的赞同。这些区域合作的趋势推动了中国建构亚洲货币合作机制的文明曙光。

　　亚洲货币一体化合作是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的集中体现。中国通过在对世界和平发展的积极影响，倡导建构亚洲货币一体化是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体系进程的重大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9.11事件后大国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制约了霸权主义，各种类型、不同层次的国际合作机制正在发展，一些新的安全观念正在形成并被广泛接受。坚持、丰富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积极参加区域组织的活动，积极促进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建设和改革，积极参与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推进新安全观的传播逐渐使合作安全与共同安全成为共识创造了条件。在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在21世纪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进程也将是中国在国际经济合作尤其是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建设中的保障和法码。根据中共十六大精神中国将利用21世纪头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战略机遇期是客观条件与主观需要二者之间的有机结合，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果中国抓住世界亚洲意识的觉醒而引发的亚洲地区形势变化的机遇，倡导建构亚洲货币一体化就是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的科学选择。

　　和平发展的中国需要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以贯彻落实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基础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对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设想做了进一步阐述。中国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是要挑战或用革命性的手段推翻现行国际秩序，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要在参加现有国际组织并在其中发挥积极的和建设性作用的基础上，以中国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结合为标准，特别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不合理成分加以改造，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改进和制定，并加以发展，使其趋于完善、公正、公平。用和平方式改革现有国际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中国对外战略的目标。在当前条件下，不可能脱离现有秩序建立新秩序，也不可能另搞一套秩序。只有首先融入世界体系，积极参与世界上的主要国际组织和国际多边机制，在它们的改善与创新中发挥作用，才能用和平改革的方式促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只有加入国际体系，才能在其中发挥中国的作用，并在对现有国际体系逐渐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与经济新秩序。在国际关系体系进入向新体系转变的过渡阶段，中国应该在亚洲安全合作组织的建构中发挥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今后，中国在更大范围内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既符合中国的利益，西方也会因此而受益。这是西方国家谋求与中国扩大经济交往的基础。世界各主要力量中心也据此不同程度地开始以中国的政策及发展方向作为其地位战略的定位点。其次，中国要顺应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潮流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下更大力气，推进区域一体化，发挥地区大国作用。

　　建构亚洲货币一体化是国家利益的根本保障。中国能否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为世界和平、稳定和经济、社会、文化繁荣提供更多的有形、无形的公共产品，也会间接影响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顺利发展。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亚洲地区一些中小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值在提高。这些国家希望中国能为其发展做出更多的精神和物质贡献，这在战略上是中国的宝贵的资源。为取得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支持与合作，中国政府应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来行事，以改进和提升中国在这些国家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同时，为从根本上增强对世界的吸引力，中国应该在地区性安全事务的组织建设和防范中起到倡导或者主导角色的作用。中国的国际地位要通过一定的形式体现出来，这种体现反映在中国处理国际事务中的权力和义务上，反映在中国能否发挥其应有作用上。从长远方面来看，中国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与地区各国建立互利互补的经济合作关系，利用中国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市场，为亚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从现实的方面来看，中国急需通过倡导建构亚洲货币一体化影响亚洲地区积极支持世界和平发展进程和全球化的文明建设，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战争政策，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中国要排除各种干扰，立足于国内的经济建设，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必须制定全球化竞争与竞赛、和平与发展中的国家利益战略，调整好与亚洲其它国家的战略关系，积极维护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利益。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应该继续把东亚10+3合作作为亚洲区域合作的主渠道，支持本地区逐步建立完善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合作框架，最终形成物资、人员、技术和信息的自由流通和公共安全的共享，以积极、开放、包容、合作的态度支持亚洲多层次合作机制齐头并进发展，调动各方面的热情与资源，不断增强合作基础，扩大参与合作范围。加强合作，促进发展，实现共赢是亚洲的必由之路也是亚洲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加强区域合作交流是实现亚洲共赢的有效途径，中国应该立足现有合作机制，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扩大合作领域，不断提高合作水平，并按照形式多样、互惠互利、循序渐进的原则进一步深化区域和次区域合作。中国倡导建构亚洲货币一体化合作机制是中国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内容，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的发展，未来的世界有希望逐步建立几个大国之间的双边战略稳定框架，并在这一框架和各种全球、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在国际社会成员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的情况下，形成新的全球战略稳定框架。为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各种地区和次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在融入世界体系中用和平方式改革国际秩序，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的目标。

　　六、亚洲货币区的运作机制创新战略

　　一体化的世界经济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以资本流动引导资源配置的经济，因此，金融在这种经济的运行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如果说，技术领域中的创新是工业发展的重要标志，那么金融工具的创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现代金融创新是发达市场中层出不穷的现象，但无论从它的起源和本质看，都与世界经济的发展关系更为密切。金融创新产生于一体化的世界经济，而一体化的进程又不断推动着创新的发展。金融创新为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带来了诸多新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又需要靠一体化向更高水平的发展。金融创新以融资方式的创新和金融市场的创新导致了全球金融业的一场革命性的变化，为世界经济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特点。然而与此同时，当今世界金融危机的一再发生，也与金融擦创新有着不可分割的直接联系。顺应金融创新的浪潮而又不为这一浪潮所吞没，已成为亚洲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金融体系的一个重大主题。近些年来的实践已证明：货币的政治属性已在世界各国大大淡化，货币的经济职能受到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重视，国际间的货币金融合作也比以往更加密切，这些都为亚洲货币区的构建创造了条件。但是，现实的条件还必须有现实的勇气去利用，如果我们老是拘泥于现实，不能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不能对现有的货币格局有一个大胆的突破，亚洲货币是不会自动地来到世间的。因此，笔者认为，现在是亚洲各国，尤其是各国领导人拿出勇气的时候了。笔者主张通过建立亚洲中央银行，发行亚洲通货，用亚洲货币来取代亚洲地区各主权国家的货币去实现亚洲货币的统一。笔者的具体想法是：

　　重新建立全新的亚洲中央银行。现有的亚行组织之所以不能成为亚洲中央银行，是因为它实行的是基金份额制，投票权、决策权基本上取决于各国所认缴的多少，这使它无法摆脱大国的控制。主张建立新的亚洲国际金融组织，充当亚洲中央银行的职能。这个组织不要资本金，因为中央银行是无须资本金的。它独立于任何国家，其决策运作机制类似于现有一些国家的高度独立的中央银行，独立自主地制定和执行自己的货币政策，它的首要职能是稳定物价，以此推进亚洲经济的增长。由亚洲中央银行发行亚洲通货。亚洲通货是亚洲地区各国的通用货币，也是唯一合法的货币。由于现代货币是完全的信用货币，无须货币发行准备，所以根本用不着各国认缴资本金。亚洲中央银行完全根据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和商品流通的需要决定货币发行量规模。为了慎重起见，亚洲通货的推进进程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扩大和改进特别提款权的作用，使之逐步成为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构成和国际清算的主要手段。为此，要改变特别提款权分配不均的现象，改变按份额分配特别提款权的原则。特别提款权应根据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和贸易投资往来的需要，根据各国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生产中的比重进行分配，或按照各国贸易额占世界贸易的比重进行分配。要逐步放宽对特别提款权运用的各种限制，使之真正成为国际结算和支付的手段。各国货币与特别提款权维持固定汇率，但可以在一定幅度内波动，超过波幅，波动国的中央银行就有责任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使汇率回到波动幅度内。这种固定汇率不是一成不变，应是可以调整的，但调整主动权不能单方向放在波动国，而应由有关方面通过亚洲中央银行等协商确定。在所有这些基本完成后，应逐步向单一的亚洲货币过渡，通过亚洲中央银行发行统一的亚洲货币，取代特别提款权和各主权国货币。实现这一步的关键是在亚洲各国推行货币政策的独立化过程，严格区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界线，限制货币政策向财政直接融资，促进各国相互开放市场，加快亚洲统一市场的形成。亚洲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应是保持亚洲物价稳定，在保证这一目标的前提下支持世界经济最大限度的发展。它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制定和实施全世界的货币政策；促进全球支付体系的顺利运行；促进各国金融体系的稳定。货币政策的调控工具主要借助公开市场业务、存贷款便利和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公开市场操作应是亚洲中央银行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其目的是引导市场利率，管理市场流动性以及为货币政策的导向传递信号。可以使用的金融工具有：回购交易、直接交易、发行债券、吸收定期存款，其中最重要的应是回购交易。在这种交易中，应坚持公正、公平和公开的原则，采取投标方式进行，即由亚洲中央银行事先公布交易条件，比如利率为多少，然后由各国商业银行或财政根据自己的资金需求投标申请，亚洲中央银行再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分配。从程序上讲，商业银行先把自己所持有的金融债券出售给亚洲央行而获得资金融通，但同时承诺在将来（不如说两周后）把这些证券购回，这实际上是亚洲央行以金融证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提供短期资金。在这类交易中，实际成交量和同行市场规模相比并不是很大，但其意义却非同凡响，因为它所采用的利率 —— 回购利率将是短期银行同业市场拆借利率确定的主要依据。亚洲央行为了控制隔夜市场利率，暗示其货币政策的基本立场，还可以设立存贷款便利。在这种便利下，亚洲中央银行可以向市场提供或者吸纳大量资金，使市场利率不致超出中央银行所确定的范围。为了稳定市场利率、控制市场流动性和货币扩张效应，亚洲中央银行应向金融机构提出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即要求银行把其资金来源的一部分存在中央银行帐户上，供亚洲中央银行稳定利率和币值之需。但准备金可以按市场利率计息。亚洲中央银行的决策咨询机构分为专家咨询委员会和理事会两个层次。专家咨询委员会由世界著名专家、学者及亚洲地区各国政府的首脑组成，基本名额为一国两位：一名专家，一名政府首脑；另加十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事会成员由专家咨询委员会投票推荐，人数不应超过 50 名。由理事会投票推选行长及副行长（不超过 5 名），每位行长任期五年，连续任期不得超过十年。副行长任期每五年改换三分之二，最长任期不超过十五年。理事会是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行长是货币政策的执行机构，理事会与专家咨询委员会、一起监督行长们执行货币政策的情况。为保障货币政策在各国的有效实施，亚洲中央银行在亚洲地区各国设立分支机构，可以是现有的亚洲地区各国中央银行体制为基础进行适当的合并和改造。各国中央银行行长、副行长最多不超过 5 年，由亚洲银行行长任命，行长采取异国服务的原则，副行长中本地区比例不超过 40% 。亚洲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收入一部分用于支持落后国家，一部分按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给各国政府。

　　中国通过倡导建构亚洲货币一体化影响亚洲地区积极支持世界和平发展进程和全球化的文明建设，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战争政策，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中国要排除各种干扰，立足于国内的经济建设，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必须制定全球化竞争与竞赛、和平与发展中的国家利益战略，调整好与亚洲其它国家的战略关系，积极维护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利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应该继续把东亚10+3合作作为亚洲区域合作的主渠道，支持本地区逐步建立完善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合作框架，最终形成物资、人员、技术和信息的自由流通和公共安全的共享，以积极、开放、包容、合作的态度支持亚洲多层次合作机制齐头并进发展，调动各方面的热情与资源，不断增强合作基础，扩大参与合作范围。加强合作，促进发展，实现共赢是亚洲的必由之路也是亚洲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加强区域合作交流是实现亚洲共赢的有效途径，中国应该立足现有合作机制，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扩大合作领域，不断提高合作水平，并按照形式多样、互惠互利、循序渐进的原则进一步深化区域和次区域合作。中国倡导建构亚洲货币一体化合作机制是中国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内容，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的发展，未来的世界有希望逐步建立几个大国之间的双边战略稳定框架，并在这一框架和各种全球、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在国际社会成员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的情况下，形成新的全球战略稳定框架。为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各种地区和次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在融入世界体系中用和平方式改革国际秩序，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的目标。

　　21 世纪将是一个资本竞争、人才竞争和科技竞争的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世纪；是一个孕育希望和胜利的世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留给亚洲国家的空间也越来越少，只有合作竞争才能在这个星球争得一席之地。金融的全球化和全球货币一体化将从金融的区域化和区域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就此而论，欧洲货币联盟的发展和欧元的启动是走向金融全球化和全球货币一体化的重要一步。从另一方面看，由于世界各国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存在着极大的差别，金融全球化和全球货币一体化的过程将充满矛盾、冲突、前进和倒退。为了推动这个历史进程，我们需要积累经验。就此而论，欧盟的发展和欧元的启动更提供了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实例。人类史上并不乏货币统一的先例，但往往伴随的是主权的统一，欧元的光辉之处就在于它是在主权分立的情况下通过协商实现了货币整合。上世纪80 年代是金融创新的年代，“把不同金融工具的特性加以分解，再各取所需重新组合”，这便是金融创新的本质含义，但这只能看作是微观金融创新。上世纪90 年代后，金融全球化滚滚而来，当国与国之间的金融交易活动密不可分时，最基础的金融工具—货币的分割无疑是阻滞金融交易的最大障碍，也是金融风险的集中栖息地，所以区域货币是全球化的大势所趋。全球化这一柄双刃剑，当务之急是如何铸剑为犁，使利润至上、贫富不均的全球化变成为一场以人为本、共同繁荣、持续发展的革命，这将是新世纪里的一个世界性课题。

　　2007年７月１７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１７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了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胡锦涛主席在会上重点强调：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浩浩荡荡。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速度加快，主要经济体发展状态继续改善，世界经济总体增长平稳。胡锦涛主席还重点强调：对内坚持科学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郑重选择和庄严承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同各国人民携手并进，为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不懈努力！中国通过在对世界和平发展的积极影响，倡导建构亚洲货币一体化将是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体系进程的重大发展。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制约了霸权主义，各种类型、不同层次的国际合作机制正在发展，一些新的安全观念正在形成并被广泛接受。在坚定不移的走和平发展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在21世纪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进程也将是中国在国际经济合作尤其是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建设中的保障和法码。根据中共十六大精神中国将利用21世纪头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战略机遇期是客观条件与主观需要二者之间的有机结合，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果中国抓住世界亚洲意识的觉醒而引发的亚洲地区形势变化的机遇，倡导建构亚洲货币一体化就是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的最智慧的选择。新世纪金融发展大趋势对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便利是多方面的，就像 19 世纪的人们很难预计到今天的金融发展对人类带来的福利一样，同样我们也很难准确地计算未来金融市场一体化将给 21 世纪的人类带来多少福音。人们往往因为现实中的政治障碍和民族主义情绪而否定亚洲货币的合理性，其实，欧洲当初对统一货币的设想又何尝不是这样。但今天，欧元已经成为现实了，这是人类理性的胜利，更是亚洲货币未来希望的缩影。（http://yuehousheng.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