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有一个很简单的事实：许多言之无物陈词滥调的文章却恰恰是非常符合学术规范的！对此现象该怎么办？

    我们的学术讨论，往往都是在没搞清基本概念前提下进行的。学术，要有“学”有“术”，引起大家重视和讨论的多是“术”的规范问题。这当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应是体现学术生命本质的“学”的规范。相对“术”的规范来说，这“学”的规范应算是元规范，它不是一个技术操作规范、如何征引注释等等，而是一个学问更新或理论创新概念，即你是否超越前人的贡献，创造出有价值的新知识、新观点、新理论。如果离开这些价值内涵，那么，无论是怎样的“皇皇巨著”、“世纪经典”，或是怎样的重点课题、重奖成果，都没有学术价值，统统是泡沫学术。

　　因此，我认为真正危及学术生命且难以根除的痼疾，恰恰是泡沫学术。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泡沫学术往往是打着学术旗号扼杀学术，打着学术规范幌子践踏规范。泡沫学术在完成它的晋职获奖、彰显名声或其它非学术功能之后，很快就变成学术垃圾，既无益于学术，更无益于社会；泡沫学术本质上是反学术的。

　　一、关键是中国的学术研究有一刚性的制约

　　但问题是为什么我国有这么多的学术泡沫？问题的根子在于笼罩在我国学术界上空的是许多伪学问。关键是社会科学领域缺少学术自由，学者没有自由探讨的空间。试问在一个没有探讨自由的国度里进行学术研究，其结果会怎么样呢？

　　这里讲一个真实的笑话，某市一位副区长资格较老，年纪也快退休了，便被调到本市的社科院当院长，这位非学者出身的院长上任不久，便定下一些课题，其中便有某某中央领导对本市的关心问题。这样的研究也叫学术！

　　在这种情况下，某些泡沫学术是打不掉的，体制决定了学术问题，一般学术规范约束不了的。而且，由于其曾获得很高学术奖项，其“带头人”，此前已是或其后更是著名博导、学界权威，使其得以合法地繁衍着、蔓延着，堂而皇之地成为学术正宗。在这种情况下，恕我直言，任何学术规范建设努力最终都将归于无效，因为这种合规范的非学术，正在吞噬掉真正的学术！

 学术造假只要有确凿的证据便能“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但我们对于“学术泡沫”却往往有点束手无策。“泡沫”是一种感觉，它意味着我们的学术中存在着大量“空心”的成份，意味着被填充进大量的水分，意味着许多学者倾其一生可能一事无成。因此，我们必须将这种“感觉”具体化、理性化，而不是空泛地批判。

 当前，“泡沫学术”在若干学术层面上存在着。比如说，目前有些文科学科本身便是建构在泡沫之上的。请您原谅，我不能在此指陈那一门学科是泡沫学问，但却绝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我自己的感觉。譬如像社会心理学、中外文学等课目，或启人心智，或增加学识，学与不学、教与不教，的确大不一样；但有些冠以“××学”（我讽刺地称为“高兴学”）的课目，基本是将常识换个说法，学生只要有阅读分析能力，躺在床上读一遍就可搞通，根本不需专门教与学，学生在这种泡沫“学问”中浸泡久了，反倒思想僵化，踏上社会往往“找不着北”！ 

　　再比如，某些课题属泡沫化的假问题，像曾是热门话题的“古文论现代转化”便是。理论的生命力是个实践问题，与“话语”权无关。既然大家都肯定古文论话语优势，为何不去应用和实践，用转化后的古文论“话语”写出漂亮的批评文章，让当代评论家集体“失语”呢（如中医积极参与“非典”防止那样）？但数年过去了，只闻倡导声，不见操练人，便证明了它的泡沫性质（需说明的是，追随参与这场讨论的多数古文论学者学问渊博、治学态度严谨，我对他们很尊敬）。今后如有学者能用实践证伪我的观点，我将很乐意承认错误。至于泡沫文章、泡沫著作、以及严肃学术会议上名家的泡沫发言等等，更是所在多有，不需例举了。

　　要想挤掉“学术泡沫”，必须得落实到具体的学科研究中。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学术分科化是我们面对的一个现实，这导致现在学科分支越来越细、学科交叉现象也越来越普遍了。面对这种现实，我们得考虑各学科间是否存在“不可通约性”的问题？是否存在自我封闭问题？也就是说，“学术泡沫”的产生，是否与学科划分过细和学科交叉过滥相关？

　　这个问题很大，也很重要。学科能否通约，不能一概而论，这涉及对学科性质、学科内容划分的认识。就学科性质而言，文科通常分为人文学科（注意，不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已是学界共识。就学科内容而言，文科又分为“史”或“论”。人文、社科划分对“史”或“学问性”研究而言，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不同“学问”一般都是不可通约的，除非是搞通史。但对“论”或“理论性”研究而言，强调人文、社科划分却是极重要的。人文理论属于价值论领域，它包括人文哲学、人文美学等等，它们都允许甚或依赖主体感悟体验参与，而难以或不需实证检验，能自圆其说便可，所以，不同人文理论间也是无法通约的；社会科学则属于科学范畴，除去通常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法学之外，还包括社科性质的哲学、美学，它们具有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实践论统一性特征，需要能揭示客观真理，能经得起实证检验，所以，我认为，不同社科理论间是应该也可以通约的。但既往我们的研究，却是不可通约的，乱通约；应该打通的，没打通，由此便成批量地生产出大量泡沫学术来。

 “人文学科”不能称为“人文科学”，但现实中这种概念混淆却非常普遍。对学科性质心中无数，所谓研究成果自然就很容易变成泡沫了。但另一方面，由于学科间互不理解而带来的“学科的偏见”，也导致了大量无价值的泡沫学术。问题严重性在于，这种混淆和偏见目前还都属于某种“群体无意识”。先说应该打通没打通的“学科偏见”吧。譬如，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大多不懂经济学，这是个大问题。所以，文学批评，只是人文尺度的批评，缺少经济的和历史的视点。而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观点之所以非常犀利，是因为他们懂经济理论，重视历史尺度。这样，中国批评家的分析与读者的感受基本在同一层次上，所谓批评文章便失去价值了。但我认为，当前导致泡沫学术的主要原因，“内容浅薄”尚在其次，首要的是“学理混沌”，即混淆人文与社科、混淆学问与理论的所谓研究。人文研究要概念自洽、理论圆通，不能自相矛盾，社科研究则不能天马行空，乱出概念、妄下论断。譬如美学，社科美学好比拳击，通过激烈对抗是可分出胜负的；而人文美学好比气功，虽博大精深，健体益智，却一般不与外人过招。但在既往美学研究中，越界混战情况比比皆是，好比拳击与气功混在一起，你用实证否定我，我用感悟回击你，结果几十年吵下来，谁也不服谁，美学自身也陷入悲剧境地。

    在传统文化研究中，一些先生长期来习惯于直接由“述”无障碍地过渡到“论”，从“天人合一”中生发出种种宏大理论来，既没有概念限定，也没有逻辑起点和推导过程，更没有对这“合”的方法论、本体论进行解释，却能将马克思哲学观点与西方现代哲学概念统统包容其中。“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人文理论，也是重要的学问资源，但你要把它改造成现代的“ＸＸ学”与马克思主义兼容，却必须符合社会科学理论规范。问题是，许多著名学者至今仍将这视为建设中国特色理论的一条途径。多年前一次全国美学会上，有学者提出要融合古今中西美学理论资源，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我当时便提出质疑：譬如我们能把鲁菜、粤菜、川菜和西餐混在一起，烹饪出“马克思主义美学大菜”吗？大家都笑了，我却是认真的，因为这种混炖的“大菜”百分之百是泡沫学术。

　　除了学科性质认识误区之外，我想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动机——标榜自己的“中国性”。这种现象不是后殖民主义传来之后中国学者才有的所谓“理论的自觉”，它还可以追溯到近代的“体用之争”，甚至更远。 中国学者的现代“理论自觉”的确很早，尽管“体用之争”没有结论，但诸多现代学科建设，在２０世纪初叶便取得骄人成绩。五四时代中国学者是充满自信的。但今天，在种种西方后学理论霸权下，当代中国学人却普遍存在一种“理论自卑”，认为我们难以与国际学术（其实是欧美学术）接轨、难以企及国际水准，甚至对种种在西方也昙花一现的后学理论或同样是泡沫学术，我们也膜拜有余，批判不足。我认为，这之中有很大的认识误区。就人文学科而言，根本就没有国际可比性，一些纯中国理论和学问，本身就是世界性的。就社会科学而言，尽管我们要学习源自西方的科学方法、理论模式，但具体到不同学科，却未必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体系，更未必有所谓国际水准。因为与自然科学不同，不同国家所面对的社会文化特性和文明发展程度是有差异的，相应的社科理论也应当是有差异的。特别在眼下中国，这种差异性更是非常突出的。

    当代中国的问题，有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中西文化冲突）、有后发展国家的社会问题（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冲突）、还有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期的经济政治问题（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冲突）等等，这三个维度交叉所凸现出的特殊难题，是西方没有也不可能遇到的，也是西方理论难以诠释的，有些甚至是欧美学者永远无法理解的。譬如，被明恩浦“发现”的“面子”，被公认是解读中国社会种种特异现象的一把钥匙，但它迄今仍是个迷，原因就在于，用西方社会学概念难以解释和把握。再譬如，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程度或失业率，在社保机制极不完善的情况下，根据西方标准早已进入警戒线了，但中国社会却相对稳定。这也是西方学者难以理解的。这些现象，显然需要有特殊的理论范式，而中国的这些复杂现象研究透了，诠释清晰了，这些理论本身对东方世界就有普遍意义，也就够国际水准。我认为，这才是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社科理论。也就是说，理论的“中国性”不是标榜出来的，也不是拼凑出来的。它必须面对中国的现象，研究中国的问题。也许，理论的原创正是从中产生的。   

 “问题”和“主义”其实是不能分家的。社科研究，必须面对来自现实及历史的真问题，从“问题”出发并科学回答问题，才有“主义”的生命。顾准的伟大，就在于他的理论思考始终扣紧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当然，我说过了，我们需要借鉴学习西方社科理论范式，但那种进口西方问题、或套用西方理论范式裁剪中国问题的做法却是没出息的，也是极为有害的。某些后学新锐热衷将西方“病”移植到中国的目的，就是为兜售贩卖他们舶来的“新药”。当然，并非所有进口问题都是假问题，类似搬来一个“亚健康”概念，肯定能在国人身上发现它的征兆，并将“新药”推销出去。但这恰恰使我们模糊了对中国固有问题或病患的清晰认识，难以对症下药。令人遗憾的是，在当前中国学界，许多中国的真问题没人研究，许多半真半假问题却很热门。

    恕我直言，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论战，便很有些将中国问题欧美化的味道。由于对西方大师理解的差异，更由于中西文化间“左”、“右”概念多有不同，这场争论往往让圈外人看了更像一场迪斯尼版的关公战秦琼。当然，我绝不怀疑双方统领学者之渊博学识和拳拳爱国忧民之心，但他们所操作的某些理论武器，的确有些游离于中国社会；所开出的治国良方，预后效果的确可能不良。这也是如此激烈的一场论战，在中国现实社会镜面上没留下多少划痕的原因。最近，洋儒家又被引入中国，儒学正在被用西方范式格式化。如果这种重新解读能切中肯綮，自然是件好事，但依我的观察，结果不过是用舶来符号重新包装，将儒学也泡沫化而已。这种食洋不化的学术，尽管泡沫性质未必十分严重，却会影响我们对中国现实和传统文化的清醒认识，最终贻误改革大计。

　　二、“学术泡沫”的产生还与文科学者太多有关

　　“学术泡沫”的产生还与文科学者太多有关，与目前人文学术研究人员空前的“竞争”压力、与所谓“量化管理”制度、与“学界浮躁”现象有关。这则属学术体制和高教体制上的原因了。据２０００《中国统计年鉴》资料，中国高校文科教师为１８万人（讲师以上职称１３万人），加上全国社科院系列及政经文教各部门所属研究机构的文科研究人员，这支队伍可能超过２５万人，这就组成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文科研究队伍，形成千军万马搞科研的“人海学术”局面。要管理这样庞大的学术队伍，惟有制定合理的量化指标。我不认为量化管理本身是产生泡沫学术的原因。如果是严把质量关的量化管理，凡提供泡沫成果者，一律降级或降职（譬如，凡是一年一部专著或几十篇论文的教授，便格外严加审查，一旦发现拼凑、抄袭和重复内容，就地免职），那么，它将会淘汰掉大批不合格的教授研究员，也将大大减少学术泡沫。问题是，目前的量化管理，恰恰是“唯量化”管理，青年学者往往因“著作等身”成为楷模，结果便变成了泡沫学术和泡沫教授、泡沫博导的催化剂！

    所以，所谓学界浮躁，并非学者们都愿意浮躁，而是人海学术现状和唯量化管理制度使大家难以宁静致远，走内涵开掘型研究之路，而在外延拓展型学术道路雷同撞车。譬如将西方理论变学问，在编著译著上寻出路，像国人编的西方哲学史、西方美学史，总数已大大超过西方本土；譬如将诸子学说变理论，靠贩卖传统文化吃饭，像儒家新说、道家新论，几乎月月都见新文章。这之中，多数“新成果” 只是学术拼盘或概念游戏而已，且拼盘质量每况愈下，游戏程序早已僵化。问题是，就这样后来者也很快就无“路”可走、无“饭”可吃了，连像样的“新泡沫”都“泡制”不出来了。

    不久前，上海上海科学报也曾发表过几篇关于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失衡问题的文章，有位学者打了一个比方，说从研究者数量上讲，现代文学“三十年”等于古代文学“三千年”，现代文学好像成了“重灾区”。

　　我以前也有一个概括：三十年、六个作家（鲁郭茅巴老曹）、三千人研究大军。当然，不止六个作家。但即使再重新排坐次、再拓展研究领域，譬如将王度庐（《卧虎藏龙》原作者）这样的武侠作家也挖掘出来，这三十年的研究资源也是有限的。何况，三千人数字太保守了，据上述统计，高校文学教师七万多人，现代文学教师不应少于一万五。这样，加上应届现代文学博士、硕士生，这现代文学论文年产量（不是发表量）恐怕要超过二万篇。这么多论文，什么题目做不烂！这很像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万斤田”的密植情况，结果是小麦大面积倒伏，收获的全是秕糠。如此有限空间中的学术资源经如此高密度、高强度地开掘，收获的同样多是泡沫学术甚或垃圾学术了。

    当然，我绝不认为这三十年已研究透了。前不久，我在中国小说学会上的发言中指出，甚至包括鲁迅，研究空白依然存在（见《文学报》４月１０日拙文）。目前，吃鲁迅饭的人不少，真正承继鲁迅精神的不多。鲁迅恰恰在如此密集重复“研究”中，被人善意或恶意地反复糟践歪曲，忽而被神话，忽而被丑化。一个真实的鲁迅，离我们不是越来越近，反倒越来越远。这便也陷入研究者越多、研究越难深入、越难出好成果的怪圈。

　　三、中国的学术问题根本在于治本----建立一个科学的政治体制

　　上面的讨论实际已涉及学术本体、学术环境两个方面，但说到最后，我想我们还是需要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作为学界中人，我们找出学术痼疾所在固然重要，对症下药同样重要——当然，最后是否吃药的权力不在我们手中。

    杨：从学科建设角度，我赞同许明先生重视学术批评的观点。但我认为，重视批评的同时，还必须要明确学术评价的尺度。有关“术”的尺度、有关“史”或学问的尺度都无须多说，关键是“论”的尺度、学术理论创新的尺度。自然科学研究之所以能沿着线性轨迹不断推进，而社科研究却往往曲折绕弯甚至踏步不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自然科学有明确的理论评价尺度，而社科理论则缺少这样的尺度。我这里没提人文理论，是因为它难以寻求刚性评价尺度，似乎只要能启人心智愉悦精神且自圆其说有同道共鸣，各种人文理论就都有存在价值。而社科理论则应该有刚性评价尺度，否则就不是科学了。由于学界对此缺少共识，我便借鉴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精致证伪主义”提出了“四项原则”作为对自己的社科理论研究的尺度，现提出来供大家参考。它们是：１、包容性原则：前人学说之合理性部分，应充分为新学说所包容；２、阐释性功能：新学说既能用新规律阐释前人所无法阐释的现象，又能更深刻更完满地阐释前人已阐释过的现象；３、发现预测功能，新学说能揭示前人所未触及的新现象、新规律；４、硬核不可证伪性：具体的论断可以证伪，新学说之核心框架应当坚挺等等。某项新学说是否符合这四项标准，当然也有个验证过程，但由于多数社科理论难以直接由实践检验，它便只能通过学术批判验证。所以，我认为这“四项原则”也是社科理论的核心学术规范和批评标准。

　　这些标准是否被学界普遍接受，我想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有这样的科学评价意识，而不是盲目以西方大师理论为尺度、以是否嫡传为标准。但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学术外部环境、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的改造和变革问题。

　　这些问题治标没有意义，治本难度太大。中国大学文科教育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缺陷：综合研究型大学太多，专业应用型大学太少。像荷兰，百余所高校，只有１／１０综合性大学，其中，又只有极少数大学才设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绝大多数高校、绝大多数文科专业都是应用型的。我们与国外相比，恰恰呈现出倒金字塔形态（这里附带说一句，我认为眼下大学生就业难，高等教育难逃其咎！），必须要进行结构性调整。在此之前，我主张对大学文科先进行概念性和功能性改造。首先，将文科分为“基础文科”和“应用文科”两大类。前者包括文史哲等专业，后者包括应用经济、企管、法律、行政管理和社会工作等专业。同时，再将“基础文科”分为“研究型”和“授业型”两大类，只在少数重点大学设研究型教授岗位，多数大学只设授业型教授岗位，主要承担教学提高大学生综合文科素质的任务（我坚决主张保留文史哲课程）。对“应用教授”、“授业教授”，主要看他的教学育才质量，论著不再作为硬指标；只对“研究教授”才有严格的以质量为主的论著要求。如此这般纵横两刀切下来，譬如在古典文学、近现代文学领域全国只保留百余名研究型教授（应含研究员）岗位，人海学术局面便会消失，泡沫学术和学术腐败产生的动能便可大大减少，其蔓延势头也将被遏制。我不认为这会扼杀学界的学术创造性。减少了硬性的量化指标，恰恰能使真正的学者脱颖而出，即便他不在研究型教授岗位上。

　　学术研究从来是个体劳动，是智慧密集型创造，不能靠人海战术取胜的。您提出的实际上也是一个“减员增效”措施。问题是，研究型教授人数少了，目前的竞争压力轻了，学术泡沫减少了，那是否会出现学术荒芜呢？

　　肯定不会的，因为全国学者都在盯着研究教授（研究员）呢！大家腾出时间和精力，就会读书，就会专门进行学术批评，使研究型教授难以蒙事。当然，这里起关键作用的还有学者个人的学术道德修养。最近，在看非典报道时，我的眼睛常常被打湿。钟南山院士，没有豪言壮语，反复就一句话：我是呼吸科医生，这是我的专业。这就是职业操守！职业操守，是现代社会道德的基石。每个人都遵守职业道德，社会就有序，就进步。当然，还需要有高超的职业技能，钟南山医术高，医德高，其功勋不可磨灭！我便联想到，我们学者们，同样既要有学术，更要有学德。某些学者有学有术缺德，也是当下学术泡沫泛滥的重要原因。我们个人无法阻止他人去泡制泡沫学术，但自己却可以不为名利、不为维护博导声望到处作秀、去发表泡沫论著啊！能与不能，是学术问题；不为与为，却是学德问题！

    我的名片很“苍白”，没有“博导”、“评议委员”等头衔，只一“研究员”职称。但我很看重这一称号，因为研究员不是教授，社科院从事理论研究的研究员，类似科学院中的科学家。国家用纳税人的钱养着我们，我们就要贡献创新思想、创新理论。不仅论著要有新意，就是学术发言，也要不落俗套。二十多年来，如此步步走来，我始终感到压力是很大的，无一日敢懈怠。教授可以重复教一门课，但研究员如果抄袭重复他人或反复拷贝自己的成果，却是他职业生涯的终结，他便愧对这个称号！

    我真诚相信，当中国学术泡沫逐渐消退之后，中国文科是完全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以丰硕学术成果取得自己的话语权，并获得西方学术界的尊重的。但它的前提，却是中国学者必须要有学术自信、有理论自觉、有学术操守，更有一颗自由跃动着的创造灵魂。

　　[注：此文原载上海《社会科学报》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