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访者：杨澜
　　□采访者：何东 　　
　　作为电视人，杨澜是个不折不扣的幸运儿，占尽机会、运气和观众缘。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她总在观众们瞅着她干得正顺手遂心的火候儿上一再地"出走"：1995年离开中央电视台，1999年离开凤凰卫视中文台。
　　这种"习惯性逃离"究竟是因为某些冲突、困境，还是缘于杨澜式的机智或者个性？
　　■走出"凤凰"为抬头看看天气
　　□何：你在凤凰卫视一人就顶着《百年叱咤风云录》和《人物访谈》两摊儿，从节目播出密度来看，你肯定承受着巨大工作压力，现在一下子被松绑，是不是有一种从身心俱疲中解脱的感觉？
　　■杨：过去两年真是特别疲劳。《百年》相对好一点，而主要压力就在《杨澜工作室》的人物访谈上。这个工作室因为经费和人手都少，再加上是以自己名字往外打，所以节目从选题、策划、题纲、编辑、串联，前期工作我得操好几份心，之后当然还有导演全面把握。但累归累，又有点自得其乐，其实也没人逼我这么累，许多事儿由别人去做也不比我差，但还是觉得自己亲手做比较踏实，前后总算保持了统一的风格。
　　我在去年9月8日提出辞职，到12月8日编完最后一期节目，又把其它一些零碎收尾工作打理干净，心里当时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轻松。
　　现在暂时停下来，能让我想一想以后更远一点的事情。我觉得前两年一直就像是埋头种地，撒种、锄草、施肥、收割，始终忙忙碌碌，现在好了，也能抬头看看天上是什么样了。
　　■"凤凰"把我练成一个小管家婆
　　□何：按一般观众想象和猜测：你在凤凰卫视这两年，无论是制作经费还是工作条件上，都一定比内地更宽余和轻松得多吧？
　　■杨：恰恰相反。无论是制作经费还是人员配备，凤凰卫视都远远低于内地电视台水平。但这样的条件，反而逼我学会了处处精打细算。
　　我要是到外地制作一个人物采访节目，那事先就得算好，我要带两个摄影师、一个灯光师、一个导演，那么他们的路费、住宿费，都得想办法从4集节目里挤出来。这样时间一久，我就慢慢练成了一个小管家婆，组里所有的柴米油盐，都必须细作打算。相比起我原来做电视时的大手大脚吃喝不管，这种经济上的拮据，正好对我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虽然这并不能算是一种非常完美的工作条件。但起码我现在知道，如何在最低的经费条件下，把节目尽量完成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还是非常感谢这两年在凤凰独立门户做节目的日子。
　　□何：在凤凰卫视这几年，你和台里其他人能相处好吗？
　　■杨：总的来讲，这两年我和凤凰台的同事都相处不错，当我要离开的时候，大家都表示很珍惜这几年共同相处的时光，而且所有同事还各自专门请饭为我饯行。
　　相对而言，我一直很追求那种比较职业的工作状态，这也许和我从小在家就是独生女有关，和别人相处起来，内心总是比较简单，所以既没心思也不愿介入更多人事纠纷，只顾闷头做自己的节目了。原来我确实天真地以为，在香港可能很容易让人进入理想的工作心态，可后来真正进入才算明白，其实这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绝对完美、纯粹的工作环境。而且我又不是去香港搞公共关系的，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能做出一些像样的节目。很多人事，你越介意，纠缠也越多，但如果你真不在意，心思自然就会全集中在节目上。
　　■每次改换门庭都因为不安分
　　□何：我听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都有人私下议论，说凤凰卫视所以能在这几年大出风头，是因为在不公平的竞争条件下，才让他们占了便宜，你作为一个曾被称为凤凰"当家花旦"的主持人，感觉这些议论是不是也有一定道理呢？
　　■杨：这话也得分开讲。一方面，凤凰台的确享有比较宽松的选题和谈话空间，这也是当初我肯接这份工作的原因之一。比如，我曾做过"同性恋"话题，也做过社会敏感人物的访谈。这些对于内地同行，可能就算不公平竞争。但有时候，凤凰相比内地电视台，也受到过另一种不公平。1998年克林顿到中国访问，其实我在他访华之前很久就和他的新闻班子联系上，并递交了采访申请，可等克真到中国之后，明摆着就只能接受一家电视媒体采访，所以我后来又在上海碰到了中央台的水均益，于是就和他开玩笑说：这是不是也得算是一种"不公平竞争"呢？
　　把全世界所有著名电视台都算上，也不会有绝对公平的竞争条件。这就像"围城"，里面的人想外面，外面的人想里面，可其实里外里细算算，都没有两全其美的事儿，所以谁也不用感到不公平。
　　□何：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你在风头正健的时候，又像当年离开《正大综艺》一样，一定要从凤凰卫视激流勇退呢？
　　■杨：从表面上说，每一次导致我离开，都跟事业或生活冲突有关。比如整个去年、前年，我都是在香港或北京之间奔忙，可家又安在了上海，我不可能老把父母和孩子来回搬着陪我一起工作，结果弄得两边都不讨好，工作特别累，还要惦记着家里，可一回到家里呢，又想着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完。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所以我一直还是想把自己的工作移回到内地更踏实一些。
　　除了这些外在原因之外，如果再追根问底，那就是我对总来回重复同样的工作心里很不乐意。当然身边环境的好坏，也会对我有一点小的影响，但每次真正让我改换门庭的原因，都是来自我内心的不安分。
　　■我非常讨厌那种咿咿呀呀的说话方式
　　□何：你在美国留学，对你后来制作和主持电视节目，都产生了哪些影响？
　　■杨：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标准的变化。比如我刚去香港时，包括凤凰台领导层，都特别希望我尽快向港、台风格上靠。但我却觉得，要真是往什么上靠，那也得向真正国际化的标准上靠。因为港、台的电视风格，抄日本东西太多啦，而日本又一直在抄西方，所以再转到港、台电视节目上，早已是倒了好几版的克隆模式。而且我一直认为，港、台电视风格，背衬内地这么大一个文化背景，就显得太轻太飘，根本它们就衬不起来，所以要说从美国回来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绝对不能被港、台风格所同化，而是要很正宗地去主持电视节目，还要从根儿上去除那种俏皮轻浅的手势和花样，甚至那种咿咿呀呀的说话方式，也让我感觉非常讨厌。
　　□何：去香港凤凰卫视之前，你就曾做过一个叫《杨澜视线》的节目，而且也得到了一定的好评，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节目又半途中止，最近又有消息说，你在离开香港卫视之后，也不会赋闲很久，那么对下一步做电视节目，现在有没有什么具体或模糊的构想？
　　■杨：像当代人物访谈，这几年我刚算摸着点门，所以今后可能会接着做下去，但我希望人力和资金都能相对充裕，那样肯定会比原来的节目质量高得多。另外我现在还对专题类节目和电视纪录片，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因为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就修过不少这方面的课。所以从制作人的角度，今后我可能并不是非要依赖太多的出镜，去继续维持自己的电视生涯。但这些也只能算是一个模糊的想法，要真正实施还得条件相对成熟再说。
　　■心里存一点傲气 　　也许非常可贵
　　□何：你性格里那种直爽率真，是天生如此？还是因为你自幼年就一路顺风而后来形成的？
　　■杨：两方面原因都有。我父亲就是个性格很倔的人，所以在我的遗传基因里，肯定有这种成分。另外，我的确一直活得很顺，虽然也经历过一些起伏，但总的来讲，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已经比别人得到的太多太多了。我有时又想，人并不是非要经历外在磨难才能长大的，有许多心理磨炼其实又在于一个人能不能自讨苦吃，并在这种只有自己明白的"心苦"之中，弥补外在经历的不足。比如最早上《正大综艺》，的确有很大的机遇性，好像很多偶然的幸运，一下都凑到了我身上。但现在再看我离开《正》之后的经历，就不能说全是靠偶然凭幸运了，其中有很多东西，还是靠我自己努力争取的。最早走红，就像是坐着高速电梯，哗---一下就把我升到老高老高，再往下仔细一看呢，却又空空如也什么都是虚的。经过那一段时间，我也很自觉地反省过：老这么忽忽悠悠的可不成，我还得下去重新垒砖头去。可能我现在垒起的高度，还不如当初的一半高，但对自己而言，这却是一个从100回到0，再由0向100努力的过程。因此我如今在电视上说每一句话，都比5年前心里要踏实得多。
　　□何：这种重新垒砖的过程，会不会又让你感到另一种自傲呢？
　　■杨：傲气可能会有那么一点。但人心里有时存一点傲气，也许非常可贵。我想一个人要有自己的做人风格，并不在于你又去多做了什么，而恰恰在你不屑去做什么。比如说，做电视主持，就很容易产生讨好取悦别人的心态，像卖弄自己的容貌或聪明等等；但如果心里真有一点傲气，就可能不屑去卖弄，久而久之，它就可能会成为一种另类风格。当然，这种傲气还得严格把握分寸。
　　■节目播出时我会陷入极度的自卑和恐惧
　　□何：你那份从骨子里就有的自信，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杨：（摇头加撇嘴）你完全大错特错，我恰恰是一个从来都非常缺乏自信的人，所以我就得不停地干活，只有在干的过程中，我才能获得某种自信。比如当我把一个节目翻过来掉过去刚编好的那一刻，我可能会获得一时的自信和快乐，但当节目真正播出时，我又会陷入极度的自卑和恐惧，而且马上就能找到许多让自己不能接受的毛病和错误。所以我这人从骨子里就特别需要得到别人的鼓励。
　　□何：既然你觉得自己很不自信，可为什么越是盛大隆重的场合，比如像在北京主持世妇会的开幕式、大学生辩论会，才越能看出你的沉着与优雅，甚至也有人就因为接受不了你这种气度，所以背后议论你已经从当初的清纯自然变得越来越盛气凌人了，我不知道你对这种意见有什么自己的理解和说法儿？
　　■杨（笑脸一下就收起来，非常不自信地问）：真有人觉得我变得很盛气凌人吗？
　　□何：可能是对你心里那点傲气的一种误解？
　　■杨（非常严肃加吃惊）：那我以后可真得注意这事儿了。
　　□何：（笑）你不必太在意个别人一句话。
　　■杨：那也得好好反省反省。至于你刚才说的主持大场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心态的纯粹，越是在那种时候，越不能讨好别人和卖弄聪明，别像好不容易赶上一次舞台表演一样，浑身解数恨不得全使出来才过瘾。
　　■我敢担保我的同事都不会说我聪明
　　□何：对你来说，进行重大采访之前，最紧要的事情是什么？
　　■杨：准备。不厌其烦地充分准备。我觉得进行采访，最紧要的事情就是通过自己能做的所有准备，迅速跨过年龄、地位、资历的距离，最大限度地获得被采访者的认同感。
　　□何：在学习和事业这两件事儿上，你是不是很少对自己感到自卑和沮丧？
　　■杨：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很有灵感和创见的人，所以沮丧时时都会在我心里出现。就拿采访举例吧，我从来都是按部就班，如果在某一次采访之前，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很有灵感的创意，那我就特别高兴。但绝大多数情况，我还是像学生做家庭作业一样，事先把该看的资料全看完，然后再理出一条比较清楚的思路，但在这种过程里究竟有多少创见和灵性，那根本就是可遇而不可求。因此我总是为自己缺少灵感和创见而苦恼。而且这沮丧和苦恼没办法去化解，总不能因为天资不足就开刀对大脑进行修理吧？所以也只能靠加倍努力去以勤补拙。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我敢担保他们都不会认为我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就像当年在《正大综艺》，我真是很努力想把大家逗笑，但站在那里光着急可就是想不出办法，那种内心的无助，谁也帮不上忙！所以我最喜欢有充分准备的工作，就怕那种全靠灵机一闪的场面。从上中学起，我就不是那种巧解难题的高手，但在基本分上我却从来一分不丢，那全是靠平时做习题做出来的！当时背历史、地理我能用功到什么程度？你随便问哪道题，我马上就能告诉你它在哪一页上。这么说吧，我是东方教育模式之下，一个绝对的好学生，凡老师布置下的作业，我没一样不是完成得仔仔细细。但我认为自己的某些创造力，已经在接受这种教育的过程中完全丧失掉了。
　　■我不认为感情秘密可以与人分享
　　□何：不少人只要和你在一起，就会多少产生一点距离感，不知你自己对此有没有感觉？
　　■杨：有。我自认为对别人一直很真诚，只是我对自己私人空间保护比较多。比如我不认为个人的感情秘密，就可以和谈得来的女朋友共同分享。而人与人的距离感，往往就是在能否分享秘密之上建立起来的。
　　□何：你有没有能够真正交心的朋友？你认为有没有能够交心的朋友？
　　■杨：别人曾说这辈子我都注定会有一种孤独感。你要问"交心的朋友"，那现在只有我老公一个。因为在他面前，我才可以完全袒露自己的软弱和痛苦。小时候，我父亲算是我的知心朋友，所有困惑和痛苦，都可以向他倾诉。但现在长大，我就不愿意让父母再为我过多操心，所以总是把自己灿烂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看。后来我生了儿子，于是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不顺心，回家也得春风满面地对他。有一次别的朋友问我现在对生活的感觉，我说就是上有老下有小那种感觉。他说你才多大，怎么说话就跟中年人似的。我当时也乐了，其实心里真有这种感觉。
　　□何：你最喜欢和什么样的人一起共事和打交道？
　　■杨：职业的、干净的、充满敬业感、对自己总有更高一点人生期待、对事业对别人都有一点责任心的人。比如每当我发现好一点的内地媒体时，就总是羡慕他们那种团队式的工作精神和环境，这一点在香港媒体就相对弱些，但我恰恰非常向往那种氛围，原来在中央台时，我就能从别的节目组里感觉到这种精神。说到底，我以为这个世界还是非常需要光明和理想的。所以也特别愿意和那种心里有光明有理想的人打交道。

　　后记：
　　大约在五六年之前，我曾经和一个年轻的女记者去采访杨澜，那一天杨澜兴致很高，几个小时里侃侃而谈、妙语连珠、神采飞扬、激情洋溢。完事之后我和那女记者一起告辞下楼，她忽然就站在大街上自卑地哭出了声，我当时一看就慌了，连忙问：你怎么了？那女记者擦擦眼泪愤愤然说道：怎么聪明、自信、运气、风头，全让她一个人都占全了？
　　如果那位女记者能听到杨澜这番敞开的谈话，心情大概会平复一点。杨澜绝不承认自己有过人的天赋，如果说她曾经赶上过一次万人难逢的好运气，那么之后呢？之后其实全是凭自己一块砖一块砖再垒起新的人生高度。坚守着内心的真诚，埋头不懈地努力，为电视更为她自己，杨澜今后肯定还要经历更多更远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