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说不》可以说不
　　对于１９９６年的政治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以下简称《说不》），国内的出版界、新闻界和学术界，已经发表过不少评论，有褒有贬，意见不一。最近，有记者访问外交部美大司参赞张滨华先生，请他对《说不》发表一些看法。张先生认为，该书作者限于社会环境、生活经历、知识水平的限制，在书中提出的某些观点不一定站得住脚，也不代表官方的立场。他还说，这本书是一种现象，并没有达到本质上的升华，因此存在着偏见和不足的地方，但总体来说，这本书是不可否定的，不过又不能全面的肯定。尽管张先生声明他的意见“并不代表外交部”，但仍可将其视为外交界的一种表态。
　　为什么“这本书是不可否定的”，张先生没有展开讨论。显然，他有一定的顾忌。作为中国外交界的一员，张先生对于来自“民间”的民族主义呼声，是无法过于挑剔的。《说不》一书正是号准了这个脉。举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旗帜，打着对美国说不的招牌，官方不便阻拦，学者不敢批评，书商正好赚大钱。
　　《说不》在海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因为海外的评论者认为它代表了中国目前的主流思想。西方报刊上的评论文章基本都是对《说不》持否定态度的。这对国内评论者的态度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有的人在对《说不》的观点提出尖锐批评的同时，也对该书作者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表示了敬意，目的无非是要避嫌，以示与海外有别。其实，“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之类的教条，在庐山会议上，的确成为毛泽东用来打倒彭德怀的“迫击炮”，然而，到了“凡是派”想以之作为阻拦邓小平复出的“杀手锏”时，就已经失效。今天，人们完全可以根据事物的本来性质进行分析，而不必顾忌别人对此说过些什么。
　　不要说《说不》代表不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即使它能够代表，也完全可以对它说不。一个人的民族情感，是与生俱来，无所谓好坏的；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其价值因时因地而异，人们必须对它保持经常的警惕。事实上，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对民族主义说不，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文人学者对民族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始终把人道主义、国际主义置于其上，事例不胜枚举。这里仅提出两个最著名的人物。鲁迅先生被誉为“民族魂”，但是他对所谓的“爱国主义”讽刺最多，抨击最力。胡适先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他曾说：“我们提倡自责的人并非不爱国，也并非反民族主义者。我们只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者而已。我们正因为爱国太深，故决心为她作诤臣，作诤友，而不敢也不忍为她讳疾忌医，作她的佞臣损友。”他也曾表示要“焚香顶礼感谢基督教的传教士带来了一点点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感谢这班‘文化侵略者’提倡‘天足会’、‘不缠足会’，开设新学堂，开设医院，开设妇婴医院”。
　　政治家因为要争取民意的支持，对民族主义的态度较为谨慎，但也不是无原则地跟着跑。１９００年６月中旬，慈禧太后“引皇上召集大学士、军机大臣、外务大臣、六部九卿、大师兄、众师兄开御前会议于前殿，或红顶珠褂，或短衣红包头，济济盈庭”——与红卫兵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光景相仿佛，决策是否对外宣战。尽管太后宣称“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表态支持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馆，仍有大臣徐用仪、杨立山、许景澄等当庭辩驳。朝廷正式宣战后，江督刘坤一、粤督李鸿章、鄂督张之洞及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一致行动，视之为祸国殃民的“乱命”，拒绝执行，并与各国领事成立共保中外人生命财产，和彼此不起衅端的协定。梁启超当时正在领导自立军起义，他极力反对哥老会以“排外”、“灭洋”为号召，说服各路会党改变宗旨：“其票间宗旨下，原只灭洋二字者可易以自立或救国二字；至其四字八字者，则于救国自立等字外，加用作新保种等字”。孙中山则领衔与兴中会骨干杨衢云等八人联名致书港督卜力，指责清廷诲民变、挑边衅、仇教士、害洋商、戕使命、背公法、戮忠臣、用偾师、忘大德、修小怨。“当此北方肇事，大局已摇，各省地方势将糜烂，受其害者不特华人也。……深知贵国素敦友谊，保中为心，且商务教堂，遍于内地。故士等不嫌越分，呈请助力，以襄厥成，愿借殊勋，改造中国，则内无反侧，外固邦交，受其利者又不特华人已也。”
　　中共自成立始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政党，它在历史上从不以民族主义作标榜。１９２９年７月，由于中东路争端，苏联政府与当时的中国政府断交。苏联远东军司令加伦动员十万红军，从东西两线大举进攻，先后攻占密山、同江、富锦、满洲里等地。东北军伤亡惨重，被俘者８０００人，黑龙江舰队覆灭。这时，中共中央在上海等城市发动了一系列示威游行集会，口号是“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已经不再担任领导职务的陈独秀上书中央，对此口号提出异议，被开除出党。中共中央在相关决议中指出，陈的观点“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精神”。《说不》作者以赞赏的口气提到，蒋介石在史迪威事件后，在一个场合中发表的慷慨激昂的讲话：“娘稀匹，都是帝国主义！”他们大概不知道，恰恰在同一个时候，中共领袖在延安与美国人谢伟思谈了这样的一些话：“美国已经介入了它的军队和物资到达的每一个国家。这种介入也许不是有意的，也许不是直接的。但是仅仅由于美国影响的存在，它就的确是干涉。如果美国坚持给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提供武器，这不是干涉。……能增进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的‘干涉’，就不是干涉。它将受到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欢迎，因为他们要民主。只有国民党反对。”
　　从历史上看，凡鼓吹民族主义，其攻击的靶子在国外，其攻击的后果却往往发生在国内。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提出在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思想，刘少奇、周恩来等没有表示异议。到１９６２年，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的大多数人都支持农村包产到户政策，然而当毛泽东把反对包产到户和反修联系在一起时，其他人就无话可说了。国际上反修这一桩公案，一直到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才算了结。邓小平说：“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当时说的都是对的。”虽然最终还是清算了在民族主义影响下搞起来的反修运动，但是很可悲，在长达三十年时间里都没有人敢于公开站出来对错误的外交路线说一个不字，这是不是导致“文革”十年动乱的原因之一呢？
　　当然，理性的说不完全不同于《说不》中的那种说不。要摆事实讲道理，要心平气和，对事不对人。在以下的几节，我们将层层剖析，一步步地说明为什么应当而且必须对《说不》说不。

　　二、自卑、自尊和自大
　　《说不》的作者告诉读者：“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变成以后，还很喜欢。”“我们过去太多的‘好说好商量’，太过的共容的谦恭。现在特别需要改一改作风”，“别把自己搞得很自卑”，要“涌起高贵的愤怒”。赞扬《说不》的评论家们也指出，《说不》一书有助于青年人克服民族自卑感，树立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
　　提到自卑与自尊，首先要弄清楚，究竟在谁的心中潜藏着深深的自卑感。是那些心安理得地享用着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电脑、小轿车等一切人类物质文明财富的中国老百姓，是那些本着鲁迅“拿来主义”的教诲，大大方方地在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挑选着适合于自己的珍宝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是那些惊呼“当我们一度最无助而热烈寻觅西方的时候，从学术界到普通国民的感情都未曾像今天这样失掉尊严，都未演变成为甚至整个民族的想象力都为美利坚所钳制”的人？
　　这个问题其实不用回答，只要回顾六十年前的一件往事就足够了。１９３５年初，王新命等十教授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惊呼：“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社会的组织、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而胡适则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指出：“这个本国本位就是在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习惯：简单说来，就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个本位是没有毁灭的危险的。物质生活无论如何骤变，思想学术无论如何改观，政治制度无论如何翻造，日本人还只是日本人，中国人还只是中国人。……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经过历史的检验，我们今天应当能够辨明，究竟是王新命等十教授还是胡适“把自己搞得很自悲”。
　　如果民众本来没有多少自悲心理而硬要去改造他们的思想，那么结果将会南辕北辙。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讲过许多关于自卑感的话，他说：中国人当帝国主义的奴隶当久了，总不免要留一点尾巴，要割掉这个奴隶尾巴，要反掉贾桂思想。打掉自卑感，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上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于是，人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大跃进搞得头脑发昏，最后连毛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大地瘦了，人瘦了，牲畜瘦了。刘少奇讲得更客观一点：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那几年中国死了一些人，不算多，不过是死光了一个波兰或者西班牙而已。现在年纪大一点的人都有当时饿饭的经验，《说不》的作者年龄小，也许对骄傲自大的后果还没有切身体会。
　　我们讲民族自尊心，最重要的是两条：自信和自强。牢固的民族自信心来源于对祖国历史的深刻了解。七十多年前，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一文中写道：“人类进化大势，皆由分而趋合。我国民已将全人类四分之一合为一体，为将来大同世界预筑一极强之基础。”“我国民之形成，在人类全体上有莫大之价值。”“世界大同的理想，在过去为成功，在将来亦为成功，不必以目前之失败介意。我国民宜常保持此‘超国界’的精神，力求贯彻。”“中国文化，本最富于世界性，今后若能吸收世界的文化以自荣卫，必将益扩其本能而增富其内容，还以贡献于世界。”这才是一个文明古国的国民应有的民族自信心。
　　蒋介石讲庄敬自强，毛泽东讲自力更生，邓小平一再强调发展自己，把自己的事情搞好，这些话都很有道理。自力更生不是不要外援，不要互通有无。改革开放，走向世界，是把自己发展起来的前提条件。六十年代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所鼓吹的摆脱依附性发展，走自主中心发展道路，即与世界市场脱钩的理论已被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明是不切合实际的。
　　自尊者必然尊重他人。庄敬与谦恭并无矛盾。“高贵的愤怒”，小家子气的辱骂，都不是一个真正懂得自尊的人所当为。我们从《说不》一书中，通篇读到的不是自尊而是自大。什么“大中华经济文化圈”，“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中国民族”，《说不》的作者似乎觉得不加上一个“大”字就不过瘾。“世界上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一不沐浴着中国思想的阳光。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稍有一点阅历的人，对于这样的言辞并不会感到陌生。
　　“天朝德威远被，万国亲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贡顺，以保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这是二百年前乾隆皇帝给英王乔治三世敕书中的话。“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插遍五洲四海”。这是二十年前红卫兵小将的豪言壮语。
　　历史已经证明，无论任何时候，无论任何国度，只要狂妄自大、自吹自擂的人得以大行其道，就是一个国家腐败衰落的征兆，而决非兴旺发达的标志。

　　三、什么是极端民族主义？
　　《说不》的一位作者问道：“难道民族主义的就一定是劣根性昭著的吗？”另一位作者答道：“极端民族主义不可取，但民族主义还是要的。”读者紧接着的问题必然是：“什么是民族主义，什么是极端民族主义，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人们在这本书中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只能看出一些隐约的答复。
　　《说不》指出：“美国不是真理标准的制定者，也不是国际事务的最后仲裁者。”因为美国是“自恋性极端利己主义”者。那么，应当由谁取而代之呢？“当大规模的世界冷战结束，许多重要国家和组织都变得面貌不清的时候，我们是否多想一下重塑我们的特色？——我们的正义色彩是足够了，但感觉令人缺乏信心的是强度不够，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是意志的强大。我们多一点精力去设想：我们今、明、后天如何对发展中国家或国家联盟负起更大的责任。”因为“唯有人民中国的外交，是大国当中绝无仅有的具有崇高道德风范和正义精神的外交。”“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然而，人们或许会问：你自己认为“我们的正义色彩是足够了”，周边国家和世界其它大小国家是否也这样认为呢？你认为“中国人民的集体性质，决定了中国不具备帝国主义的基因：即贪婪。”其他国家的人民是否能够同样确信无疑地从你的基因中释读出你未来的行为方式？显然，用我的“具有崇高道德风范”的民族主义与你的“自恋性极端利己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一对概念，并不能替换民族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这一对概念。因为我和你一样，都可能染上极端民族主义的病毒。
　　要想了解什么是极端民族主义，就必须向历史学习。
　　“一个人民国家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记住保护这个国家现有种族生存的责任。这样就必须做到：人口的数量及其增长与领土和资源之间建立一种健全而自然的比例。”“我所说的‘健全的比例’，就是指自己的土地和地下的资源能够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必须坚决坚持我们的外交政策所决定的目标，即为德国人民确保其在地球上生存所必须的领土。仅仅是为了这一目标，我们的人民应该再度流血，在上帝和我们的后代眼中，这一行动也是合法的。……因为地球上没有一个民族所占的尺寸土地不是以较高的意志和较高的权力为基础的。”什么才是“健全的比例”，那要由我的“较高的意志和较高的权力”来决定，至于其他人群的意志和现存的国际秩序，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的逻辑。无独有偶，我们从《说不》中也读到了对“坚强的意志力”的呼唤，读到了为国家目标“不惜代价”的誓言：“这种代价与未来的永恒的代价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将因我们的某些牺牲换来更多的补偿，世界将为之重著编年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纯正日本主义”的鼓吹者西田几多郎曾经这样写道：“试回顾一下几千年来以皇室为中心而活生生地发展下来的我国文化的足迹吧。”“皇室作为矛盾自己同一的世界，作为包含过去未来的永远的今，我们说无论在何处，从那里到那里，必定是万民辅翼的思想。所以说到我国民道德，必定是历史的世界的建设。”“我在我们历史发展的根底里，由于发现了矛盾的自己同一世界其自己形成的原理，而必定对世界作出贡献。它是皇道的发挥，也一定是八  一宇的真正意义。”西田把以天皇制为代表的日本文化视为高于其他一切文化的独一无二的文化。而这种“纯正日本主义”即“皇道主义”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说不》的作者与西田几多郎的看法不同，认为“日本民族飞黄腾达的内在之核实则是：孔孟之道”。他们把世界历史比作一部电脑，“美国当然可以使用自己的‘软件’，别的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同样也可以插入自己应心得手（？原文如此。）的‘软件’。”但是，支配电脑运行的究竟是印着上帝字样的美钞，还是皇道主义或者孔孟之道，看来还是取决于“较高的意志和较高的权力”。
　　只讲国家利益至上，不讲国际公正原则；只讲民族特殊文化，不讲人类共同道德，这就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
　　所谓国际公正原则，现在不仅仅是抽象的理论，经过人类几百年来国际交往的实践，这些原则已经凝结在国际法体系中。最近，中国最高领导人号召学习国际法，这是中国法学史上的一大突破，表明类似“法是阶级斗争中用以保障统治阶级利益并为后者的利益维护社会不平等的工具”一类的陈旧教条已被现实生活所超越。国际法既不能由美国独家制订，也不能由中国独家制订，它的来源是国际惯例和有关当事国的“共同同意”。对于一切国家有拘束力的那一部分国际法被称为普遍国际法，对于两个或少数国家有拘束力的国际法被称为特殊国际法。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签订的条约就是特殊国际法。对于国际法的理解，目前还存在一些含混之处。例如，英国政府认为，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属于国际法，两国政府对于该声明内容的争议应提交国际法庭裁决；而中国政府认为，香港问题在９７年以前是中英两国之间的事情，９７年以后纯属中国内政，与国际法庭没有任何关系。又如，中国政府认为，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属于国际法，其法律地位应在《与台湾关系法》这样的美国国内法之上；美国政府则认为，中美联合公报是行政协定，未经两国立法机构批准，不具有法律效力。由此可见，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需要在高于利益、战略关系的层次上与其它国家展开对话，包括在国际正义原则和国际法方面的对话，而不能像《说不》作者建议的那样，仅仅着力于建立针对某个特定国家的国际统一战线。
　　在主要欧美国家的语言中，民族主义和国民主义本来是一个词，因此希特勒不喜欢“民族”这个概念。他曾说：“‘民族’这一概念已经毫无意义了……。‘民族’，只是民主和自由主义的一种手段。我们必须以种族的概念来代替它。”分析到这里，我们对于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区别就比较清楚了。与独立、自决、民主、自由相联系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有进步作用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扩张、压迫、专制、独裁相联系的民族主义则是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我们不得不指出，在《说不》一书洋洋三十万言中，没有发现它所鼓吹的民族主义与民主、自由之间一星半点的联系。

　　四、目中无人的国家主义者
　　民族，根据辞典上的定义，泛指历史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
　　们共同体。谈民族就离不开谈组成民族的一个个的人，人的心理、人的文化、人的
　　好恶、人的认同，等等。因此有些思想家不喜欢讲民族而更喜欢讲国家。黑格尔说：
　　“民族存在的主要目的在成为国家，并保存下去。”“发生于一民族身上的事，…
　　…其与国家的关系，有本质上的意义。”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列举了从黑格尔到希特勒的国家主义的一些主要观念：“（ａ）民族主义，根据历史主义者的观念，国家是创造国家的民族（或种族）之精神（或血统）的具体化；被挑选的民族（现为种族）注定要统治世界。（ｂ）国家为一切一切其它国家的自然的敌人，必须在战争中肯定其存在。（ｃ）国家免于任何道德的责任；历史，亦即在历史上的成功为唯一的审判，集体的效用为个人行为的唯一原则；允许宣传者说谎和曲解真理。（ｄ）战争的‘伦理’观念（整体和集体主义的），特别是新兴的国家对抗古老的国家；战争、命运和名声是最值得追求的东西。（ｅ）伟大的人物的创造性角色，具有世界性、历史性的人物，具有深度知识和高度热情的人物（现在已成为领导原则）。（ｆ）英雄式生活的理想（‘冒险’），与过着布尔乔亚式
　　生活的俗人相反，是一位‘英雄’”。对照这张清单，我们不难发现，《说不》表现出来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者的眼里只有国家的价值，国家的荣耀，而没有人的价值，人的生命。《说不》的作者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
　　他们的眼里当然没有美国人。“我们和美国的青年一代打交道，发现他们的‘开放’和‘民主’之后蕴含的实际上是：‘什么也没有’。”“指导人类合作的最闪光最深入人心的思想，没有哪一条的发明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尽管在事实上，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科学思想是后来归化为美国公民的爱因斯坦所创立的相对论和参与创立的量子论；二十世纪最有感召力的政治思想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所倡导的民族自决原则。
　　他们的眼里也没有苏联人。“拯救的代价是牺牲。苏联的积累因牺牲成千上万的富农而获得。”尽管在苏联农业集体化前夕，富农的比重超过农民总人数的五分之一，上千万人的牺牲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他们的眼里没有台湾的中国人。“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这样一种民意基础，确乎是台湾社会现实的反映。台湾人民有着较独特的感情历程，因此一部分人民出现一种异乎中国传统的骚动，或者叫迷航。这种迷航其实是非常需要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意志来导拨一下子的，或者文雅一点说：确乎需要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集体民意来否决一下子的。国家是干什么吃的？就是干这个吃的。国家的神圣威望不能单纯靠皇天后土的慈悲来推行。不管悲也好喜也好，国家给你捎了个话：这事就这么定了。”如果依靠“国家的神圣威望”、“坦荡正大的强力”就能解决一切问题，那么还要“叶九条”、“邓六条”、“江八条”干什么？还要“一国两制”干什么？“江八条”特别提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里强调的重点并不是“中国不打中国”，而是“人不打人”。“人不打人”属于人的常识，属于民间的道德标准。而对于国家主义者来说，“国家是法律：道德的法律和司法的法律；因此，它不能臣属于任何其它的标准，尤其不能臣属于民间的道德标准。它的历史责任较深；它的唯一审判是世界史。对国家作判决的唯一可能标准是它的行动在世界历史上的成就。同时这种成就——国家的力量与扩张，必然超过人民私生活的一切其他考虑；为国家的力量服务就是对的。”《说不》的作者同样相信，个别人和少数人的意志是无需考虑的，国家“高扬的精神理念将得到历史的回报。”
　　他们的眼里同样没有大陆的中国人。“具体化到中国，庞大的十二亿人口对于资源本不丰富、耕地日趋减少的国家来说已经是一个相当可怕的现实。”这样庞大的人口就像是蚂蚁，“这种蚂蚁在遇到河流阻断去路的时候，总是会齐心协力地抱成一团，横渡大小河流。湍急的河流常常会冲走并淹死一些不那么幸运的蚂蚁，然而这群蚂蚁最终还是到达了河流的对岸，奔向新的生存环境。一个有着强烈历史感和抱负的民族在遭遇到历史宿命考验的时候，需要的也同样是这种献身精神。”一部分多余的中国人的宿命是献身给战争。《说不》的作者号召说：“我们的青年应拥有这种自豪感：‘我们要准备打仗。’”“小大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有道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波普曾经写道：“为我提供极多资料的柯尔奈， 在他所写的书中极爽朗的说：‘所有我们这些赞成……文明的、合理性的方法来组成政府和社会制度的人，都会同意战争本身就是一种罪恶……。’此外，我们大部分人（除了和平主义者外）都会认为，在某种情况下战争可能会成为一种必要的恶。他继续说道：‘国家主义者态度则不同，虽然并不意味他们喜欢长年的或经常的战争。他们在战争中看到的善多于恶，即使是一种具危险性的善。这种善如烈酒一样，是准备在难得的佳节饮用。’战争不是一种普通的、常见的罪恶，而是一种希罕可贵的善：这一点总结了黑格尔及其信徒的观点。”《说不》的作者正是黑格尔的信徒，他们勇于言战，不惜代价，崇拜牺牲。“我以崇敬的心情看到伊朗革命，它以极端的形式再现了我们父辈的不屈精神。我以崇敬的心情看到圣战者的牺牲，它以严肃的人生告诫我们中国青年要对自己加以警策。”
　　《说不》的作者都没有去过美国，但这不妨碍他们津津乐道地谈论，“在华盛顿，耸立着两座战争纪念墙，一座是越南战争阵亡军人纪念墙；另一座是朝鲜战争阵亡军人纪念墙。中国游客来到华盛顿时，总是怀着激动而感慨的心情在其中的一道墙前面留影（那墙上刻满了美国青年的名字，至今我们可以屏息听到墙体内传出的诅咒）——中国人很有必要到那里走一圈，因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取得胜利的战争——奉陪者是中国大兵。”而这些中国大兵的生死，他们似乎漠不关心。《说不》的作者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国人。从一些美国游记中人们可以得知，许多中国人站在一位华裔女设计师设计的越南战争阵亡军人纪念墙前，激动得流下热泪的却是另外一些感触：美国举国上下对自己的每一个军人的关怀和热爱，千方百计地接回每一名战俘，把得到每一名捐躯将士的遗骸列入政府最高级会谈的议题，信赖自己的孩子，允许归来的战俘担任最高级军职，……。而在战场的另一边，既有活着的烈士，也有没有列入名册的孤魂，战俘回国后受到迫害，历次战争伤亡损失是一笔糊涂帐……。美国确实有许多丑恶的社会现象，是我们所不能仿效的，但是，仅就对每一名军人特别是被俘和阵亡军人的重视而言，无疑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这有助于提高国家的凝聚力和整体的国防能力。
　　最后，我们想请《说不》的作者记住这句话：爱人乃爱国之本。我们的老祖宗亚圣孟子就已经懂得：“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请不要仅仅为了“广大而壮丽的国家”而“感到一种宿命式的悲哀”或者自豪地失去理智。眼里首先要有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五、来自“民间的”并不都是天然合理的
　　《说不》的作者喜欢标榜自己是中国的平民百姓，在前言中，自称该书具有“广泛坚实的民意基础”，“是广泛的民意的映射”，要求人们相信他们的声音代表了中国“民间的觉醒”。在这里，我们想直截了当地说，来自民间的东西并不都是好的，既有觉醒，也有沉沦，既有新生事物，也有沉渣泛起。而且，貌似“民间的”腔调也不一定代表真正的民意。
　　众所周知，在推动日本军国主义化上起了重要作用的浪人团体黑龙会、玄洋社等都是民间团体。日本极端国家主义派经典《日本改造方案大纲》的作者北一辉是一位民间志士，曾参加过中国的同盟会。他的右翼革新思想对青年军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彻底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转折点的“五?一五”、“二?二六”事件就是受北一辉影响的一群青年大尉、中尉领导的。“二?二六”叛乱部队的《奋起宣言书》声称：“我（日本）之所以成为神洲者，乃在于万世一神天皇陛下之统帅，举国一体，生成育化，最终实现八  一宇。所谓元老、重臣、军阀、官僚、政党等皆为破坏此国体之元凶。我与俄、中、英、美已成一触即发之势，祖宗遗垂之神州将毁于一旦，此已洞若观火。今若不诛戮破坏国体之不义佞臣，不芟除遮皇威、阻碍维新之奸贼，皇统皇谟将荡然无存。冀希皇祖皇宗之神灵明鉴，并予冥助。”他们在捣毁《朝日新闻社》时扬言：“国贼《朝日新闻》标榜自由主义，拥护重臣集团。这次行动是天诛！”人们也从当时的纪录影片中看到了日本民众对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狂热支持。
　　现代世界史上最著名的一位从民间崛起的人物是破落的街头艺术家、前下士希特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在慕尼黑参加了一个名叫“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小党，成为它的第七个成员。他的党在１９２８年的选举中仅获得８１万张选票；到１９３２年国会改选时，就获得１３７４万张票，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希特勒本人出任德国总理，并于次年成为元首和三军最高统帅，从此把德国人民拉上了纳粹的战车。
　　希特勒上台是利用了德国人民对凡尔塞和约的不满，而凡尔塞和约的签订，则是法国、英国等协约国民众压力的产物。富勒在《战争指导》中援引尼科尔森的话说：“即令是历史上最恶劣的暴君，例如尼罗、希罗格巴卢斯、凯撒?波尔吉亚和路易十五世等，如果是处在１９１９年的欧洲局势中，也能运用足够的集体智慧和善意，从而变得有所作为。”富勒接着指出：“不过，从事后看来，应该对此负责的既不是威尔逊和克雷孟梭，也不是劳合—乔治。正如尼科尔森上校指出的那样，在战争期间发展到顶峰的歇斯底里和不负责任的‘群众民主精神’，才是真正的责任者。”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演变，使许多人对民主失去了信心。当时的情况正与两千多年前柏拉图最先提出的“自由的悖论”相类似。柏拉图在批评民主以及对僭主的出现的叙述中暗含地提出了如下问题：如果人民的意志是他们不应该自己统治，而应该由一个僭主来统治，这又如何呢？柏拉图提示，自由的人可以行使他的绝对自由，起先是蔑视法律，最后是蔑视自由本身，并吵吵嚷嚷地要求一个僭主。当这种历史情势真正出现时，波普认为需要对传统的民主学说重新加以解释。他说：“我心中的这个学说并不出自所谓多数统治固有的善良和正当，而是出自专制的卑劣；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在于如下的决定或采纳如下的建议：要避免和反抗专制。我们可以区分两种类型的政府。第一种类型所包括的政府是可以不采取流血的办法而采取例如普选的办法来更换的那些政府；这就是说，社会建构提供一些手段使被统治者可以罢免统治者，而社会传统又保证这些建构不容易被当权者所破坏。第二种类型所包括的政府是被统治者若不通过成功的革命就不能加以更换的那些政府——这就是说，它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本不能除掉的。我建议，‘民主’这个词是第一种类型的简略代号，而‘专制’或‘独裁’是第二种类型的简略代号。”“如果我们采用我建议的这两个代号，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创造、发展和保护一些政治建构以防止专制称之为民主政策的原则。这个原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加以发展的这种建构必定是毫无缺点的或万无一失的，或者能够保证民主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必定是正确的、好的、或明智的——或者甚至必定比仁慈的专制所采取的政策更好或更明智。（既然我们没有作出这类断定，因而避免了民主的悖论。）然而，我们可以说，我们采取这个民主原则，意味着我们相信，即使民主国家采取了坏的政策也比屈从于哪怕是明智的或仁慈的专制统治更为可取（因为在民主国家中我们能够进行和平改革）。这样看来，民主学说的根据不是多数统治原则；毋宁说，诸如普遍选举和代议政府等各种民主控制的平等主义方法应被视为经过考虑的，在广泛地存在着对专制的不信任传统中的一个合理而有效的防止专制的建构；这些建构永远需要改进，并且为它们自己的改进提供各种方法。”
　　波普是在二战进行期间写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因此他写道：“如果他生命中有这么一天，看到多数选票竟然毁坏民主的建构，那么，这种伤心的经验只是让他知道，避免专制的保险方法是不存在的。但这并不一定软化他的反专制决心，也不会使他的学说陷于自相矛盾。”他进一步指出：“民主不能提供理性。公民在智性上和道德上的标准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人的问题。把某民主国家的政治缺点归咎于民主是不对的。我们倒应该归咎自己，即归咎这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缺乏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精神，那么仅有民主并不能绝对避免专制、压迫和侵略、扩张。如果有的只是连民主都不包含在内的极端民族主义，那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说不》为了凸现它的“民间”色彩，刻意使用了许多有别于官方语言的民间腔调。什么“美国人说话越来越叫人烦”，什么“世界要镇你！”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除了腔调之外，《说不》的观点与人们耳熟能详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事实上，《说不》的作者比某些非“民间”的人士还要霸道。他们其中的一位说：“需要刹一刹那些动静：对国家进步视而不见的嗡嗡吵闹，尽管这种吵闹过去一度是有益的，现在所有的‘意义’只能归于玩世，……中国的内部已经变得很真实，气沉丹田。”既然如此，你们自己为什么要操着“民间的”腔调大声疾呼？你们“从自由思想者的角度”，对中国代表在安理会的表现深表怀疑和不满，难道官方就不应当首先“刹一刹”你们自己的“嗡嗡吵闹”吗？如果真的照你们的话去做，又有谁能够知道你们的高见呢。
　　我们从《说不》中读到：“需要涤清弥漫在我们周围的普遍的怨恨情绪，以面向未来的心情歌颂工地一般的中国。”中国人应当继续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踏踏实实地为“追求个人幸福而劳作”。这种装腔作势显然不象普通人的作派，更谈不上“民意的映射”，倒像是八十年代初“歌德派”传教士的腔调。政府是民众的公仆，不论为民众做多少好事，都是理所当然的，不需要谁去颂扬。而“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才是老百姓的本色，也是国家主人翁当然的权力。
　　《说不》的作者宣称：“中国顶尖人物群体的素质已具备了肩负伟大责任的能力。……中国思想、中国经营能力的当量将深刻影响世界，并将成为领导未来人类思想的唯一动力。”我们不知道这是“民间”人士向“顶尖人物”的谄媚，还是作者的自许。于是，我们好象又听到了黑格尔的声音：“因此，世界史的伟人——时代的英雄——必被视为该时代中透视力最佳者；他们的作为和思想，是那个时代最好的……。他们最了解该时代的事务。其他的人则学习和称赞他们，或至少默认他们的政策。因为自历史中，活生生展现出的精神，是所有个人最内在的灵魂；但这状况是不自觉的，于是伟人诞生……因此，大众就得追随他们的灵魂的领导者，因为他们会感觉到他们内在精神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已被具体呈现出来了。”于是，从“民间”到“顶尖”的辩证的飞跃就完成了。

　　六、大国就应当说不？
　　《说不》的作者写道：“中国可以说不。现在正是时候。……一句话，现在不
　　说，过后再说就毫无意义。”为什么现在正是时候呢？“昔日贫穷落后的中国如今
　　已发展成为了全球一支不容小觑的经济力量。”“在２１世纪朦胧的晨曦之中，一个经济蓬勃发展、军事上强大而且政治上更有信心的大国轮廓，现在已经初步显现出来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为中国可以说‘不！’而扬眉吐气。越来越多的炎黄子孙感到了压在心底的这个‘不’字终于有机会被说出，被听见，而痛快淋漓。”于是，我们的问题来了。中国现在是不是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大国，到了历史上最风光的时刻？假如中国的大国地位已经没有疑问，是不是仅仅为了“扬眉吐气”、“痛快淋漓”就可以“说不”？
　　大国或强国不是由人口、领土、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数值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某一历史时点世界各国之间的相对地位和相互关系。十九世纪末中国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并不比十八世纪末少，但是乾隆皇帝傲慢地接见英使马嘎尔尼时的中国是世界大国，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时的中国则不是。如果美国今天没有遍布全球的盟国和朋友，仅凭它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来与世界为敌，那么，它也不能被认为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今天，中国人确实有心情舒畅的理由，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上受到广泛的尊重；在临近世纪末的时候，香港、澳门即将回归祖国……。然而，也有让中国人烦心的事：大陆和台湾为了各自的国际声誉而竞相讨好非洲小国，为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而费尽心机，在北京举办２０００奥运会的希望破灭，与世界经济强国的“７＋１”会议无缘……。实事求是地说，今天中国的大国地位还没有半个多世纪前的１９４３—１９４６年间风光。
　　在那几年，中国领导人出席了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途及战后日本命运的开罗会议；签署了中美苏英四国莫斯科宣言，使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四大发起国之一；蒋介石以亚洲和不发达国家当然领导人的身份访问印度，支持印度的独立事业；废除了压在中国人头上１００年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割让给日本５０年的台湾；中国海军把国旗插到了南沙群岛的主岛上……。如果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稍微争气一点的话，中国在二战后不难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三大国，日本的本土上将建有中国的军事基地，根本不会出现什么钓鱼岛争端、南海争端。但是，这种令人头晕目眩的大国地位在转瞬间就丢掉了。其原因正是由于不适当地说不。
　　１９４４年，中国军队在日军一号作战的打击下一再溃退，美国政府不满蒋介石对日消极避战而把精锐部队用于封锁中共的战略方针，提出由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将军史迪威直接指挥中国军队，并交给他装备和使用中共军队的自由权。正在美国参加制定联合国章程的敦巴顿橡胶园会议的中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和中国驻美军事使团团长商震都认为：“美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和盟国，毕竟对中国并无任何政治或帝国主义野心。”“迁就一下这个盟国没有什么不得了……英国也正在这样做。它对美国就持依从和忍让的态度”。但是蒋介石不同意。他坚持，作为中国的国家主席，在关系到中国主权和国家未来的问题上，他是不可能让步的。中美的这一次对峙，以美国撤换史迪威而告终。美国特使赫尔利在这场争执中支持蒋介石的立场，得到了蒋的信任。不久，赫尔利去延安谈判，代表国民党与中共达成了一个建立联合政府的五点方案，毛泽东在阐述这一方案的声明上签了字，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也签了字，但是，当他返回重庆后，蒋介石却拒绝在声明上签字。此后，曾经力排苏联和英国的阻挠支持中国进入四大国的美国人对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完全失去了信心。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以牺牲中国在东北和外蒙的利益来迁就斯大林。杜鲁门则拒绝在国共内战中给予蒋介石实质性的支持，在韩战爆发前，甚至一度准备抛弃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４０年代后期中国与美国关系恶化从而导致大国地位的丧失，其起因在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国的领袖们对于他们在国际政治影响中的地位所作的过于自信的估计”。尤其是成为四强之后，“中国过分妄自尊大起来。于是中国领导人常常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上持不妥协态度”。
　　经过半个世纪的曲折，中国再次登上大国的舞台。现在，中国应当如何巩固并加强自己的大国地位呢？《说不》的作者提出了如下的战略：增加对世界贫穷地区和弱小民族的援助，承担起中国对不发达世界的责任；从留住资源、保护环境的长远利益来看，不要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将来也不给美国最惠国待遇；发动中国民众抵制美国产品，把抵抗美国作为一个长期经济战略目标；联合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国家“镇”美国，进行“一场世纪末式的总清算”。
　　显然，《说不》作者的意见与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格格不入。邓小平在１９８９年世界风云巨变后指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埋头实干。“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我们什么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如果从邓小平精练的语言中还不能完全理解老外交家的思维，那么，我们可以再看一看学者的外交思想。
　　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时殷弘在１９９５年第５期的《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文章首先简要介绍了国际政治学家莫德尔斯基的近现代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莫德尔斯基指出：公元１５００年以来，世界政治中先后出现过四个领导者，即占有压倒性的洲际“权势投射能力”并多少主持规定世界政治基本规范的国家，它们是１６世纪的葡萄牙、１７世纪的荷兰、１８和１９世纪的英国、２０世纪的美国。另一方面，在这五个世纪里与世界领导者对应，先后出现过若干力图夺取世界头号权势地位，并且改变国际体制基本规范的挑战者，它们是１６世纪的西班牙、１７世纪的路易十四法国、１８和１９世纪之交的拿破仑法国、２０世纪的威廉二世德国、纳粹德国以及苏联。从莫德尔斯基的历史图式中可以总结出三条规律性的东西：第一，近５００年来的“挑战者”统统失败了。第二，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的国家，统统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主要伙伴，而领导地位的交替无不是正在衰落的领导者最终将此地位“禅让”给它的主要合作者。第三，挑战者的合作者一般将随挑战者的失败而遭遇厄运，而世界领导者的伙伴尽管会由于自己的从属地位受损，但同时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领导者的支持、保护或其他实惠，甚或有机会后来居上，成为新的领导者，并且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改革国际体制。从长远的观点看，它们是以局部的、暂时的代价换取更广泛、更经久的利益。
　　时殷弘根据对上述的世纪性规律的分析，提出了中国有三大可供选择的世纪性战略。“第一是传统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所谓‘自助’（self-help） ，亦即从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大前提出发，依靠自身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努力来保障安全、独立与强大，特别是依靠增强军事和经济实力，联合其他受到同类外部威胁，争取造就或维持足以扶弱抑强的国际均势。这一战略的特征之一，是立足于抵制外部威胁，而非尽可能规避或化解外部威胁。第二是所谓‘不出头’（hiding），它例如体现在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传统之中，近几年来我国的‘韬光养晦’外交也含有这个意思。利于规避或减少外部威胁，但从世纪性的角度来看，它是内陆性或半内陆性的大国（包括中国）一般难以长久依靠的。也就是说，这一战略能否长久施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基本地缘战略位置条件。第三是历史上由来已久，但迟至近年才由西方国际政治学界予以理论探究的‘搭车’（bandwagoning）战略。这一战略是从国际权势分布的等级结构出发，以减小自己的某些行动自由为代价，与一流大国及其国际体制合作，争取其支持、保护或其他实惠，同时减少甚或消除来自该大国及其国际体制的威胁。”
　　时殷弘的文章没有明确地说出中国应当选择哪一种战略。但是，任何有头脑的中国人在了解了邓小平的外交决策和时殷弘的外交战略分析后，都应当能够懂得，即使中国已经成为大国，也不能为了一时痛快而随心所欲地说不。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来之不易，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小心地珍惜和爱护。

　　七、说不与说是
　　《说不》的作者在即将结束全书的地方写道：“在该说不时就说不，说是时才不会被误认为屈从。在该说是时就说是，说是时才不会被认为是蛮横。”“说不也好说是也罢，在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中只是一个技巧……没有这个学问，在政治、经济、贸易的谈判桌上就不可能有所收获。”把说不与说是视为一个技巧问题来考虑，是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大大地简单化了。说不与说是，决不仅仅是谈判的技巧，它首先是一种是非观，即道德标准的问题，其次是政治智慧问题，即能不能审时度势，根据现实的国力，决定为与不为以及作为的范围和次序。
　　现在有些人，在国内问题上知道要讲法律，讲道德，讲真理；在国际问题上却不知道要讲国际法，讲道义准则，讲事实真相，一切围绕着利益两字，正所谓“唯利是图，言不及义”。等而下之者连真正的国家利益是什么都不知道，在国际问题上根本没有一个判断是否的标准，完全是跟着感觉走。
　　《说不》中的一个小标题叫做《论“费尔泼赖”还是应当缓行》，就是说不需要在外交行为中讲公平规则。“利益守恒原则对于西方主要国家需采用双重标准，哪怕是缺乏大度的、睚眦必报的。”事实上，公然采用双重标准，伤害的不仅是他人，也会反过来伤害自己；不仅会损害自己的形象，也会损害自己的利益。例如，日本人对美国说不，一些中国人兴高采烈地喝彩；日本人对中国说不，一些中国人又义愤填膺地反对。其实，对美国中国说不的是同一批日本人，即日本的新右翼，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Ｙ?Ｐ体制”，即由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宣言所代表的战后国际秩序。如果中国人对日本新右翼一会儿说是，一会儿说不，那么，日本的中左翼人士又该如何适从呢？双重标准很容易导致失去朋友。
　　也有些人在国际问题上完全让美国人牵着鼻子跑：“凡是美国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美国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完全不顾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说不》的作者歌颂伊朗革命和圣战者组织，就是出于这种心态。
　　要在国际问题上有一个正确的是非观，首先需要掌握情况，了解当地的事实真相。马来西亚的领导人对美国说不，《说不》的作者津津乐道，引为同道。殊不知，在马来西亚这个华人占三分之一的国度里，对华人人权的歧视和压迫被堂而皇之地写在各种法律中，欧美国家对马来西亚人权现状的批评，正是针对着这种对马来人和华人的不公平待遇，而马来西亚领导人对所谓“亚洲人权观”的维护，则是要将华人二等公民的地位永远维持下去。不论是出于国际公认一般人权准则，还是出于炎黄子孙的同仇敌忾，我们都难以想象，了解事实真相的中国人会为马来西亚压迫华人的人权政策叫好。
　　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性远远多于特殊性，因此一般地说，人们在国际问题上的是非观与在国内问题上的是非观应该是一致的，不应当有根本性的差异。如果在你自己的国家里压迫少数民族、歧视妇女、剥夺劳工权利是非正义的，那么别的国家里的类似情况也完全应当受到谴责。现在有人说，批评伊斯兰教国家中的性别歧视就是不尊重这些国家的民族传统和集体人权，那么为什么批评南非过去的种族隔离政策和美国社会依然存在的种族歧视就是理所当然的呢？
　　国际问题上的是非观要根据对当地具体事实的了解与普遍的道德准则来决定。但是，政策不能完全等同于舆论。在外交举措上究竟说是还是说不，仅有是非曲直的道德判断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考虑本国的国家利益与国家能力。更重视国际道德抑或偏重国家权力，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学派之间的分界线。国际关系学家卡尔指出，这二者各有短长：理想主义者无视历史的经验教训，而现实主义者对历史的看法往往过于悲观；理想主义者夸大选择的自由，而现实主义者则夸大一成不变的因果关系，以致于滑向宿命论；理想主义者可能把民族私利同一般道德原则混为一谈，但现实主义者则可能愤世嫉俗，不能给有目的的、有意义的行动提出任何启示。他认为，既有理想主义的因素，又有现实主义的态度，既有权力，又有道德准则，才是健全的国际政治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
　　在国际政治范畴中的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 一直到八十年代才成为大陆学者的研究对象，到九十年代才成为官方文献的常用语。把国家利益概念从阶级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如何正确地判断国家利益，仍然是一个大问题。一个国家的利益是多方面的，彼此之间有时会有矛盾，经济利益会与安全利益冲突，眼前利益会与长远利益抵牾。而且，国家利益不是一成不变的，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摩根索说：“现实主义者虽然相信利益是衡量和指导政治行动的永恒标准，但是利益和民族国家在当代的联系乃是历史的产物，因此也必然会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消失。”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中国政府代表虽然对美国谈判对手的咄咄逼人十分反感，但并没有反其道而行之，因为他们知道，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尽管会牺牲一点眼前利益，却有利于长远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
　　追求最大限度的国家利益，是一国外交的根本目标，但是，明确目标后并不一定能够马上实现。目标实现的多少及实现可能性的大小，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实力。即使是超级大国，也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全部目标。在美国国力极盛时，肯尼迪在其就职演说中曾发誓要“不惜任何代价，承受任何重负，克服一切艰难困苦，支持所有的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能生存下去并获得胜利”。尼克松后来评论说，甚至在冷战时期，这也是值得称许但并不现实的政策。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家目标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外交上说不，要从与本国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开始，进而涉及本地区的问题，然后涉及其它地区的问题。事实上中国政府正是这样作的。除非涉及国家主权，中国代表在安理会中只投弃权票和赞成票。说是更要经历两个大的阶段，从对别人的主张说是，到让别人对自己的主张说是。实事求是地说，制定国际事务的议程和规则，掌握解决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的主导权，还远远不是中国目前的国力和国际地位所能够达到的。在国际舞台上张牙舞爪地唱“空城计”，即使不受到围堵，也会让人畏而远之，进一步丧失外交主导权和国际影响力。
　　说不固然需要勇气，说是有时比说不更加艰难。与国际经济惯例接轨，这是对现有的国际秩序说是。可是许多拉美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就是说不出这个是来，因为这些国家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不允许。东亚“四小龙”能够对国际经济秩序说是，是因为它们的政府中的“专家治国论者”有足够的权力和智慧对国内权势集团说不。当我们考虑到国际利益格局和国内利益格局错综复杂的关系时，必须警惕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混淆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倾向，也要注意到某些外交决策者为了自己的荣耀和特权，在外交上孤注一掷或以国际争端转移公众视线的可能性。
　　尽管我们不客气地指出了《说不》一书中的许多毛病，但也要指出出版这本书有价值的一面。不论说不还是说是，对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发表意见，是中国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希望，《说不》的出版是良好的开端而不是不幸的结束。在平等的对话过程中，公众对外交问题的见解，必然会从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

　　八、要对话还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美国谁也领导不了，美国只能领导自己。
　　日本谁也领导不了，有时日本连自己都无法领导。
　　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
　　这是《说不》作者最为得意的一段话，反复出现在《说不》的扉页、前言和封底。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什么，如果知道了还要这么说，那么人们就有理由怀疑他们的思维是否不同于普通人。这段话的潜在含义是：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世界上的事谁也不用管也管不了，既不需要秩序也不需要领导，无政府状态就挺好。
　　读过一点政治思想史的人都知道，霍布斯把这种无政府状态叫做自然状态。他在《利维坦》这部政治学经典著作中指出：三大自然原因——竞争、猜疑以及荣誉感引起人们之间的纷争，使自然的状态真正成了战争状态。这种战争，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处于这样的情形中：除了凭借自己力量和发明所提供的，人在没有其它保障情况下生活着，在这种条件下无从发展实业，因为由此获得的成果是不可靠的：因而地球上不存在文明，……没有社会，更糟糕的是，充满了持续不断的恐惧和暴死的危险；人活得孤独无依，贫困潦倒，污秽不堪，野蛮不化，生命短暂逝去。而且，在自然状态下没有对公正的诉求；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公正的，因为公正和不公正只有依据某种先在的法律，而文明社会之外是不存在法律的。
　　从自然状态中唯一可得到的补偿就是我们有可能摆脱自然状态。对死亡的恐惧，对舒适的渴望，以及通过自己的劳作获得舒适的希望使人类向往和平。理性，伴随恐惧、愿望和希望等这些情感，提出了人们在一起和平生活的法规。于是，国家便应运而生了。同样，三大自然原因随即引起国家之间的纷争，造成一切国家反对一切国家的战争状态。无数次战争的后果以及人类的本能迫使不同国家的人们共同追求一种世界性秩序乃至一种世界政府。无比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推动世人把理想付诸实施。一战结束后成立了国际联盟，二战结束后成立了联合国。目前，以联合国为中心，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专门化的国际组织，已经形成一个日益庞大、重要性日益增加的国际组织体系。这个组织体系以及世界大小国家在其中形成的实际权力格局，再加上由它们所制订和从习惯沿袭而来的国际法体系构成了当今世界的国际秩序，为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发展提供了一种保障。
　　无视现存的国际秩序，呼唤返回到一种丛林状态，这是野人而非文明人的习性。一方面期盼国内的稳定，一方面又赞美国际的动乱，这是一种人格的分裂。邓小平指出：“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美国前总统布什在苏东巨变后也曾呼吁建立国际新秩序，但后来不怎么提了，因为事态的演变表明，正在显现的“新秩序”恰恰就是中国外交家顾维钧当年在敦巴顿橡胶园参与规划草拟的“旧秩序”。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在战后刚刚破土而出，就被东西方冷战所破坏，现在冷战结束了，“旧秩序”又以新面貌重新登上世界舞台。昔日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需要新秩序，因为在“旧秩序”中没有他们的地位；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新秩序，因为它受到国内的压力，要求德、日分担对联合国的财政负担和国际义务；中国在半个世纪后大致恢复了二战结束时的国际地位，“旧秩序”就像当年定做了还没来得及穿的一件礼服，现在穿上不大不小，正合身。
　　联合国半个世纪来的曲折历程表明，持久和平的国际秩序不能仅仅建立在利益的协调和力量的均势上，必须寻求共同的道义准则，将对全球价值观的共识作为稳定的国际秩序的根基。
　　《说不》认为，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将成为领导未来人类思想的唯一动力”。这表现出该书作者具历史使命感的价值承当意识，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非现代的精英主义取向的流露。他们不懂得，现代伦理学把人类的各种价值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作为公平的正义”；一类是具体的善，“作为合理性的善”。孔孟之道、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各自的善的理论，在这方面的价值观不尽相同，也不必强求一致；但是，对于“作为公平的正义”，东西方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简单地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在的问题是，全人类能否就最基本的人权标准达成共识。著名伦理学罗尔斯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疑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他把正义的第一个原则表述为：“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在伦理学家中对于就正义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似乎没有不同意见，但一些政治家特别是亚洲的政治家对此还有疑问。
　　有不同意见就应该展开平等的对话，《说不》的作者在原则上是同意的，而且郑重地印在封面的顶端。但是，他们说的和做的并不一致。
　　平等的对话首先应当是真实的对话。像何新那样以对谈的名义自说自话，或者像王山那样假托外国人的名义说自己的话，只会造成国际大笑话。而《说不》中记载的一些“对话”其真实性同样是大可怀疑的。其实，现在到中国来的外国游客、学者和记者很多，《说不》的作者也同样有机会到外国去，记录一些时间、地点、对话者齐全的中外对话理应不那么困难。
　　既然要对话就应当具有起码的政治现实主义。彭定康几个月后就要拍拍屁股回家了，所以对他个人发发脾气还没有太大的关系，反正今后不必再和这位末代港督对话了。假若真的设想“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会更好”，一边冷嘲热讽一边等待着“沉默的大多数”对“孽债累累”的美利坚合众国进行“总清算”，就该进政治幼稚园了。１９７２年，毛泽东在初次与尼克松会见时说：“我觉得，总的来说，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接着他又笑着说，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在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这就是说，一旦对话真正开始，标语口号就应当退场了。１９８９年，邓小平又对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说：“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因为“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只求嘴上一时痛快并不能解决任何实质问题，反而会把事情搞糟。
　　平等的对话应当遵循几条原则：第一，尊重对方的人格，不要随口谩骂，恶意中伤；第二，说话要有根据，要讲出理由，不能只是简单地下结论；第三，要有来有往，不能回避对方的问题，王顾左右而言它。对话的最终目的是求得共识，而当今世界最需要的共识则是缔造一个如邓小平所说的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新秩序。
　　《说不》的作者为读者讲述了一个自己从“亲美派”逐渐转变为民族主义者的故事。可是，人们从他们的笔下，既嗅不出丝毫英美经验主义哲学和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气味，也看不出邓小平时代中国人主流思维的风貌。人们从《说不》中最能够感受到的，是受一部分小传统熏陶，与义和团模仿戏曲人物相类似的那种油腔滑调；以及可更怕的，与“文革”时期红卫兵小将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相类似的那种愚昧而又狂妄的心态。作为一名年龄大一些的中国知识分子，笔者感到有义务向《说不》的作者击一猛掌：面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争取和平与发展，自由与民主的大潮，千万不要忘乎所以，东倒西摇，逆历史潮流而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