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冬，我为了解决全国钢材最优分配的课题在国家计委信息中心上机。每到半夜时分，当我离开机房的时候总看见还有一个人在那里忙碌，他就是杨小凯。当我得知他正在撰写“经济控制论”，不由得大吃一惊。我是自控专业出身，尚且没有勇气来写经济控制论，小凯连大学都没有上，他能行吗？可是事实很快告诉我，绝对不能低估了小凯的学习能力。他是那么执著、痴迷，每天从早到晚，苦读不已，简直把学习当作了最大的享受。那段时间我们常常在一起讨论。刚开始的时候他的问题几乎都是入门知识，可是几周以后他的问题就把我难住了。最后，当他很谦虚地把手稿拿给我看的时候，其中有些部分我都看不懂了。
　　小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对待，被关进监狱，前后长达十年之久。78年他被于光远发现，作为自学成材的样板，送进社科院数量所。小凯被安排在二环路的一栋宿舍中，房子很小，推满了杂物，除了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之外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我当时住在物质总局招待所里尚且还嫌工作环境不好，可是小凯在更差的环境中处之泰然。他非常满意地说，这里比在监狱里面的学习条件好多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小凯完成了他最初的几篇论文和专著。今天回过头来看，也许会认为这些论文和书的水平不高。可是在80年代初期，这些文章代表着国内最高水平。在十年动乱之后，有几个人能够像小凯一样忍辱负重，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
　　尽管杨小凯已经展示了他的才华，可是由于他没有正规文凭，社科院不能正式安排他的工作。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请去教书。我在完成了科研任务之后回到华中工学院。同在东湖之畔，我曾多次骑车到武汉大学看他。他和小娟住的房子又脏又湿。当时，我们这些研究生被第一批授予硕士，第一批提拔讲师，第一批涨工资。可是这些第一批中都没有他。我很为他抱不平。可是杨小凯只是淡淡一笑，根本就没有往心里去。
　　当时，我下决心从自控专业转向经济学，小凯极为赞同。他多次说，中国有许多优秀的工程师，但是中国更需要优秀的经济学家。我们都深切地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经济学研究所造成的困境。我们只不过对经济学一知半解，做了一点鸡毛蒜皮般的小事，就被周围的人捧为“专家”，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要学习最新的经济学理论，具备一些真本事，就必须走出去。我们谈话的一个热点就是如何到西方取经。
　　不久小凯和我先后来到美国。小凯在普林斯顿。我在匹兹堡。1985年夏天，我接到小凯的电话，他和钱颖一、于大海正在筹备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研讨会，还从福特基金会申请到了5000美元的经费。当时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5000美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我很佩服他们三个的本事，当即表示一定如期来纽约赴会。这次研讨会在纽约总领事馆召开，会议开得非常成功。邹至庄和茅于轼老师都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林毅夫、海闻、田国强、左学金、汤敏、左小蕾、杨文艳、王辉进、文贯中、张欣等人。正是杨小凯在这次会议上发起成立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1989年初夏，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美国有些人主张经济制裁中国。舆论风声一面倒，对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压力非常大。当时孙涤是会长，我是年会主席。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应当如何表态，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当时，杨小凯已经去了澳大利亚，他旗帜鲜明地表态，经济制裁只能打击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损害中国老百姓的利益。他说服了于大海等人，大大减轻了压在留美经济学会理事会肩上的负担。最终，我们理事会发表声明，反对经济制裁中国。这份声明立即被当时的老布什政府所引用，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尽管小凯远在澳州，他始终非常关注学会的事情。这些关键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理性使他成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灵魂人物之一。
　　1992年我到澳大利亚莫纳士大学访问，住在小凯家里。促膝谈心，同宵达旦。我们讨论了许多关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事情。小凯坚定地主张，要把学会办成一个高水平的独立的学术研究组织，要进一步加强学会的制度化建设。他认为，也许我们可以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中实验一下，如何建立法制，而不是靠人制。1994年我担任会长期间和其他老会员合作，致力于加强学会的制度建设。我向自己开刀，把会长的权力分解给几个委员会。特别是请陈平出马，将学会的经费全部交给了独立于会长的财务委员会，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学会的稳定运行。人们往往看见了我和陈平在台前，而很少有人知道，许多想法来源于杨小凯。在我们实施这些计划的时候无不得到小凯的全力支持。
　　小凯在55年短暂的岁月中，历尽艰辛，上下探索。他在学术上成绩斐然，在我们这群中国人当中，他最先冲向世界，而又最先离开了世界。有些人还活着，可是别人不会意识到他的存在。有些人已经去了。可是人们始终会接收到他传递的信息，感觉到他的影响。只要有中国经济学史，就一定有杨小凯。

                                                            （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