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6日，日本的广岛成为世界瞩目的地方。谁都不会忘记，是原子弹这个可怕的“怪物”让这座城市顷刻间化为废墟。
　　19年后，在王淦昌和他的学生们的参与研制下，神州大地上也响起了原子弹的巨响。

　　“我们走了，你们有王淦昌”

　　1930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王淦昌，考取了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生。4年后，他通过自己的刻苦学习，顺利地拿到了博士学位，返回正处于日本铁蹄践踏中的祖国。

　　1956年秋，王淦昌作为中国的代表来到前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他组织并领导了一个实验小组开展高能物理实验工作。1960年王淦昌宣布，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为中国争得了世界第一的荣誉。后来，共和国因此给了他最高奖———1982年“关于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建国以来我国物理学家荣获的第一个最高奖。

　　对于有着高度爱国热情的王淦昌来说，取得这样的荣誉并不能让他满足，只有把科学技术转化为战斗力，才能让祖国真正强大，才能让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享受和平。

　　就在我国原子弹研制刚刚拉开帷幕的时候，苏联撤走专家，使我国刚刚起步的核工业遭到扼杀。一位苏联专家没有忘记，中国还有一位叫王淦昌的人，他说：“没关系，我们走了，你们有王淦昌。”

　　当祖国最需要的时候

　　“请你参与领导研制战略核武器———原子弹。”1961年4月1日，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刘杰约见王淦昌，同时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这是政治任务，我们刚起步的国防尖端事业，需要尖端人才，需要第一流的科学家，我们的祖国需要更加强大。”

　　中国不能没有原子弹。中国应该早些拥有原子弹。王淦昌的耳边又响起了毛主席的声音：发展我国的原子弹事业，到时候了，该抓了。

　　第二天，王淦昌便跨进了核武器研究院的大门。

　　从那时起，他长年累月不知疲倦地奔走。他的足迹从北京到青海高原，跨高山越沙漠，走向罗布泊，来到蘑菇云升起的地方。

　　当时，西北核试验基地初建，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喝苦水，战风寒，打只野兔会顿餐，不仅吃不饱，戈壁滩上水也珍贵，早晨的洗脸水留着下班洗手，晚上洗脚，澄清了洗衣服。有时水紧张几天都不能洗脸。1964年6月，核技术研究开始了仪器设备的现场安装工作。全部投入试验准备工作，当时正值盛夏，白天地面温度达到60多摄氏度，参试人员顶着烈日，迎着热风，晒脱了皮，喝着又咸又苦的水，刮起风来，飞沙走石，天昏地暗，飞起的石块能将汽车挡风玻璃打碎，狂风能将帐篷连窝掀起。这也没有一个人叫苦。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王淦昌站在主控站，屏住呼吸，静静地注视着远处的天空。一个有着深远历史意义的时刻就要到来，一个积蓄已久的心愿就要实现，他的眼中是整个世界的震荡。

　　一声惊雷般的巨响在顷刻间响起，“成功了，成功了！”王淦昌万分激动。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向世界宣告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彻底破产。

　　原子弹、氢弹，一个也不能少

　　功高而不居的王淦昌，并没有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之中。

　　“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了攀登更高峰， 1965年1月，王淦昌很快加入到氢弹研制工作中。

　　半年后，我国进行了一次加强型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试验。这次实验相当成功，为氢弹理论设计获得了重要数据。在王淦昌的指导下，用冷试验经验的积累，很快解决了引爆设计中的技术关键。在氢弹突破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7年6月17日，一架飞机在茫茫的戈壁滩上载着氢弹在空中盘旋。飞机远去后，一道闪光，一声巨响，一朵耀眼的蘑菇云腾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郑重地向世界宣告———

　　中国成功地爆炸了一颗氢弹。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前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不计原理试验，自发公报之日起，仅2年零8个月！

　　后来，王淦昌又与其他科技工作者成功地组织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

　　“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是邓小平作出的评价。 

    人物介绍：
　　
    王淦昌（1907—1998年）江苏省常熟县人，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至1934年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并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教授，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理事长，是第3、4、5、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核武器研究实验工作的开拓者。指导并参加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指导了中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他是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