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至今，湖北、浙江、河南三个省份先后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将一部分归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赋予辖下的经济强县。《新京报》6月9日发表社论认为：这次“强县扩权”运动具有非凡的体制突破意义。其核心意涵在于，通过在行政层面上确认和扩大经济强县的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带动县域经济突破“市管县”所形成的体制性障碍，加速驶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可以说，这是地方政府对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关于“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精神的积极响应。社论指出：这次“强县扩权”运动，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场市场力量的胜利。它的出现，为我国探索新时期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模式吹响了体制改革的号角。

　　笔者认为，对于此次“强县扩权”运动，宜持审慎态度，不可过于乐观。

　　显然，“强县扩权”的核心，就是扩大了县级行政的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那么，一个基本的常识是：政府权力的运行必须受到监督和约束，不受监督和约束的权力就有可能被滥用，乃至导致腐败。因此，县级行政的权力扩大，就必然要求对县级行政监督和约束力度的相应加强。按照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因此，对县级行政的监督和约束，既可以来自当地人大，也可以来自上级行政，包括地级市。换言之，“强县扩权”，县级行政权力扩大，则来自地方人大和上级行政的监督和约束力度也应该相应加强。

　　但事实上，“强县扩权”之后，却首先就很有可能导致上级行政对县级行政监督和约束力度的削弱。这是因为，“强县扩权”使地级市的许多权力下放，客观上就必然削弱地级市对县级行政的管理力度，相应的，地级市对县级行政的权力制约能力也必将大大减弱，从而不利于对县级行政的监督和约束。另一方面，“强县扩权”使得一些县成为省级行政直管，但是，与地级市相比，相对于这些县而言，省级行政不仅有“山高皇帝远”之虞，而且由于其管辖范围过大，机构较小，在强化对县级行政的直管上也很有可能力不从心，从而导致地级市和省级行政这两个上级行政对县的监督和约束力度都被削弱。

　　而在上级行政的监督和约束力度有可能被削弱的情况下，地方人大对县级政府的监督和约束状况，在当前也本身就不容乐观。由于种种原因，在许多地方，人大成为摆设，对县级政府难以真正起到监督和约束的作用，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么，“强县扩权”之后，县级行政的权力进一步扩张，这就不免更加令人为地方人大的监督和约束能力担忧。如果县级行政的权力获得扩大，而地方人大等监督约束机构的功能却依然得不到充分发挥，那么，县级行政的权力就将更加得不到监督和约束，从而必然增大政府任性和滥用权力的风险。而一旦县级行政的权力在缺乏有效监督约束的情况下被滥用，其可能带来的后果显然就会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对于“强县扩权”，不宜过于乐观，而完全忽视其可能带来的隐患。诚然，正如该社论文章中所分析，当前，推行“强县扩权”有其现实的必要性。但是，对此仍然应该审慎从事。在“强县扩权”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加强对县级行政权力的监督和约束，一方面是应该确保来自上级行政的监督和约束力度得到加强，另一方面则应该更加依法尊重地方人大的地位，进一步发挥地方人大的作用，使地方人大切实增强对县级行政的监督和约束力度。只有在确保监督和约束力度得到加强的前提下，才能够向县级行政放权，实行所谓“强县扩权”，这样才能够确保县级行政权力得到增强而不会被滥用，确保多一份权力就多一份责任，把县级行政打造成为真正的责任政府。在来自上级行政和地方人大的监督约束力度未能够得到加强的情况下，则宜缓推行所谓“强县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