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27日及6月4日，记者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小区茅于轼家度过了三个下午。

　　两位老人，茅于轼，74岁，白色短袖衬衫，手上一把纸折扇；赵燕玲，69岁，一枚放大镜，一本《大众医学》。满屋子的旧东西，印着铁道部统一编号的书架，“南宁平板玻璃 厂”出品的镜子，反正两面写字的便笺，“大家宝”薯片盒子改成的烟灰缸，从非洲远道而来的木雕长颈鹿，绢花，塑料花，被日光晒褪色了的，依旧怒放的，牡丹、月季和郁金香……

　　书房里轻轻的键盘敲击声时断时续急急缓缓；灶间门虚掩小葱莴笋红烧鱼的香味一缕一抹飘飘悠悠。洋槐遮蔽的室内幽暗清凉；而此时，窗外明亮炎热的夏天正隆隆而来。

　　时间表

　　先生的公共生活

　　5月19日晚7点到9点半，与政法大学和华一律师事务所的几位法学专家聚会，交换对“孙志刚案”的看法；讨论结束后，回家，就《错位》一书(作者是与茅经历相仿的老同学)，写读后感，反省时代动荡与个人命运；5月20日上午，写文章《中华民族从非典事件中学什么》……其间，有电话就“非典”和“孙志刚事件”，约稿三次，电话采访三次，预约见面三次。

　　从早上6点起床到晚上11点就寝，早中晚，三个单元的工作时间。74岁的茅于轼有三份主要工作：每星期，天则所处理公务两次，富平职业学校与学生会面谈心一个下午，给山西龙水头等三个村基金写信各一封电话各一次。“日常杂务”还包括：每天平均收发40封电子邮件，平均为杂志报纸网站撰文2000字；每月会议和讲座7～8次，关于市场经济、政体改革、教育体制改革……

　　这些年来，空间一点点地敞开，时间一点点地共享，先生的私人生活似乎正在变成公共生活，越来越紧凑在难以自主的时间表上，例外之一是，与夫人散步—从家门出来，往南，出小区，再向西，过条小马路，就是玉渊潭。

　　夫人的主妇生活

　　去玉渊潭散步，都是先生读书写字累了，从书房出来邀夫人的；夫人这时候可能在煮饭、可能在擦像框、可能在用放大镜看晚报。夫人从不主动提出。结婚以来，除短期工作外，一直服务家庭的赵燕玲，“一向都是以他为中心，看他的方便”。清晨先生起床开电脑，夫人洗手进厨房；夜晚先生从书房回到卧室，夫人已关好门窗整理好床铺捻亮台灯。读报、侍弄花草、出门买菜、准备三餐、跟电视剧……夫人的时间表从容余裕，零零碎碎的生活，静静悄悄的日月。

　　主题

　　先生的天下大是

　　之一是天则研究所。今年是天则所创办10周年，双周讨论、每季度“中国宏观论坛”在继续，每年一辑的《中国经济学》的出版在继续，包含上百案例的“中国制度变迁研究”大型课题在继续；“以制度经济学研究促进社会进步”的使命要光大；民间学术机构“财政独立”、“学术自由”的追求要光大；包容、开放的自由主义气质要光大；关心中国、关心世界的温暖情怀要光大……

　　之二是富平保姆学校。SARS时期的富平招生虽然停止，但没有慌张，借机休整。富平是有信心的，有信心帮助农村姑娘打开一条新的人生道路。富平的信心来自它机制设计的成熟：与安徽政府合作招生，提高公信力，念书、就业然后再付学费；从成本收益看也是长久之计：一年培训5000人，按人均月收入500元计，年创造GDP3000万。

　　之三是山西吕梁龙水头村小额贷款。也是10年了，稳稳当当地10年了。从500元到45万元。从一个村到三个村。小小的扶贫基金解脱了多少困厄，改变了多少命运。但是钱越多，信用风险就越大，民间金融不明不白的身份，容不得一点松懈，容不得一点疏忽。

　　三大“实业”之外，茅先生的关怀，总是老实厚道总是紧扣时代脉搏，青年时代的“蒸汽机车操纵和焚火”，中年“择优分配原理”，到近年的“自由主义”、“人权思想”、“政治改革”……主题越来越大，风格越来越温厚；读书、思考、写作，就在这不大的书房，就在这树荫浓密的窗前，就在这半个多世纪变迁的人事里、凝滞时光里。

　　“1950年我大学毕业，正赶上刚刚解放，主动要求去东北工作。那时候年轻人的劲头！现在的人无法想像。然后经历了各种运动，一次次地打击，从各个方面，从事业到生活。再然后，我们老了，但真正的进步刚刚开始……”不敢想像时光倒流，茅于轼感慨时间总是太紧，总是赶不及，“不知道，作用到底有多大，不知道；历史自有其规律和节奏。但总要尽力而为。”对作为知识分子的本分一丝不苟，74岁的老人，“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变得谦退安详。

　　夫人的家长里短

　　柴米油盐、儿子孙女、公婆妯娌、过去的苦日子、来日的小盼头……夫人的生活主题，与先生比起来，是日常的牵绊，是世俗的热火。

　　先就说吃。为营养为健康、“为茅老师每日高速运转的脑袋提供强大动力”的吃。早餐：一袋半牛奶和半杯咖啡(调适量蜂蜜于其中)；一碗有枸杞、大枣、西洋参文火煲过的汤，食用时，加两片波力海苔；一块点心(或蛋糕或面包)；外加一把维他命片；中餐和晚餐：主食是米饭和面条隔天交替，米饭是一次白米饭，一次炒米饭，炒米饭里有豌豆、火腿、鸡蛋；菜一般是五个，一是鸡肉，白水加作料煮，捞出肉做糟鸡，汤可以下面条；二是鱼或虾，红烧、清蒸换着样做；三是肉，比如茭白烧肉，比如竹笋烧肉；另外再有两个青菜，青菜要有叶子菜，比如油菜、生菜，要有豆类，比如青豆、毛豆、豌豆……

　　两口人的饭菜，一个转身的厨房，茅夫人认认真真、大操大办，有千军万马的气派，有小门小户的温情。

　　再就是往事旧人。不在厨房的时候，夫人总在客厅看报纸，眼睛不好了，报纸看得很慢，看慢了就容易走神，走神了，过去的人啊事啊就涌过来。现在是两口人，以前不是，以前最多的时候是11口人，公婆、儿女、先生的侄女侄子外甥外甥女(父母上五七干校了，没人管，夫人就都叫过来一起住)，还有老保姆。11口人的饭菜，11口人的穿戴、柔弱多病的年轻夫人“被逼上梁山”，煮饭裁衣、事必躬亲；因为先生右派缩减工资，因为自己生病却又“不想欠公家人情”主动请求停薪留职，收入拮据、票券不足，出身富家的年轻夫人学习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叔伯姑嫂一大家的亲戚要走动，丈夫的同事朋友络绎不绝要待见，夫人的“机巧”只有诚心实意、落落大方。

　　还有老人和孩子。要一边给已经不会吞咽的公公喂饭，一边要照顾到同桌吃饭的刚过门的儿媳妇；要一边配药、打针，当好一家老小的家庭医生，一边要倔强地漠视自己的糖尿病胃溃疡。急着满北京地找患老年痴呆症走失的公公；急着给排斥保姆只信任媳妇的婆婆洗头发；急着回家给中午放学的孙女准备午餐……于是，美丽贤淑的夫人“经常被发现拎着菜篮子晕倒在回家路上”。

　　如今，公婆已过世，擦擦抹抹旧家具像是纪念；儿女侄甥们已在海外成家立业，隔三差五的电话邮件，总是盼望，也是安慰。每年五·一、十·一、新年、春节的四次家庭聚会，茅家几辈人能凑的都凑，能来的都来，就在如今只剩下先生夫人两个人的家里，喧哗、温暖、拥挤……成了传统，几十年来不变。而从来，这聚会的操办人，聚会的核心，聚会的最主要的源动力，就是夫人，21岁就孤身一人从家乡苏州嫁到北方嫁到这一大家来的茅夫人。有节制地感怀、先天地现实主义，厨房里的汤煲、客厅沙发上的晚报、书房里的丈夫、远在他乡的儿女、窗前浓荫……茅夫人温婉沉静，从来如此。

　　茅先生！茅夫人！

　　先生这样说夫人

　　“她是一位非常美丽又能干的贤妻良母。我说她美丽，并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当年，她的大照片总在照相馆的橱窗里展出。不论她住在哪里，苏州、上海、北京，她的照片就挂到哪里。‘文革’开始时，我们住在王府井，她的照片就挂在王府井丽影、明昌几个照相馆里。如果那时侯有选美，她一定能戴上桂冠。她非常能干，会做衣服、织毛衣。我的衣服从衬衫到外衣都出自她的手。她会烧整桌的菜肴，直到今天，我都不愿意到饭店里吃饭，因为味道没有她做的好。说她是贤妻良母，因为她是我们大家庭的感情中枢。兄弟、妯娌、侄甥、父母都愿意和她说话，她的话人人都听。我父亲晚年时大便干燥，拉不出来，都是她动手抠出来。在我当‘右派’的时多少人趁机追求她，她都没有离我而去；在‘文革’时，她勇敢地尽量保护我们全家；文革后，她为我解脱了全部家务，让我可以全副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所以我对生活是满意的，即使是在不幸的年代，仍有幸福的一面……”

　　茅于轼在70岁时应南开中学校友会之约，回顾一生，这样描述自己“一生最值得写的”，“幸福的源泉”。

　　夫人这样说先生

　　夫人说先生，通常的，先“数落毛病”，包括：

　　爱揽事儿。约采访的、问问题的，电话过来，不管在干什么，一律放下，应着，说起什么资料数据，还要给人家查好复印再寄过去。

　　爱上当。没原则地心软，有一回一个星期就接到五封“求助信”，偷偷给各种“需要帮助的人寄钱”“还不知道有多少”。

　　爱胳膊肘往外扭。菲律宾出差回来，拎了20盒芒果干，夫人说，怎么这么多，先生说，天则所20多个人，还不够呢，夫人说，不能不一人一盒，不能给新年就要来串门的亲戚尝尝？先生说，本来就没带这份的，自己是领导，出差当然要给员工带点小礼物。非典开始时，口罩紧俏，侄子从台湾托人几经周折捎来，还没拆盒，老先生就又来了，哈，正好，富平(保姆学校)还没买着呢。

　　说一套做一套。先生认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八个字在现实里“行不通”、“逻辑上矛盾”、“不能作为制度设计和道德建设的根本原则”，并为之构造矩阵、理论推导、写书、讲座四处宣扬；可自己为人做事，几乎要反过来，“绝不自私”。职位不计较，工作要多做，工资要少拿；超市买东西，罐头要挑盒子瘪的，饼干要拣快过保质期的；公园散步，一会要拾块废纸老远地送到垃圾箱，一会又要搬开路上的石头怕绊着谁；乘出租车，夫人一分不少付钱下车，先生转身再多给两块，说是为了司机高兴……

　　除了“毛病”，就是“弱点”：不懂享受，不会休息。出差去讲课，出发不准人送，到站不等人接。下了飞机就开讲，讲完了就乘当天哪怕是晚上的飞机往回赶。去美国看儿子，一个星期就呆不住了，时差还没倒过来，就要往回返……不愿意跟他一道出门，去了跟没去一样，总是从机场到机场。

　　不擅言辞，不会交际。茅于轼谦恭放达，求教先辈，发掘后进，与杨小凯、宋国青、张维迎、盛洪等知名经济学家的结识结交被传为佳话。但夫人眼里，有不少“反例”。先生与堂兄一家在“东来顺”吃涮羊肉。在座的有堂兄的续弦与前夫生的儿子。吃着吃着，先生觉得应当敷衍两句，于是夸起那孩子，说，哎呀，与堂兄你长得真像，简直一模一样！全桌人都愣着了，摸不着头脑，继而大笑不止。先生从此与人见面，再不敢问人家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干巴巴地说正事，说完正事，就沉默，就等着对方问自己……

　　再有，就是孩子气。想要什么，马上就要，一刻等不及。随身听收音机，要等车的时候听新闻用，买一个不好用，再买一个还是有问题，但还是要买，急急火火地要夫人陪去。爱吃甜食，大盒的“和路雪”冰淇淋，认认真真地比量，切下不大不小的一块，盛在小碟子里，郑重其事地，放下书本、放下思虑，坐到餐桌前，慢慢享用。

　　幸福

　　先生说夫人，热烈地喜爱，坦率地赞美；夫人说先生，甜蜜地抱怨，婉转地褒奖。对彼此、对生活，茅于轼赵燕玲有风清月白的欢喜之情、有春华秋实的感恩之意。

　　“这是我们的黄金时代。踏实、稳定、温馨、无忧无愁。”夫人赵燕玲择菜煮饭抹桌子的时候这样肯定；为保姆学校向邻里们发问卷做“家庭服务需求调查”的时候这样肯定；接儿子电话与孙女谈心调停父女矛盾的时候这样肯定；与先生散步在玉渊潭樱花树下看草长莺飞的时候，这样肯定……

　　“从未感到孤独。我的人生极完美，不想和任何人交换。”先生茅于轼接到龙水头村(扶贫基金所在地)孩子来信的时候毫不怀疑，骑着自行车前往天则研究所主持论坛的路上毫不怀疑，被富平(保姆学校)的孩子们团团围住鼓励她们自信进取的时候毫不怀疑；就“市场经济”、“道德前景”、“政治改革”，中国最紧要的问题，发言撰稿苦口婆心的时候毫不怀疑……

　　而这“黄金时代的幸福”，当浮躁的外界沉下心来观看，是这样的细节：两个70来岁的老人，提起时局世事，微笑里松弛开无奈，提起前途，眉头渐渐舒展信念；他们的日子，是平常心里的鞠躬尽瘁，是忧患发愤之中的自由自在。

　　知遇茅于轼

　　《南风窗》记者 胡蓉萍

　　南沙沟小区传达室的登记本上，茅于轼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有时候一天就有三四拨记者、朋友来拜访。茅老总会热情地接待访客，从不在意他们的“来历”和“动机”。因为他总说“怀疑别人的成本太高”。而正是这种宽容和不善于拒绝，让茅老拥有许多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朋友，使他能接触到许多新的观点、新的事物。74岁高龄的茅于轼保持着年轻

　　“赔钱我都愿意帮他出书”

　　如今的陈大鹏算得上是个成功的出版人了。而1995年10月某天前来拜访茅老寓所里的陈大鹏，却只是一个刚刚偿还了债务的书店小老板。

　　陈大鹏说有两本书带给他财富，更改变了他的命运：一本是台湾版的《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此书的简体中文版后来经他策划出版后，在中国大陆获得了巨大的销售成功；另一本是茅老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书稿初样，“这本书解决了我心中的许多困惑，令我茅塞顿开。”

　　那时，听说茅老经常出国访问讲学，有些外国朋友，对平常人也非常礼敬，陈大鹏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登门拜访，就联系《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一书简体中文版权之事向茅老提出请求帮助，茅老慨然应允。“他热情、谦和、平易、有大家风范却毫无学者名流的架子。我一下子就能放松下来，畅所欲言。”陈大鹏回忆初见茅老的感受。

　　联系此书版权时，茅老每打一个电话，每联系一个人，都在纸上做明晰记录，直到联系成功，已记录了满满两张16开纸。最后，茅老亲自去信告知联系成功的好消息，信的抬头是“大鹏”，落款则是“茅于轼上”。后来，茅老又反复斟酌，几易其稿，在1997年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最终定稿。书的出版则交付陈大鹏完成，当陈把书送到茅老手中时，茅老起立、鞠躬、道谢。

　　“我当时很感动。我也给许多学者出过书，大多数学者很清高，不屑于和我们这种所谓商人交往，总觉得我给他们出书是为了赚钱，总有些距离感和不信任感。茅先生则不同，他总能善意、平等地对待每个人。”“就冲他的人品，赔钱我都愿意帮他出书！”

　　陈大鹏几乎成了茅老的著作代理人，不仅仅出了《谁妨碍了我们致富》这类畅销书，更帮他出版了《可再生能源》、《能源与可持续发展》这些市场反应较淡的学术书籍。

　　“茅老是我们公司的朋友”

　　而立之年的陈明键已是东方高圣投资咨询公司总经理，并在国内并购界颇有知名度。通过公司的一个股东，他认识了景仰已久的茅老。

　　第一次和茅老聊天，陈明键是诚惶诚恐而来，依依不舍而去。两人在“经济民主是社会民主的先导”、“通过资本民主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上颇多共识。

　　2002年，陈明键有机会和茅老一起去挪威奥斯陆参加ABCD年会，又跟随茅老去哥本哈根讲学。年富力强的陈明键带着有爱玩好动天性的茅老，穿梭于北欧园林式建筑之间，徜徉在海盗船只中，几天的朝夕相处，让两人成了名副其实的忘年交。

　　陈明键常邀茅老给东方高圣员工讲“择优分配原理”，茅老深入浅出的讲解让许多名校经济系出身的员工茅塞顿开、醍醐灌顶。2001年，茅老成了东方高圣员工评选的公司年度朋友。

　　最近，东方高圣要淘汰一部分计算机，茅老又开始主动联系陈明键，张罗着把这些计算机捐给山西的贫困学校。

　　“这才叫诲人不倦”

　　郭梓林是茅老的另一位企业家朋友。与众不同的是，作为科瑞集团副总裁，作为一位民营企业家，他却对经济学有着浓厚兴趣，在中评网开有专栏，并在企业文化等领域颇有建树。而引领他《一脚深，一脚浅》(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郭梓林著)地成为一名经济学票友的，正是茅老的那本《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此前郭梓林对经济学是讳莫如深的。茅老的书，则以朴实的语言让他第一次感到经济学思维的真正魅力，并开始以经济学思维来研究企业文化。

　　2001年3月，在学术界已小有名气的郭梓林应邀到天则所作新书《企业游戏—近距离文化观察》的推介。茅老对这样一位企业界人士坚持数年潜心研究企业的道德与文化的问题，给予很高评价；而郭梓林更是对茅老这样一位著名学者如此平易近人地对待企业界的实际工作者，更增添了由衷敬意。

　　此后两人开始用电邮你来我往，交流思想。

　　一次，两人在通过邮件讨论“公德”与“私德”的问题，郭梓林试图用数学模型来解释两者关系，但表达不清，茅老回邮件说要面谈，晚上赶到郭梓林办公室，谈了三个多小时，并在纸上比划半天。最后茅老得出结论：“你的想法还是不用数学表述来得好些。”

　　经济学家汪丁丁得知此事后深有感触地说：“茅老真是个大好人，只有他才会跟你去画那个曲线图。什么叫诲人不倦？这就是！”

　　“要的就是茅老的公信力”

　　茅老创办的富平保姆学校去年年底有了个年轻校长沈东曙，茅老说交给这个年轻人很放心，自己终于可以稍微歇歇了。

　　沈东曙突然想接触茅老和他那个学校，源于《财经》杂志一篇关于富平学校的文章。当时沈刚结束做投资的职业生涯，正搜寻下一个职业目标。衣食无忧的他，可以干一些自己真正想干的事情了。

　　第一次去拜访茅老和汤敏，沈东曙只是想给他们提一些建设性意见，比如招生方式和学校组织形式这两个问题。最后谁也无法说服谁，汤敏对沈东曙说：“白猫黑猫……”

　　沈东曙决定亲身实践。让他下决心的不仅仅是这次讨论。首先是他对非盈利组织浓厚而坚定的兴趣，做中国第一个成功的非盈利组织的职业理想；另外重要的一点是茅老本人的人格魅力。

　　用沈东曙的话说，茅老至少有三点过人之处，一是公信力；二是他的亲历亲为；三是他的智慧。而公信力，这个社会稀缺资源，正是茅老最宝贵的东西。“要的就是茅老的公信力。”

　　沈东曙希望富平的事情能尽量少打扰茅老，但他和茅老有个君子约定：茅老每个星期至少有半天时间来学校过问一下；每期学生开学典礼他尽量参加。

　　2002年第二批学生从山西过来，茅老早上6点亲自到火车站迎接，那时候是三四月份，天气很冷。

　　“茅老最珍贵的还是他的人格、他的公信力、他做小事的精神、他的智慧，那么这些东西最适合做什么，我认为无过于非盈利组织和社会公益事业。”

　　虽然现在SARS的阴霾还在，学校的招生形势不容乐观。但沈东曙深信，有茅老的公信力在，学生会有的，资金也会有的。

　　“很多小事，就茅老做得到”

　　最近岑科忙得焦头烂额。茅老正组织编译一部书稿，委托岑科邀请那些专家把那本书稿翻译成中文。给这些专家稿费时，茅老要求岑科先扣掉所得税。

　　这种零散的、小笔的、偶尔的收入，税务局也没有专门窗口来办理这项业务。幸好以前茅老经常去这个税务局交税，局里的人已对这项工作较为熟悉，岑科得以较顺利地拿到税票。

　　到了银行，工作人员不熟悉这项特殊业务，于是打电话询问上级，又叫岑科回税务局重新开单子。

　　“到第二次去银行才办成。当时说实话我有点埋怨茅老，何必自找麻烦。但抱怨归抱怨，我尊敬他恰恰也是尊敬他这些地方，很多小事，就茅老能做到，换了我们都是说了容易，做起来难。”

　　认识茅老的时候，岑科是软件公司的行政助理，出于对经济学的爱好，他读完了茅老的几乎所有著作，并把读后感贴在万科“经济人俱乐部”论坛上，中评网编辑把这些文章转给了茅老。

　　茅老在回信中说：“我感觉作者十分完整地把握了我的思想，准确地区分出主要和次要……”

　　2002年6月，茅老委托岑科写他的学术评传。这种信任令岑科感激涕零。

　　“与茅老相知，乃此生之幸”

　　一个是最高科研机关的学者，一个是农场的普通职工。其实这种距离一封回信就能缩短。茅老和张赞华的相遇相知，真诚而简单。

　　80年代中期，尚在农场从事统计工作的张赞华在书店看到了茅老的《择优分配原理》，被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智慧和勇于探索真理的精神打动。另一篇茅老关于道德的文章再次让他产生共鸣。1988年，张赞华开始给自认为是良师和知音的茅老写信，结果在第一时间收到了茅老回信，其文章也由茅老推荐给一份杂志。

　张赞华到中学当计算机教师后，仍和茅老保持书信往来。1990年春节，茅老邀请张赞华到他家做客，还给他寄了几百块钱的路费。1997年茅老到浙大讲学，年近七旬的他，拖着两个纸箱不远千里地带去一台电脑，捐赠给张所在的学校。茅老还多次资助张赞华的贫困学生。

　　在张赞华看来，茅老是“当代中国一个最值得尊敬的人”，“我这一生一事无成，惟有与茅老相遇相知，是我此生最大的荣幸。”

　　茅于轼的主张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从个人动机来说是高尚的，但在普遍意义上看，提倡这种行为并不能达到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目的。“私”是人类本性，也是市场机制运行的基础。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前景并不暗淡，重要的是肯定私利，反对特权，保护个人财产，使私心从破坏力变成创造力。

　　政治改革

　　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要有一种新的调整和定位。从制度框架看，市场经济是基于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之上的社会形态，它要求每个人在社会中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民主政治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从资源配置和经济改革效率的层面，政府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民众的义务是依法纳税，两者之间必须建立一个开放、竞争的公共物品市场，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最优的一般均衡。

　　政治改革不应当是个敏感话题，如此，不利于改革深入和全民参与，公民应当可以用客观、和平、建设性的论调，对“一切敏感问题”发表看法。当政治改革遇到挫折的时候，一方面政府要保持灵活务实的态度，要承认人权、清除特权；另一方面，民众要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严肃地承担自己的法律和道德义务。

　　快乐学

　　追求快乐是人生的最高准则，财富不是。快乐是衡量个人生活和整个社会环境好坏的惟一和无上准则。助人不要给人带来负担，争取自己的快乐的同时给别人快乐，要增加快乐的总量，要不折不扣地进行帕累托改进，即确实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快乐，而至少有一个人更快乐。

　　一个社会要有宽容精神，也要有批评，从善意出发的批评就是二者的结合。“以直报怨”是化解一切矛盾应有的态度。以直报怨包含两重意思，一是要直率地指出对方的错误，用适当的制裁对待破坏规则的人；二是要让他有改悔的机会，惩罚中有爱心。

　　茅于轼的主张

　　《南风窗》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从个人动机来说是高尚的，但在普遍意义上看，提倡这种行为并不能达到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目的。“私”是人类本性，也是市场机制运行的基础。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前景并不暗淡，重要的是肯定私利，反对特权，保护个人财产，使私心从破坏力变成创造力。

　　政治改革

　　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要有一种新的调整和定位。从制度框架看，市场经济是基于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之上的社会形态，它要求每个人在社会中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民主政治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从资源配置和经济改革效率的层面，政府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民众的义务是依法纳税，两者之间必须建立一个开放、竞争的公共物品市场，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最优的一般均衡。

　　政治改革不应当是个敏感话题，如此，不利于改革深入和全民参与，公民应当可以用客观、和平、建设性的论调，对“一切敏感问题”发表看法。当政治改革遇到挫折的时候，一方面政府要保持灵活务实的态度，要承认人权、清除特权；另一方面，民众要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严肃地承担自己的法律和道德义务。

　　快乐学

　　追求快乐是人生的最高准则，财富不是。快乐是衡量个人生活和整个社会环境好坏的惟一和无上准则。助人不要给人带来负担，争取自己的快乐的同时给别人快乐，要增加快乐的总量，要不折不扣地进行帕累托改进，即确实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快乐，而至少有一个人更快乐。

　　一个社会要有宽容精神，也要有批评，从善意出发的批评就是二者的结合。“以直报怨”是化解一切矛盾应有的态度。以直报怨包含两重意思，一是要直率地指出对方的错误，用适当的制裁对待破坏规则的人；二是要让他有改悔的机会，惩罚中有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