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很多人都不喜欢甚至憎恨企业家，尤其是资本家，因为他们竟然霸占着一大笔财产，竟然在获取利润。这种利润被认为是或者来自对于资源的独占，或者来自对于工人的剥削，而这些财产则被视为社会不公的典型特征。

　　然而，而司马迁却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利润来自那种先人一步的企业家精神，来自于企业家发现市场中其他人所犯的错误。利润，不过就是企业家有关这些错误的“知识”的一种物质表现形态而已。先有知识，然后才有利润。这样的企业家活动，从一开始就蕴涵着利润。表现在帐本上的利润，不是市场在事后对企业家的一种奖励，相反，在企业家作出决策的时候，利润就已经存在了。

　　当然，这样的利润只存在于企业家的主观世界中。他的计划只是基于自己的知识作出的，而他的知识完全有可能是错误的，因此，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之后，他的希望很有可能落空，也就是说，他很可能亏损。可惜的是，人们没有看到市场中无数企业家、资本家失败的惨痛，而仅仅看到那些成功者的利润，及由此集聚的巨额财产。

　　在市场过程中，有些企业家、资本家确实靠着利润聚集了巨额财富，这当然是人生一大快事。在《货殖列传》的最后，太史公也曾说过：“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财富确实能给人带来某些快乐、荣誉和地位，当然还有放纵本能的本钱。而这正是历朝历代打击商人的原因，也是迄今为止许多知识分子和民众仇视市场、仇视财富的原因之一。

　　但是，司马迁却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到，“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也就是说，市场——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从本质上说是动态的。谁能获得利润，谁将蒙受亏损，是一个没准儿的事情。甚至一个最聪明的企业家也不敢对自己的所有决策打包票。于是，财富将会在不同的企业家、资本家手里转来转去，因为归根到底，利润、财富乃是企业家精神的一种物质表现形态，倘若没有了进取、敏锐的企业家精神，财富很快就会缩水。

　　这段话跟米塞斯说过的一段话几乎完全相同：

　　“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是至高无上的。消费者通过购买还是少买或不买，决定什么该生产，由谁来生产，怎样生产，生产多少，品质如何。企业家、资本家和地主如果不能尽最大可能以最低廉的价格来满足消费者最迫切的愿望，就会赔得一塌糊涂，从而丧失其优势地位。……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即资本家，只有尽最大努力运用这些财产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才能从中获益。在市场经济中，作为生产之手段的财产，只有透过服务于公众才能获得和保有，而一旦公众不满意于它的服务方式，其所有者就会失去这些财产。生产的物质要素的私人所有，实际上是公众让他们暂行托管，一旦消费者认为其他人可以更有效率地运用这些资本品服务于他们的利益，这种托管权就会被剥夺。面对自负盈亏这种机制，资本家处置起自己的财产，被迫就跟处置别人托管给他们的财产那样，必须按照别人的指令尽最大可能造福于事实上的委托人，即消费者。”

　　当然，这里所说的是自由竞争的市场，也就是说，不存在政府人为设置进入壁垒、并且用权力维持垄断的市场，也就是说，是任何觉得自己具有企业家天赋的人都可以任意进入的市场。竞争本身就会使任何人的财富都不能得到“免死铁券”之类的特权保障。一次巨大的投资失误，就会使一个家财巨万的企业家一夜之间一文不名，而只有在竞争条件下，才会有投资失误一说。因为失误总是相对于正确而言的，而只有在竞争性取悦消费者的过程中，消费者才有权作出谁的决策正确、谁的决策错误的终审裁决。

　　因此，中国人常说，富不过三代。司马迁在记载那些富商的时候，也总是说富不过数世。这其实是一个很精辟的见解，也恰恰说明，中国古典社会是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从而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社会。因为，企业家精神是不能遗传的。那种发现机会、把握机会、利用机会的机敏，是无法传授的。真正能够创造财富的知识，总是属于个人的、独特的、无法言传的，属于默会的知识。财富确实可以让富人的后裔具有相对优越的条件，他们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不过更多地培养出的是纨绔子弟，或者如米塞斯在《反资本主义的心态》一书中所说的，更多地培养出一些喜欢反对市场的艺术家。富豪的子弟们本来确实可以支配更多财富以实现自己的计划——可惜他们常常没有好计划。

　　还好，正是由于企业家的这种独特性质，一个以自由市场为根基的社会，才不可能是一个等级社会、种姓社会、特权社会。自由市场天然地趋向于使财富分散和流动。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无一例外，总是权力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