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人格是中华传统教育所追求的优先目标。儒家、佛家和道家对於如何发展完美的人格有著一致的看法，那就是身教。他们认为道德教育并不太依赖知识，因此它不一定要在教室中进行。在日常生活中，在修休闲活动中，在人与人的交往中，随时随地都能施教。他们坚信身教和潜移默化的力量，因此把教师分成“经师”和“人师”两种。所谓“经师易与，人师难逢”。
　　“经师”是只懂得解经典章句的教书匠，“人师”是能够教人如何为学和做人的教师。後者必须有充份的时间和学生接触，这种接触可以用课外活动和团体生活的方式进行，然而由於施行半日制，本邦的中小学却无法提供这个机会，这是本邦学校教育的一大弱点。假如它不能恢复早期的全日制，实行生活教育，而只在新课程里增加道德或宗教一个科目，对於培养人格高尚的国民，显然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在六艺之上，也就是基本教育之後，设立4个专修科目，那就是德行（哲学和伦理学）、言语（外交辞令）、政事（公共行政）和文学。这4科都以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共同教材。这6本经书，不论谈文学、谈政治、谈礼教和音乐、谈哲学和历史，都脱离不了道德的教条。儒家始终认为教育的优先目标是成就道德，其次才是造就人才。他们坚信没有道德的人才足以为害社会，与其造就这种人才，还不如废除教育。

　　就儒家来说，知识负有历史的使命，它必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而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必须不断教导学生如何去完成个人对於家庭、社会、国家和人类的义务。这种道德教育在宋朝以後，几乎淹盖了教育的其他功能。日本在1881年正式把儒家的这种道德教育列入小学的课程里，他们把这种科目称为“修身”。这种道德教育促进了日本人的集体主义，也加强了大和民族的精神力量。

　　中国古代官立的学堂和私立的书院通常都是寄宿的。教师和学生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无论在感情上或思想上都建立终身的关系。到民国成立以後，旧式的学堂和书院虽然废除或改变了，然而学校的生活还是全日的。学生们在上午学习读写算的基本技能，下午做作业、自修以及从事休闲和体育活动，周末常常举办游艺会和远足（郊游）。教师大都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他们是学生们在生活上、学习上和精神上的导师，可见中国的传统教育，一直到民国成立以後，始终以感情生活为中心。它和我们今天过份理智化，以贩卖知识为主的教育大异其趣。

　　今天我们的学校教育，已被现实主义推向一个歧途。一般学校往往不顾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多元目标，拚命把许多琐琐碎碎的知识灌输到学生的脑海里，希望能够使他们考到好成绩，为学校争光，而忽略了一般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更没尽力给他们培养一种健全的人生观，以及对真理和正义的信仰。这种“达才”而不“成德”的倾向，使我们今天的基本教育渐脱离文化的母体──这个母体就是我们的哲学和宗教。离开了以仁义为中心的哲学思想，以及以天道为枢纽的宗教意识，我们便会和伟大的传统产生隔阂。

　　杜威在《民主与教育》一书中曾沉痛地说道∶“教育如果只是职业性的训练，便是训练动物和奴隶，使他们成为工业机器中的齿轮。”杜威提醒我们现代教育的真正危险是把人塑造成为机器人（Robot）或物质人（Mass man）。为了消除这种危险，我们唯有重新肯定中华传统教育思想的价值，并把传统的价值观念注入中小学教育的活动中，以便纠正它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