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教育”这个名词非常好，在历史上已存在很久，在21世纪将更加显得重要。从《辞海》[1]看，“创造力”（creativity）被解释为：“对已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进行科学的加工和创造，产生新概念、新知识、新思想的能力。大体上由感知力、记忆力、思考力、想象力四种能力所构成。”而对“创造性思维”也强调了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两方面的作用。我做了45年教师，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日益感到，迄今为止的教育虽然有很大成绩，但确实存在着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不够注意的缺点。下面试从八方面探讨这个问题。
　　知识为主还是创造力为主
　　我们的教育究竟定向（或侧重）在哪一方面？是知识为主还是创造力为主？知识和能力决不是两个互相排斥的概念：世界上决不存在不包含知识的抽象的能力。但是它们又确实存在着相对的区别。不妨说，知识是能力的载体，而能力则是知识的内涵或精髓。
　　有—种在中外都相当流行的说法认为：20世纪中“知识大爆炸”，知识的积累呈指数式增长。而大学教育时间仍只是四年，这—矛盾反映在教学上便造成课程密度增加，有时像请学生吃“压缩饼干”，学生负担过重，学习兴趣下降。教师好心灌知识的结果却是淹没了学生创造力的培育和成长，而那些知识一经过考试也大部分还给了老师。
　　我自己也走过这条弯路，讲义越写越厚，学生却并不真懂。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因为自己也没有真懂的缘故。我现在把“真懂”定义为“有体会、有感觉”，即所谓“融会贯通”。要做到真懂决不能靠知识的堆砌，而有赖于培育自己消化、应用知识的能力。归根到底，学习的本质是自学，而且是一辈子的事情。在大学期间，学生学知识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学到自己获得知识的能力。
　　所以我认为“知识大爆炸”的说法不科学。真正重要的知识，即它最精华的那一部分在20世纪还是渐进发展的，而其中最基础的一部分甚至可说是相对稳定的。问题在于我们教师怎样在大量知识中提炼出最精华、最基础的成分，在有限的时间内帮助学生有所体会，使他们始终保持旺盛的学习热情，积极主动地追求知识。
　　我赞成目前各大学中实际上存在的“抓两头、带中间”的做法。一头是抓紧一、二年级的基础课教学，它对年轻人今后一辈子的工作实在太重要了。厦门大学余扬政教授说：“什么是基础？基础就是一个人在30岁之前没有学好就再也学不好的东西。”这句话虽然故意讲过了头，但却包含着无数人的经验教训，值得考虑。另一头是组织各类学术报告会，使学生了解科技发展的最新动态，开阔视野，提高对课程学习的积极性。
　　继承还是创新
　　倘若把现在大学各种课程的教科书拿来分析一下，就会看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尽管书中正确或基本正确地介绍了已有的知识，但很少介绍那些知识是如何取得的。有三个英文名词：What，Why和How，在这三者中，我们往往重视了第一个而忽视了后两个。学生不知道一个定理或定律在当时为什么（why）被提出来作为研究的前沿问题，不了解当时某个问题是如何（how）解决的，一句话，不了解先辈们是如何发展和创造知识的。于是学生对如何创造知识（即创造性地工作）学得很少，甚至很少想到自己也应该或可能去创造知识，就是说，缺乏创新精神或创新意识。
　　当然，继承很重要，先辈们积累的知识对后辈是宝贵的财富，是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但其中有个态度问题。孔子在《论语》中自谦地说自己“述而不作”，朱熹注曰：“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1]”。也许这句话对中国缺乏科技创新的传统有影响。
　　在一次“中国学人与科学大师的世纪对话”[2]中，杨振宁教授就强调指出：“中国传统教育出来的学生有太崇拜权威的倾向——包括我们坐在这儿的这些权威。权威讲的话很多是对的，可是不一定都是对的。”同时与会的德国生物学家米歇尔（H.Michel）教授说，对他影响最大的物理老师教他如何思考，不要犯错误，如何进行逻辑推理，还教他对文献资料抱有批判性接受的态度。事实上他就是因为证明了生物、化学课本中一个定理的错误,而获得了1988年诺贝尔化学奖。
　　演绎法还是归纳法
　　我学习了50年物理，终于逐渐体会到一点：即目前理论物理，甚至普通（基础）物理教学中，存在着过分强调演绎法而忽视分析和归纳法的倾向。演绎法通常是指“从一般到特殊”，是以理论为主体去解释实验事实的；而归纳法则是指“从特殊到一般”，即从各种实验事实的分析中，归纳出自然规律来。
　　本来，演绎法和归纳法作为发展科学必不可少的两种手段，是相辅相成的。不过由于20世纪物理学，尤其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伟大胜利，使物理教学（包括基础理论物理研究）中演绎法淹没甚至压倒了分析归纳法。在不少课上化很多时间推公式，过分追求理论的系统性、完整性和严格性。任何好东西过了头都会走向反面，任何不平衡都会产生后果。后果是学生对理论学得越多，思想越受到束缚。他们中最优秀的一部分虽然能考得很好，按库恩（T．S．Kuhn）的说法，能够在“常规理论指导下解难题”[3]，能够在常规的科学研究中做出成绩，但很难在科技上作出突破性贡献来。多年来，我国缺乏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就，不能不说与教学中存在的偏颇有关。
　　博与专的关系
　　杨振宁教授在比较中国学生与美国（或别国）学生时说，中国学生普遍讲起来有一个特点，就是兴趣比较窄，还有一个就是胆子比较小，这是两个最引人注意的特点[4]。这里先讨论第一点。学生兴趣比较窄，同过去大学教育过分专业化有关，教学计划排得太满，选修课的余地太少。应当说，这种情况在近几年已有很大改变，学生的思想已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参加各种报告会，对科技的发展表现出浓厚兴趣。
　　大家都同意，21世纪科技生长点最可能在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处产生，应该鼓励物理系学生转学各种工程技术、生命科学或经济管理学科。但这里有一个具体的管理体制问题，目前转系或改考研究生很困难，希望能研究出一个实际可行而灵活的办法来。
　　既要勇敢，又要谨慎
　　杨振宁教授谈到中国学生第二个特点是胆子小，这一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深有体会。怎么能不胆小呢？讲错了话，大而言之是犯错误，要挨批评；小而言之，也被人笑话，丢了面子（而我们的传统观念是很讲面子的）。而在科技上搞发明创造是跟未知的东西打交道，想不犯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
　　据我所知，20世纪物理学中几乎所有第一流的发展，在当时都走过曲折的艰难历程，都被别人怀疑、批评甚至反对过，而他们的理论中也确各有困难，甚至有一些漏洞或说不清楚的地方，但随着科学的发展，他们的理论被不断修正，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因此，除了远见卓识外，非凡的勇气也是非常必要的。比如，1913年玻尔（N．Bohr）提出了氢原子的量子理论，成功地解释了原子光谱的规律。他的模型包含了三个假定，其中有一些是当时无法说清楚的。对此，爱因斯坦也表示佩服，说玻尔的想法他也有过，但不敢发表出来。还应当说明，玻尔不但勇敢，实际上也十分谨慎。他紧紧地依靠了一条“对应原理”，保证他的理论与反映实际的经典理论有连贯性。
　　要做到既勇敢又谨慎地选择合适的课题并取得成功，就要像杨振宁教授说的那样，既要“把天线放得很远，对整个领域总体的发展有大体的了解”，又要“了解自己的兴趣和能力”[2]。丁肇中教授也强调“要根据自己以前的经验”，他还一再说“绝对不能怕别人反对”。“别人反对是他们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你要认为这是对的话，你要坚持做下去” [2]。
　　现代社会竞争日益加剧，在种种压力和诱惑（也可说是一种引力）之下，各人反应不同，而这又与他在年轻时形成的性格和志气很有关系。陈省身教授说：“像造一座大厦，要有人设计（工程师），还要有人建造（工匠）。数学也是一样，要有数学设计师，也要有数学工匠，两者都不可少。好的数学家都是一身二任，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就中国的现状来说，数学匠比较多，数学师比较少，多半是外国人设计建造，中国人扩建。有的连建造也说不上，只是‘修补’而已”[5]。他说的就是立志大小、勇气大小的问题。
　　发展个性与相互合作及讨论
　　从孔子开始，教育界谈“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已几千年。但这两句话似乎在教学双方的关系中让“学”的一方处于被动地位，还有不足之处。现在似应更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在承认各人都是特殊的、独一无二（unique）的基础上尊重各人的自由发展。这句话抽象地说很容易，实际做起来却很难。要让年轻人从小就懂得尊重自己的同时也尊重别人，关心自己的同时也关心别人，希望自己创造也希望同伴—起创造，从小养成与同学讨论问题的习惯。学校既要避免过去很长时间内那样过分强调统一规格，以致束缚思想的做法；也要防止走到另一极端，使少数有才华的年轻人因为骄傲或自私而影响成才，甚至走向反面。有些人似乎很聪明，但很多聪明不是放在钻研科学技术或与同伴切磋讨论上，而是用在打个人小算盘或其他方面上去了。
　　《科学》杂志介绍黄昆教授的两篇文章[6,7]很值得一读。像黄昆先生这样的科学家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他于抗战时期，即1941年左右生活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与杨振宁和张守廉三人同住一屋，日夜讨论物理问题，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他直到70岁还与同事一起做出国际上第一流的科学研究工作。总之，善于发挥个人特长与搞好相互合作，将是衡量21世纪科技人才素质的一个重要标准。
　　坚持性和直觉
　　任何创造发明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都是长期坚持不懈的结果。这好比一万米长跑比赛，你跑到九千九百米退出了，便不算成绩。这又比体育运动要求更严，原则上，在基础研究领域只承认第一名，不承认第二名，“第二名就是最后一名（丁肇中先生语）。”[2]
　　在技术领域，处在目前知识经济时代，新产品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往往“胜者全取”。因此，任何个人或集体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在世界上争得—席之地，非长期作坚忍不拔的努力不可，即非苦干不可。我们的教育应该使青少年从小就有这种思想准备和身体素质各方面的准备，物质生活太苦固然不行，太优裕也不行。无数的经验教训都已表明，不吃苦不能成才。因此我坚决反对贵族式学校或特殊照应的“少年班”等做法，那样做不是爱他们，而是害他们。
　　为了创造，光“苦干”还不够，还需要“巧干”，只有在苦干的基础上才可能会巧干。什么是巧干？没有统一模式，有时也可说是“灵感”或“直觉”吧。丁肇中教授认为：“直觉是非常重要的。”美国药理学家穆拉德（F. Murad）教授（1998年获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也认为：“构成创造力的一个因素是做完全与众不同的事情。”[2]总之，年轻人要成才，既要勤奋，又要聪明，需要长时间的培育和考验。因此实际生活中，这样的人才总是少数。
　　智 商 与 情 商
　　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IQ）与情商（Emotion Quotient, EQ）这两个名词近年来越来越流行，前者指“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渊博的科学知识等智力因素”，后者则指“正确的动机、浓厚的兴趣、热烈的情感、坚强的意志和独立自主的创造性性格等非智力因素”[1]。在讨论创造教育的时候，必须清醒地估计到：我们的工作做得再好，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中，客观上也总是只有少数人能在科学技术上做出卓越的成绩，大多数将是各行各业中有高度敬业精神的骨干，但他们都是社会的栋梁之才。
　　假如我们一定要问：“智商”与“情商”，哪一个更重要呢？那么我相信，大家的回答一定是：“情商”更重要。前面已经谈到，有的年轻人不可谓不聪明，但客观地分析一下便可看出，他的聪明才智并没有在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场合，在恰当的工作上发挥出来。他的才能可能对他个人获得较好的生活很有用，但对社会，对我们的国家还很少有用，或至少不是最有用。
　　当然，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也会变化。关于情商，我想谈两点，供年轻人参考：即一个人要“会被感动”，还要“负责任”。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实在是再幸运不过的了,而大家知道，这不是个人自己作得了主的。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又有着苦难的过去，但将有光辉的未来。对于中国人民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作为个人能够参与其中，是无比幸福的。同时，我们的工作中又存在许多困难，社会上存在各种丑恶现象，每个人都有责任努力去克服，去改变它。
　　我觉得一个不会被感动的人是很不幸的，而一个不想对社会、对自然界、对后代负责任的人是不光彩的，我们的教育应该让年轻人在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实践中体会到这个感觉。总之，培养出德、智、体、美等各方面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是我们学校教育的光荣任务，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此作不懈的努力。

　　(本文是作者于2000年10月在上海市政协主办的“二十一世纪创新教育论坛”上的报告，载于该论坛论文集。)

　　[1]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220;1265
　　[2]徐照辉.中国学人与科学大师的世纪对话.国际人才交流, 2000
　　(5): 5
　　[3]魏屹东.从珀金发现苯胺紫想到的——关于科学发现的几点思考.
　　科学,2000,52(3):34
　　[4]彭建华.杨振宁答问录.读者,2000(18):36
　　[5]张奠宙，王善平，倪明.回归故乡，寄望南开——陈省身访谈录.
　　科学,2000,52(4):34
　　[6]朱邦芬.中国科学先驱：黄昆.科学,2000,52(3):37
　　[7]张树霖.黄昆：国际声子物理学奠基人.科学,2000,52(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