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化成为竞争力

　　郭：最近我国高层领导在各种场合开始谈论一个话题“文化竞争力”，而在我印象中以往提的都是“精神文明”或者“精神文明建设”，您认为这两种提法各自所指上的差异体现在哪里？
　　王：我觉得过去政府倡导的“精神文明”主要讲公共道德问题，是相对物质文明来说的，和我们今天谈“文化竞争力”有不小的差异。文化竞争力的提法在我看来更反映了一种国际性宏大视野，它是和经济竞争力、军事竞争力、科技竞争力相对应的。我们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首先是科技并轨；第二步是制度并规，我们现在也开始提倡民主选举，我们还加入了WTO，当我们已经注意到当科技、制度的并轨，第三步是思想和宗教的对话，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回避文化冲突的关键问题，我们的文化抉择，也就是我们的文化战略。
　　郭：记得你曾用“总体失落”一词来形容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文化。那么我们今天不仅“师夷长技”，开始提出在文化方面也要参与国际竞争，能否看作是我们民族心态逐渐成熟以后，又开始找回文化自信心的过程？
　　王：所谓竞争力就表明不仅自给自足，自我欣赏，而且要勇于和“他者”对话中相比较，特别从他者的“镜像”里观照自我。通过文化镜像深度的自我审视，将有助于把文化的对抗转化为创造性的竞争。同时在比照之后的文化特殊性怀有自信，我们中华的文化有自己的风格和气派。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东西，在文化方面就谈不上“文化竞争力”，充其量是“文化追赶力”。
　　郭：很多国人关注文化竞争力似乎是受到“好莱坞模式”的刺激，形成一个口号，把“本土文化产业作大作强”，这种提法里文化竞争力侧重指哪个国家最善于把文化商品化，把文化变成钱，理解为“把文化变成效益”，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王：这种提法就好像要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以冲刺的速度谋求短期效应。包括为了迎国庆、某种节日庆典，搞献礼工程往往属于此类。这种行为不管以什么名目，背后的动机都有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因素。我不知道曹雪芹的作品是不是搞文化产业搞出来的。我们也要承认把文化产品市场化，包括创作娱乐化有部分合法性，它也迎合了一部分人的需要，那种运作机制我们学起来也很快。但正真高层次的东西它满足不了，它不能把产业型文化变成一个民族的灵魂内核。有的东西要耐久才能品出滋味，比如中国的书法，看上去好像没什么用处，也不热闹，但他和西方的油画放在一起，却独有它的文化氛围和意味，常让外国人高看我们一眼。我们追求实质性的“发展”和“进步”，除了经济增长之外，最重要的当是文化发展和公共空间的有效交流性。
　　郭：目前一些地方比如广东就提出要建文化大省，我刚到浙江一个挺富裕的市，市委书记递来名片上面印着“向文化大市迈进”。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的政府开始兴起文化热了，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王：我觉得至少提出建文化大省是中国地方领导人变聪明的表现，他们认识到一个地方不能变成被人瞧不起的没有涵养的暴发户，上身是名牌西装，脚上却一腿泥，人毕竟不是简单的经济动物。但这种努力最怕变成简单的标语口号。
　　郭：我想建文化大省不仅仅是行政指令，资金投入的问题，除了这些看得见的投入以外，什么样的制度土壤能够滋养文化？如果把建文化大省的口号放大到要建文化大国，我们宏观层面该作那些方面的制度准备？
　　王：确实目前有很多地方对文化建设有误读。文化建设不是今天修个博物馆，明天修个音乐厅、大剧场，自己没有东西，三天俩头请别人来演出一下，好像办个跑马场，很热闹，但没有自己拿的出手的东西。从微观来说，还要有细水长流的文化扶植政策、文化奖励机制，这方面不能靠领导，领导过两年就调走了，就成为了短期行为。我认为外国通行的基金会的形式比较好，它要有眼光，鼓励有水准的创作，鼓励喧嚣中有耐心的创作，一个人一天画了一幅画，四年都卖不出去，而达芬奇四年画了一幅《蒙娜丽莎》，一天就卖掉了。所以，无论一个省市还是国家，要在文化上能和别人一较短长，关键是要有一种宽容、呵护甚至鼓励文化精品和文化精英的整体性文化氛围。
　　郭：你谈到呵护文化精英的问题，那么当代的中国如何能养育像伏尔泰、康德、黑格尔、鲁迅这样产生世界性文化辐射的思想巨人，就像卢梭乐意把自己称作日内瓦公民？
　　王：我想，这是一个漫长的文化化的过程。经济GDP增加后，文化的提升成为民族的头等大事。文化至少有三个维度，第一实用文化，比如景泰蓝，宣纸，武术；第二个层次是艺术文化古琴，书法，建筑;其中最高精尖的是思想文化，而它的载体是人。你提到的广东，他们前一段时间开研讨会也让我去作报告，我就说广东最好的地方就是相对与其他地方而言能把人才放在心上，吸引了刘小枫教授这样的优秀学者。我们现在都知道要保护第一层次的文化，但毕竟景泰蓝、宣纸工艺都流传出去了；我们也开始重视艺术文化，但对于第三个层次，我们几乎是忽略的。在思想领域由于各种社会政治原因几乎是失语的，我想如果哪一个省在今天能培养活跃宽容的文化氛围，必能吸引或养育有一批梁启超、康有为、王国维这样的大师，他们登高一呼能够影响天下，这样的地方才能正真称作文化大省。以此类推，这样重视学术思想的中国才能真正成为文化大国。

　　发现东方与重释中国

　　郭：你曾经有一个颇有争议的观点，认为现在要重新重视中国文化的输出，有人就说中国除了几千年封建文化，有什么值得输出的东西？
　　王：我觉得那种将中国传统一笔抹杀的观点是片面的，中国文化至少有三种核心理念是值得传播。第一是儒家精神里的“仁者爱人”，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人是目地”，这种“抑己宽人”的仁者境界，含有对他者的包容和关怀，在今天这个“唯我主义”的纷争世界里，是特别值得提倡的。
　　第二是道家精神里的“反者道之动”精神。这是老子思想的精粹。按西方现代化思想，照着现代性线性时间观路径一直往前走才是最好的，这才叫做“发展”“进步”。这种思路往往导致过分强调竞争，把人当作手段。而老子认为天地人之“道”，不是一定要埋头向前走，经常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就让我们不要把事作绝，比如今天退耕还林，今天西方开始大量拆除著名河流上的大坝，看上去和生产力发展相反，实际是一种东方生态智慧的体现，是一种更高水准的“进步”。
　　第三种是“辩证施治”的思维方式，把人乃至社会都看作一个全息的、和谐的系统。而西方的科学精神往往使政治家也好，医生也好，把事情解剖成一个个局部，哪里出了问题，就解决哪里。这样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我们常常头痛捏耳朵或者刮背，里面有一种在西方人开来很独特的智慧。
　　郭：过去曾有不少人提出“全盘西化论”固然是一种偏颇的理论，但他们基于一个逻辑，你中华文化再博大精深，它近代一直没有把中国搞好，中国就是在中华文化的滋养下一步步落后的，几百年前都没竞争过别人，今天我们怎么还能指望中国文化成为一种竞争力？
　　王：我们常常看到历史却不能正确的分析它。从安格斯?马蒂森《世界经济：千年远景》中，可以看到两千年来中国国家竞争力的变化：从公元元年到1820的这么长时期内，中国人均GDP一直是世界第一，从十九世纪初开始，一是中国闭关锁国，二是西方迈上了现代化的道路。1820－1850年中国迅速加大同西方的距离——这30年，欧洲人均GDP由对中国人均的2.1倍激增到10.5倍，美国则激增到15.6倍，而日本则在1968年在经济总量上首次超过中国，人均GDP由1950年中日相当的百分之二十三，锐减到百分之七。中国在国际竞争力中地位前所未有地受到了挑战。这固然要反思，但我们不能得出中国的文化就全盘不行，中国思想不再能滋养我们的民族了的结论。四大文明其他三个都消失了，中国文化却生生不息，这就证明了它的生命力，这也是一种竞争力。既然在这个文化的滋养下1800多年我们的民族都曾在各方面是世界第一，仅仅落后了200年，而不是永恒的落后。现在，只要不再有长年的战乱和痛苦的分裂，我们的民族崛起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郭：您提到近代中国的衰落，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衰落就是中国的文化造成的，比如鲁迅乃至柏杨都激烈的批评中国的国民性，“一盘散沙”，“好内斗”。
　　王：那紧紧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一盘散沙的民族不仅是中国，你看德国那么小，歌德时期，一群诸侯国也很好战，整天打仗。我承认中国人往往缺乏公共精神，但换一个角度看，它也意味着每个人虽然外表驯顺但都不愿把自己的个性磨灭。今天看来，由此而造成的内耗其实只要用现代社会“共识”就容易消除。而那种曾经“百家争鸣”的气象却是最可贵的。我在日本作客座教授时就感触很深，中国人与其向日本人那样见上级就说“海，索德斯呢”（是，你说得对），不如多一点自我独立性。在工业化生产需要的普遍服从精神方面，也许日本文化会比较有优势。但中国在思想文化的“自由境界”，中国人那种“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精神气质，又会显示出它可贵的一面。所以，每一个日本人都是好的工作者，但为什么却难于出思想大师，这方面中国的独特性不可全盘否定。
　　郭：我们现在检讨政治问题时常常感慨“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进一步说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熏陶出什么样的人民。可以看到，当前主导社会运作的核心政治文明理念都是来源于西方比如“代议制”，“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等，而在东方封建积淀很沉重，“新加坡模式”目前也遭到很多质疑，那么我们在政治领域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封建集权的政治文化土壤？是否摘一些片言只语证明我们“古已有之”，还是主动扬弃？
　　王：在政治文化领域，说实话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制度性症结是比较悲观的。在制度并轨中，在科学、民主方面我们还是要多学西方，勇于自我否定，也许要否定百分之七八十。目前一些海外新儒家作了很多努力，比如曾提出的“内圣开出新外王”，但目前影响也很有限。我想关键原因就在于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思维中生发不出现代政治文明，硬要找也是牵强附会。
　　郭：文化也是一个系统，有人认为我们的封建文化浸透了从四书五经到琴棋书画的每一个细胞，如果不全面的自我批判，刮骨疗毒，去腐生新，民主自由的观念将无法扎根。
　　王：没有一种文化像中国文化那样全民性地全盘自我否定。我很少见到西人全盘否定希腊文明，相反我到常常看到一流思想家如海德格尔等经常从古希腊精神中获得思想养料。事实上，中国文化也不是铁板一块。我就见过这样的教授晚上在家里焚香弹古琴，白天到学校讲西方哲学，很和谐。再比如二胡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但二胡你听它名字，就知道它原来不是中国的。中国人里讲“和为贵”，但有人说，中国文化最好斗，也有道理，比如商代就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朝代，李泽厚概括为狰狞的饕餮文化。但它同样溶入中国文化的血脉。所以，要充分理解文化的多维度和多层次，它既可以如黄河怒涛咆哮也可以象小溪缓缓流淌。当代人即使读四书五经也会从中读出新意，看历史也会用现代意识来改编为新编剧。另一个角度说，我认为并非原汁原味的原始文化就是很好，我觉得那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们要经过一个西方镜像的折射和反思的过程——“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后，才能达到对中国文化守成创新的境界——“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在文化平视中输出和竞争

　　郭：在文化输出方面，有一个现象就是一些最简单的实用形式比如中国结、太极拳、景泰蓝、比较容易传播，而真正灵魂性的东西反而不好传播。同在亚洲，中国人要理解日本人的心灵世界都有隔阂，何况让西方人来理解中国。那么，我们追求文化传播，会不会存在把中国文化肤浅化的趋势？
　　王：你讲的问题确实存在，我在国外也确实感觉文化的差异非常之大，交流也有很多困难的地方。但换一个角度说，就是因为“差异”才更要交流，就好像男女差异很大，一个是阴，一个是阳，但这种差异恰恰产生了魅力和交流的愿望。同时我也接触过西方的有一些汉学家，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哲学的理解远远的超过一般的中国人。当然不要指望别人百分之百理解你，但这说明，如果我们的文化对别人产生磁场般的吸引力，即使一个西方人他经过努力也是可能走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文化传播对文化的肤浅化确实存在，但是只有文化传播的平台有思想文化深度的人在做，就可以逐渐改变肤浅化的现状。
　　郭：在对中国进行文化诠释的过程中，如何能让西方人更容易理解我们？用电脑级术语言来说，如何在输出中有一个亲切的界面？
　　王：我对一个美国人写日本的作品《菊与刀》，当然它也存在文化偏见，但至少有一点，就连日本人也承认，这个标题非常传神的概括了日本文化暧昧的两面。而对中国，不要说外国人，就连中国的学者自己也还没有找到这样高度概括的文化图腾符号。当然我们的文化太博大内涵太丰富也是一个原因。所以我最近几年总是说要“发现东方”，，也出版了一本《发现东方》。为什么要用“发现”（discover）这个词。因为东方常常被西方传教士、汉学家、国家安全顾问误读和歧视，要我们重新阐释和清理。如果对于中国文化我们自己都说不清楚，我们来拿什么输出给包括西方的整个世界。我们总不能作二道贩子，拿卡拉ok、摇滚、POP文化来当国粹吧。
　　郭：用葛召光先生《思想史》中的观点，要解读中国的文化精神不仅要看那些文化精英说了些什么，更要看普通市民浸透到骨子了的气质。吴思的《潜规则》也指出，中国的文化可能写在纸上的内容非常漂亮、堂皇，但实际运作却依靠的是另一套东西。那么在当下精英阶层对中国文化的诠释如何与普通市民阶层及权力阶层产生良性的互动，避免停留在文字表面？
　　郭：我想无论是民间和庙堂都不可偏废，知识分子在两方面都要保持清明理性的批判意识，研究国故的时候，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甚至绕宗颐的“三重证据法”都有可借鉴之处。我们的研究有地上之文献，还地下之文物其中既有黄钟大吕，天子九鼎，也可以百姓器物，夫妻合葬墓。所以资源是很丰富的，官方、知识分子和民间要有一种良好的互动机制。目前有一种研究趋势，把所有好的东西都归于民间，我想对过份标榜民间的东西也要警惕，在农村的民间宗法制度也浸透了王权思想，民间判红杏出墙往往刑罚极为惨烈，『家春秋』不也是普通四川大家庭么？今天精英阶层要不能忘记在文化批判上和质疑上的责任，就像赛义德，即为中东辩护，也反思中东，同时还有力地控诉美国中心主义，这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人文知识分子需要对各种矛盾加以分析和批判，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不管是神性的还是世俗的，都需要反省。
　　郭：我们在文化态度上，“文化自信”再往前走一步就成了“文化自恋”，比如有些湖南人就觉得自己“唯楚有才”，而有些陕西人则认为自己有“汉唐气象”，中国人出去认为自己有“五千年文化”，似乎自己理所当然的继承了祖宗的文化遗产，而这种心态往往反而影响了文化创造力。
　　王：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这体现了我们中国母语中的片断溶入整体思维，成为不可割断的历史记忆。这其实也是很多民族的通病，任何民族对自己灵魂内核的东西都是非常珍视的，这也有积极的一面，但比如德国的希特勒时代，文化自恋就发展到了极至，把自己的文化当作世界文明的制高点，自恋到了排犹的程度，这就显然荒唐了。应该在文化自信中加入文化自觉，从而批判文化自恋和文化自卑，才能有一种开放的视野。西方人对我们的认识有盲点，比如好莱坞《末代皇帝》这样的影片涉及中国文化的时候，有文化偏见。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在认识西方文化的时候也有盲点和偏见。目前好的一点是我们有很多双语精英甚至多语精英的知识分子，能够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重新解读中国问题，不再是井底之蛙。随着视野更加开放，文化自恋就会更多地演化出为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的内容。
　　郭：在参与国际化的文化交流和竞争中，把文化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平台上，就要面临一个问题“话语权争夺”，对这个问题，文化界各派观点差异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有什么需要反省的问题？
　　王：在这个问题上两种偏向性，我认为都要警惕。一是以西方中心话语为方向，将中国现代化看成全盘西化，成为分享第一世界学术强势的权力知识分子，作西方的传道士；二是以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为理由膨胀为一种极端的后殖民敏感性，受个体经验和本土经验限制而过分强调对西方的抗拒，在一种不切实际的变形的自我巨型想象中，成为一种新冷战思维的播撒者。这两种方式，看似不同其实有内在的相通性，即都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和身份重建丧失了信心，本质化了本土文化独特性，从而成为当代世界文化的消费者而非创造者。我们要始终记住，文化竞争的基本规则就是文化平等的对话交流。
　　郭：在文化竞争中，目前往往有一个现象，往往对于我们最为珍视的文化思想，往往很难交流。反之对好莱坞影片很多人不服气，它们要说思想性往往甚至是浅薄的，但却很吸引中国的年轻人。除了经济因素以外，我们在文化竞争上，还有什么需要考虑的策略问题？
　　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重视我们的文化韵味和艺术趣味，为什么你提到的有些外国大片，年轻人这么爱看，我们的“四书五经”拿出去，人家却不容易接受，因为那一套里面有趣味。而我们常常忽略了自己的文化趣味，特别是没有形成一种平视的态度，要么就是仰视，很卑微，简单的迎合别人；要么就是俯视，带着一种虚妄的文化霸气，高高再上，觉得自己文化高人一等，一厢情愿把自己的东西灌输给别人。就好像今天有的大人用棍棒让孩子学钢琴，人家能愿意么？而过去牧童吹短笛，有人逼么？我们其实中国文化的风范、气度和情趣，有很多能打动人的地方，我们无论文化产品还是文学影视作品都还没有充分发掘出来。比如中国“禅”的思想在外国有很大市场，还有古筝和二胡那种“雅趣”外国人简直着迷，比如我在国外客座在房间里拉《二泉映月》，就有美国青年敲门要拜我为师。因此，我们以后在文化传播上应该更加注意以中国文化的亲和力和东方韵味，来吸引外国人来亲近我们的文化，并在这个基础上有可能进一步接受我们的文化。另外中国的文化形式也要发展，比如现在古筝也能变调，国画也学会了空间透视。这样就让外国人更好对我们的文化构成一种同情的了解。
　　总之，在我看来，文化竞争力的基本规则就是文化平等的对话交流，前提是民族自强和文化制度性创新，坚持深切“发现东方”文化精神进而可持续性地“输出”自己的优秀文化，才能使世界不再是单边主义而是多元主义，不再有文化霸权主义而是文化互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