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天文学史领域里，有一个“汉译佛经中的印度天文学”，研究者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的钮卫星，他的硕士、博士阶段都以“汉译佛经中的印度天文学”为方向，博士毕业后继续努力，冷板凳坐了十几年，为研究甚至还学习了梵文。
　　２００３年末，天文学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先生接受采访，谈到上世纪５０年代初天文学史的情况，席先生回忆说：“那时竺可桢先生希望中国有一个人搞天文学史研究，当时只希望有一个人就不错了，现在搞天文学史研究的至少有１０个人吧，比起老一辈的想像，我们现在的队伍要大得多。”席先生由衷感叹：“这５０年，中国天文学史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
　　外行人可能不明白会问，天文学史研究的人这么少，称之为队伍就十多个人？当然，这首先是学科特点决定的。天文学史不仅专，而且非实用学，在西方各国专门研究者都很少，相比来说中国算得上一支大队伍。再有，所说的十多人涉及多个研究方向（如天文观测的历史记录，古日月历、天文仪器、宇宙理论等等），这些年出的成果确实可观，说“突飞猛进”绝非虚夸。
　　在中国的天文学史领域里，如果对专业方向细加区分，其中有一个“汉译佛经中的印度天文学”，研究者目前只有一人（名副其实地少），他就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的钮卫星博士。因为学问冷僻，加之用功多年研究有成，故以“汉译佛经中的印度天文学”而论，按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的评价，钮卫星博士“至少在国内，是这方面当之无愧的权威”。也难怪，因为是汉文史料，印度和西方的学者通常无法涉足；又因为是佛经，一般的天文学家和天文学史家通常也不熟悉；还因为是研究天文学，佛学家和一般的人文学者也无法通晓，故上述评价是立得住的。说来也不容易，钮卫星的硕士、博士阶段都以“汉译佛经中的印度天文学”为方向，博士毕业后继续努力，冷板凳坐了十几年，为研究甚至还学习了梵文，耐不住寂寞，哪能取得成绩？
　　正是在多年用功的基础上，钮卫星博士于２００４年初出版了他的新著《西望梵天——汉译佛经中的天文学源流》，使我们可以系统地了解他的研究成果。
　　我们知道，佛教和佛经起源于印度，但是许多佛经已经在印度和南亚失传，并未在梵文、巴利文佛经中保留下来。所以汉译佛经虽是翻译之作，但却有着第一手史料的资格。许多经文的母语版本已毁失不存，故汉译版本就成了它们存世的唯一版本，这就决定了钮博士研究工作的独特价值。又由于该书所用汉译佛经史料有着某种不可替代性，它可为中外古代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一个具体、详细的个案，因而其研究意义决不限于天文学史的范围。
　　在专著里，钮博士讨论了汉译佛经中的宇宙学、星宿体系、日月知识、时节与历法、五星、七曜与九执等，并对中国和印度的古代天文学作比较，论述了印度天文学在中国的影响。书中通过列表梳理，使得汉译佛经中的天文学源流清晰显现，从东汉末年到北宋初年，将近８００年的时间里，印度古代的天文学几乎不间断地随佛教经典的汉译和其他途径传入中土，每一个时代又都有其特点。
　　中国历史上，制历改历事关重大，史书一般都有明确记载，不过也有语焉不详处，这种情况就给后人释读造成疑点。例如，北魏张子信这一人物就显得神秘而特殊。说神秘是史书说张子信隐居海岛（岛名无从得知）坚持观测三十多年，从而发现太阳和五大行星的周年视运动都不均匀；说特殊是因张子信对其后的中国历法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专著里，钮博士通过深入分析文献和利用数值模拟等方法慎重提出推测：张子信很可能是从当时来华的印度僧人那里接触到高明的印度医术和天文学知识。类似的新见还有一些，例如何承天与印度天文学的关系，中国古历中的近距历元及其印度渊源等，相信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读者会从读该著中受到启发。
　　目前只有钮博士一个人坚持他的研究方向，或许若干年后也会扩展为一支小队伍？但愿我们有些想象。

　　《西望梵天：汉译佛经中的天文学源流》钮卫星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月，定价：３６．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