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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国摘录(77)         
强国摘录(77)
[ 作者:觉远    转贴自:诚正民族精神研究所    点击数:2917    更新时间:2004-05-25    文章录入:水木

 

    能否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发展机遇,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是一个国家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加快发展的关键。
  ——胡锦涛

  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发展很不平衡,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比较突出。虽然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000美元,但仍排在世界一百位以后。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使全体人民都过上富裕生活,还需要进行长期不懈的艰苦奋斗。
  ——胡锦涛

  中国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发展的基点放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上。
  ——胡锦涛

  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要长期抓下去,坚持不懈地抓好。
  ——胡锦涛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胡锦涛

  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进一步加大惩处力度,依纪依法严厉打击腐败分子。在领导干部尤其是高中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严重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危害极大,必须继续作为查办案件工作的重点。第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以党风建设带动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不正之风问题,要重点加以解决。要严肃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第三,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构筑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要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增强党的意识,提高党性修养,不断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自觉做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模范。尤其要注重教育和引导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和处理奉献精神和利益原则、党的事业和个人价值、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第四,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防范腐败的体制机制。要把反腐倡廉同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重大措施结合起来,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同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第五,要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要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的要求,大力加强权力监督制度和机制建设。
  ——胡锦涛

  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各级党委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抓好工作,切实担负起反腐倡廉的政治责任,发挥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使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有效运转起来,形成齐心协力反腐败的良好局面。要加强对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支持纪委全面履行职责。要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强、公正清廉、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高素质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要把依法执政的要求贯彻到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中去,严格依纪依法办事。
  ——胡锦涛

  环境保护工作,要着眼于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坚持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集中力量先行解决危害群众健康的突出问题。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优化配置、全面节约、有效保护和综合治理,下大力气解决洪涝灾害、水资源不足和水污染问题。
  ——胡锦涛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两岸关系和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在这个事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一贯的。我们提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就是要表明,中国是两岸同胞的中国,是我们的共同家园。任何旨在制造“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言行,两岸同胞理应坚决反对。我们希望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只要台湾当局明确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对话和谈判就可以恢复。我们愿意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务实、平等地进行协商,妥善处理台湾方面关心的问题,使两岸关系得到改善和发展。
  ——胡锦涛

  中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通过协商解决共同关注的国际问题;中国主张树立新型安全观,以互信求安全,以对话促合作。军事手段可以赢得一时的胜利,但不会带来持久的安全;中国主张尊重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处理重大国际问题的主导地位;中国主张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世界上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该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中国主张通过各国开展互利合作,缩小南北差距,妥善解决贫富悬殊等问题,努力促进全球的共同发展。中国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种国际秩序应该以相互安全为前提,以均衡发展为基础,以公认法理为保障,以对话合作为手段,以共同繁荣为目标。
  ——胡锦涛

  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恐怖主义危害上升,单边主义倾向抬头,地区冲突时起时伏,南北差距仍在扩大,人类还面临着一些深刻矛盾和突出问题。我们如何应对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个世界更安全、更稳定、更繁荣?这是摆在各国人民面前的重大课题。
  ——胡锦涛

  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的基石
  ——江泽民

  人类文化有其鲜明的地域性和时代性,在一定时代和民族中被视为正确的信仰和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可能会使以前的优点现在反而成为他最致命的弱点。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这个古老的斯芬克斯之谜,一直困扰着历代的思想家。在古希腊的德尔菲神庙的入口处就写着“认识你自己”。认识自我已经被哲学家们看作是认识自然与社会的基础。因为哲学家们相信,人的规律和万物的存在与发展规律是相通的。人只有认识了自己,才能正确地认识他人、社会和自然。人们可以通过对外在事物的观察与分析认识这些事物,但不可能深入到人的内部去认识人。对人性的认识,是一切文化的根基,但人的问题又是所有难题中最难的,因此,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为解开这个谜而苦苦探索,但至今也没有定论,可见人类认识自己的本性是多么的困难。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人若不先想念神的性格,继而观察自己,即得不着真正的自我认识,这是很明显的。我们因与生俱来的骄傲,总以为自己是公正、无辜、圣洁和聪明的;除非我们因证据确凿而深知自己的不义、邪恶、愚蠢和卑污的话,我们若只注意自己而不也注意主,就不能有这种判断,因为惟有上帝是这种判断的准绳。我们既然生性惯于假冒为善,所以虚有义的外表而无其实,便足以使我们满足。当我们所想的只限于人的败坏,而那在我们内外四围的既然都是污秽不堪的,所以我们只要看到稍许洁净一点的东西,便以为是极其纯洁。正如人看惯了黑色,便以略带白色或甚而棕色之物为极白的。诚然,我们的感官很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我们对精神能力估计的极大错误。我们在午间看地面和四周的物体,觉得一目了然,目光敏锐,但当举目注视太阳之时,即觉双目昏花,于是只好承认,我们的目光虽能洞察地上的东西,而对着太阳看,就只有模糊不清了。论到我们精神上的禀赋,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的眼光若只限于尘世,以自己的公义,智慧和力量为满足,我们必然得意洋洋,自视为半个神明。可是如果我们一旦把思想提高,想到上帝,他的特性,与他那理当作为我们标准的公义,智慧和能力的无上完全,那么,以前冒称公义而使我们心醉的,将要被看为是最大的不义;以前假智慧之名蒙蔽我们的,将要被看轻为极端愚妄;以前看来似乎有力量的,将要被证明是最可怜的无能。我们所看为最完全的,与神的纯洁却有天渊之别。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既然人性本善,那么只要教育得法,“人人皆可为舜尧”甚至“六亿神州尽舜尧”;由此也必然推出“为仁由己”的浮浅的乐观主义!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许是儒家文化的优越之处,因为人性本善当然“有教无类”,孔子和孟子毕其一生以教师身份存活于世,以恢复周礼作为理想目标,其志可嘉,其行可叹!既然学习是达到圣人境地的途径,所以很自然就产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教育心态,好处在于鼓励人们求学上进;不利在于最有才智的一批人,甘心情愿不加选择地接受一种奴化和愚民教育,为了功名利禄、升官发财,轻而易举地被人奴役,成为世界上一群最有“知识”的无知者。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人之初,性本善”作为童蒙教材的《三字经》开首的这句话,是对儒家文化人性观最简单、最通俗、却也是最深刻的概括,这六个字所包含的意义是构成中国一切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和哲学宗教现象决定性的基础。虽然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表现迥异,但这个基本点却一直维持不变,这也正是佛教和马列主义能够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关键之所在。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主宰中国历史文化核心的是法家的“权术理论”,所以,历史的真实是人性恶的历史,而儒家文化理论更多的理想色彩,便构成中国文化的真实。尤其当现实更加丑恶残酷时,当人们愈是追求良善而不得时,在文化上对理想的要求会更多、更迫切,如老子所言“大道废有仁义”。“大同世界”、“世外桃源”等思想,便使得我们的文化看起来是多么的伟大美好,甚至我们自己也为这种美好所欺骗——自欺欺人,谎话说多了便以为真是如此,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常出现的令人困惑的现象:美好的文化、残酷的现实。作为统治阶级,他们给百姓提倡推广的是“仁义礼智信”,而自己持守的却是以“权、术、势”为中心的驭民之道。正是这样的历史文化传统,培养出中国人一种双重人格的民族性格:说的和做的往往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而且久而久之,人们也习以为常了,甚至说实话的人被人认为有问题,虚伪便成为文化和性格的不可分割的成分,追求诚实、事实,则是极端的困难。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如果说传统文化缺乏对人性人权的起码尊重,应该不为过:“存天理、灭人欲”“君叫臣亡,臣不得不亡”“父叫子死,子不得不死”,女人从一而终,不能再嫁的守节,还有缠足等。这与《圣经》中“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提摩太前书5:14)“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尊重人性的的观点相去何远!更大的危险在于人性善理论在与“科学”假名下的进化论奇妙地结合,会给对人权的蔑视、对弱者者的践踏、对强权和专制的政治找到“科学”的根据。原因很简单:人性善与进化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中,人的价值尊严是以他的社会地位、拥有财富(贡献)所决定的,而没有基于人性之普遍性而具有的人权等概念。没有给人性之正常需要以应有的重视、尊重,合适的满足方式,是两者共同的缺陷。甚至恩格斯都明白清楚地指出,正是人性之恶、人自私的天性对财富贪婪的追求,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提高生产力的动力。正是对人性恶的否认,简单的排斥,使中国人不能正确地认识到一切灾难的原因其实就是中国人自己。不能找出“病症”,根绝就是空话。批判文化学者如李敖等人,包括鲁迅在内,虽然他们也要看到了中国文化表面上的问题,但却没有找出根本问题所在,也就只能停留在以儒家理论批判儒家理论的圈子内,拿不出合适的改变办法。这是无神论的文化永远难以走出的一个怪圈,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掌握新的真理标准,也不愿意谦卑地低下头来,向西方的强者文化学习。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推论,如果我自己愿意贪污受贿凡事都必须以我为中心(以人为本),谋不义之财,那么也可以认为别人同样有贪污、谋不义之财的动机,他或者我没有这样做,那只是没有机会而已。理解万岁,是这种无原则宽容主义的现代表现。所以在现实中,我们中国人总是大度地原谅他人的过犯和罪恶,那里面有个潜台词:他有设身处地的理由,我要是他我可能也会那样做,人有时是为环境所迫不得已的,这种湖涂主义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了原谅了日本人的侵略屠杀而放弃索赔。这种原谅中隐含着这样的理解:如果我们是日本人,可能也会那样做。所以在本质上,他人的罪恶是一种表现出来的罪恶,而我的罪恶是一种没有暴露出来的罪恶,彼此半斤八两。将产生罪恶的原因归之外在的环境和条件,这就是性善论必然的结果,这样的理解实际上否定了罪的绝对性,把罪恶相对化达到了减轻良心良心负担的作用。但这种罪因外在化的思想,导致了人也是社会的受害者这种结论。但问题是:若人出生都是性本善,恶从何来?社会又是谁呢?难道不是由众多的我这样的人组成的吗?其实罪因外在化的观点不自觉地承认了人性全然败坏的现实,承认了人性本恶,只不过有意为人们所忽视而已。但这种模糊罪性罪行观点放纵了罪恶,导致了社会道德的全面败坏;无意中做了罪恶的帮凶。其深层原因,是无神论文化的以人为本(以我为本)的必然。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当中国文化否定上帝的时候,从哲学角度讲,实际上否定了绝对真理,也就否定了罪的绝对性,使一切包括罪在内的存在都变成相对的变化的东西,此一是非彼一是非也,取消普遍性的标准。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常见到这种抱怨“我贪污一万元被处理,他贪了十万都没有事,为什么?这不公平。”这是国人常有的不平,不是对自己犯罪进行悔改,而是对自己运气差倒霉而自叹。这便是将罪相对化的结果,若罪是相对的,那么只有重罪才应受惩罚。轻罪非罪、小罪非罪论的意识,导致国人罪恶意识差,自义性极强的现象。因此,中国人很难理解以色列人对纳粹分子群追猛打、赶尽杀绝的处理方式。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性善论的最大恶果在于他导致了人治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占决定性位置,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弱点之所在。从性善论的观点看人治的社会是正常的,难道圣人君主还需要别人的教导和监督吗?他们几乎都是他们当时社会最博学,甚至最聪明优秀的人,甚至个人品质也是一流不容怀疑!所以,中国历代中央政府的政治传统就是没有有效独立的对权力的监督和调控机制,民主思想自然更不需要。草民百姓大字不识几个,书没有读几本,子曰诗云一概不会,由于没有文化而刁蛮粗野,怎能有资格和能力参与政治管理!上至中国中央政府,下到州府甚至村子街道都是一人说了算的家长制集权组织形式。孔圣人也曾说过:“唯小人与女人难养”“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劳心者治人,劳力力者治于人”。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论只不过是口惠而实不至的老旧主人翁式的空头口号。高高在上的皇帝,凭着自己的良心和感觉在统治几千万百姓。可惜的是人的良心也被罪所污染,所以皇帝的良心与草民的良心在大多数情况下经常是相反的。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如果说,性善论是儒家文化的核心,那忠孝便是儒家文化的根本,二者共同一道,构成儒家文化大厦。孝亲忠君本身是中性,作为道德伦理规范并无错误,但如果加上性善论所具有的不足,便导致出一种极为有害的愚忠和愚孝观,这对封建宗法专制社会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是专制独裁的精神鸦片和纽带。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圣经》中的教导是,孝敬父母在遵行上帝之道的条件下,并不是无原则的孝顺。子女并不是父母的私人财产,他们无权主宰儿女的命运。儿女是上帝赐给父母代为管理的产业,主权在上帝手里。既然是代管的财产,所以父母要尊重、爱护子女,按神的道教导他们,这与儿女的孝顺是相互对应的。如果父母偏离神的道,子女自然不能服从;当然对偏离神之道的儿女,父母有权管教。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圣经》教导并指示我们人类之间应当是平等的关系:“你也要以色列的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民数记27:8)“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出埃及记21:24),这段教导的精义是要求人们要限制报复的程度,保持对等原则,报复不能超过原罪行造成的伤害。“子不必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原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以西结书18:20)相比之下,中国一人犯罪、株连九族的连座制则是多么残无人性!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当一个基督徒要求自由平等和民主时,他有充足的理由:这是神给人的,除上帝之外任何人无权剥夺这种基本的人权,!但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性善论者、进化论者,当他要求别人尊重他的生命权利如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时,却没有任何有力的正当理由。你既然没有权,也没有钱,又没有学识,即使有一点点也比我们少,那么我凭什么要尊重你,给你平等权利呢?你既然相信人性本善,相信人不过是动物中的一种而已,相信动物社会的法则是弱肉强食、物竞天泽、适者生存,那么当你面临别人或异族的欺凌压迫,或朋友甚至亲人的欺骗,按照无神论的人生观理当逆来顺受,你有何权利抱怨这种不公平呢?你要的是谁的公平呢?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常并不能安然接受别人的欺凌。为什么呢?这是无神论者和进化论者无法自园其说的哲学难题。这就是无神论者、进化论者、性善论者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为难处境,当他处在强暴、压迫的一方时,他是主动的和有利的,他就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自己不良行为护;而当他处于被欺凌的一方时,他并不能坦然接受他的理论加给他的一切。他心里不平,他要申诉他想反抗,他要求天理公道!其实尽管他不信上帝,尽管他可能罪恶累累,但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良心,在无意识地发挥着作用,告诉他人的生命和尊严是不能被蔑视践踏的,他必须去抗争!这是性善论者、无神论者、进化论者的可悲之处:自甘堕落在动物中、自甘以动物为其祖先!呼吸着空气中的氧气得以维持自己的生命,但却因为没有看见氧气而否认氧气的存在!只是他没有想到他所持有观点的深远悲剧性意义:当我们否认上帝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否认我们生命的价值、权利、意义和尊严、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将沦落到动物界血腥专制的奴才的境地,或作被权力奴役再去奴役别人的“高级奴才”,或为将来能奴役别人而被奴役暂时做低级奴才,或被奴役而又去奴役别人。在动物般的生活中,这其中有哪一个人是有自由的呢?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真正的民主制度,不仅需要制度法律的保障,更需要的对人的生命,人权尊重的社会共识,更需要有视自由高于生命的民众的信仰支持,因为要捍卫自己的自由,因为也要尊重别人的自由,这才构成了民主制度的基础。如果光想自己拥有自由,那么最终他一定是最缺乏自由的人。而自由的信仰基础的是对绝对真理的遵从,因此民主社会需要一个绝对的超越任何个人、团体、集团、政党甚至政治权力之上的真理标准(如美国法院可以判决政府决定无效或违法),以使所有人的有一个共同的真理标准,而这一点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所缺乏的。有学者说:“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民主就有多远。”此言诚是。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作为民族性格的劣根性,中国人普遍具有偏执型人格和表演型人格的混和性人格特点。当往民族心理深处探究时,我们看到每一个中国人心里深处都有一种难以弃绝的“皇帝情结”:即想做皇帝凌驾万人之上的梦想。这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小农经济、宗法制度、儒家文化长期熏陶的必然结果,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除了当皇帝的人生目标外,还有什么可以比当皇帝更要有价值、更有权力、更受人崇拜的的生存方式了。按弗洛伊德的说法,对父性家长专权的情结是儿童幼年时对父权的恐惧而产生的逆反心理, 当这种情结在生活中表现时,是以内心深处对皇权仇视为基础而表现出无限向往之情。正是对皇权的景仰恐惧仇恨羡慕而产生的皇权情结,在每一个人有一点点成功可以驾驭别人的时候,便不时流露出来,有一种舍我其谁、唯我独尊、踞傲自大、藐视一切的超然心态,每每使很多成功人士发了疯而一败涂地。长期的专制压迫、长期的对人权人性的扭曲,已使很多中国人心理变态有偏执的成分,已不知什么是正常,以为只有自己的是正确的,对金钱、地位、权力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疯狂追求,使得皇帝情结在社会日常生活中以“土皇帝”的专制家长制而表现得十足,所以我们官员、企业家等,“土皇帝”“学阀”多而谦谦君子鲜矣!极端的夜朗自大封闭保守,到一败涂地后的崇洋媚外、奴颜卑膝,不仅仅是近代中国政治上的悲剧,更主要的是士大夫阶层的一种心理状态和性格,更是一种民族性格,这使得国人个人的性格呈现很复杂甚至有让人眼花缭乱的特点,其实万变不离其宗本性归一在“皇帝情结”上。在今天更以“无情无义流氓相,敢作敢为皇帝心”的病态方式,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
  《三国演义》《水浒传》武侠言情小说,基本上在宣传劫富济贫、杀人放火、造反起义、无法无天。"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正是这种公然不要法律、动辄造反起义、勇于私斗怯于公斗、追求为所欲为的"皇帝自由"的民族性格的真实写照。这种造反文化带给中国的便是每百年一次大造反动荡,使得历史总是在被简单地重复,两千年几乎是在原地踏步,最后才有几万八国联军士兵,征服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的屈辱历史。今天是奴才,明天可能是皇帝,一面是奴才性格、一面是皇帝性格,家家有“小皇帝”,这样的儒家文化,自己是自己的掘墓人。但回顾世界历史,我们却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越是自由的国家,人们越遵守法律;越是专制的国家,人们越是藐视法律。美、英、法、德、日、俄等自由发达国家,同时也是服从性最好的国家;这其中的原因值得中国的思想家们人深思!最强调忠孝的中国,为什么却是造反起义最多的国家呢?谁能打败儒家文化?只有儒家文化自己。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有不少的学者包括梁启超在内,都曾指出中国人奴性太重,或甘于当奴隶是国民性格中的劣根性之一。鲁迅先生甚至将中国历史分为:人民想做奴隶而不得做的时代(乱世)和做奴隶做稳了的时代(治世)。他们虽然深刻地指出了问题,但只是一个方面,并没有看到问题本质根源之所在。虽然他们都是名士硕儒,但仍没有跳出无神的儒家文化的局限,无神论者最终一定走上尼采的思想道路,或者崇拜希特勒、斯大林或崇拜自己。正因为我们的文化本身从一开始是以无神论为主的文化,也就根本不可能包含对生命和人权尊重的原则;压迫和奴役,专制和独裁就作为文化遗产的一个主要部分,与儒家文化一起被继承下来,而且不断在发扬光大。当儒家文化在汉代被确认为唯一的正统文化时,这时候已经没有错与对、真理与谬误的分别,分别只是在于是否符合祖训,是否有违皇帝的圣明,是否有利于皇帝的统治。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仅仅只为追求真理而宁死不屈的人几近于无,而因忠君爱国殉难的不可胜数,哪怕是昏昧和必要灭亡的王朝。悲剧就在于他们不知道他们以自己生命的代价去维护的东西,正是导致或逼迫他们死亡的原因。国家民族的悲剧不是几个人的悲剧,而是生活在其中每个人的悲剧。只有对现实献身的愚忠,而没有对绝对真理的牺牲,所以形成儒家文化实用性、功利性强而哲学深度不够的历史现象,像布鲁诺那样的人在中国是永远不会有的。没有对不平等的反抗,有的只是对自己没有更大的权力、学向、权威的遗憾,或以更黑更厚更狠的手段回应压迫的不平,或者对自己因力量弱小而被奴役的命运的认可。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罪的奴隶,即是凶手又是受害者。政治上的专制,只是我们无神论文化的一种外在形式和表现而已,想通过改变政治制度而解放思想是浮浅的,严重脱离中国的现实的,注定要失败。没有罪恶观,没有神圣文化,人本主义,这才是我们一切文化历史政治悲剧的根源。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圣经》里虽然没有直接引出民主政治说法,但《圣经》启示的三个原则,却是民主政治的基础:1、生命从神来,所以人人平等;2、人都受罪恶捆绑,因此不能赋予一个人太大的权力而没有监督;3、政府的权柄是神所给的,为要赏善惩恶。美国是典型的基督教国家,甚至在美国每一张纸币上都印有“IN GOD   WE TRUST”。而美国立国时政治理念是建立在基督信仰基础之上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说:“我们不能期待,一个国家在除去宗教(基督教)后,还能维持高度的道德水平。”当然美国并非一切都好,但从鸦片战争距今有150年,美国独立战争时间(1776)距今也已经很长,南北战争后,美国人在不到150年时间内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而我们中国呢.?今天的改革开放比起100年前的洋务运动又提高了多少呢?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自由的本质是对罪恶的辖制,民主的本质在于对人的尊重。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信仰是一个人的生命,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能激活人全部的能力和热情。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信仰伟大就在于它不仅包含理性的一面,也含有非理性的一面。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信仰伟大就在于它不仅包含理性的一面,也含有非理性的一面,而在对二者矛盾的超越中达到合一,因此真正的信仰是远远高于人的理性、非理性局限的,而且由于它不是人的东西,而且有永恒性,当西方的理性主义,沿着人的道路越来越偏重理性高举人自己的时候,他们也就离真理越来越远了,对外在世界的利用控制掠夺就成为惯常的方式,于是有了一、二次世界大战。而理性的极限则是非理性的开始,人的生存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合一体,而儒家文化从“天人合一”的传统发展到将焦点放在“天子”身上时,原有的那些真理也就丧失殆尽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西文化具有互补性,但我们的学者,仅仅看到了这一点,便企图以儒家文化去统一西方文化,从心理上讲仍未能摆脱自大的心态。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理性主义也是儒家文化的主流精神,但它的教条,生硬和冷冰不能满足国人对心灵斗争的追求,于是道教佛教便成为它的补充,差别在于“文人士大夫”是以道家和思辨学为主,而平民百姓则是以功名性的迷信方式处理道教佛教。迷信是人对某事人和过度迷恋和相信,以至于到荒谬地步。我们现在则是迷信科学,认为科学万能科学不能证明的就不承认,而科学大师爱困斯坦则指出:“每一个严肃的科学的人总相信,在宇宙中,明显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大乎人的一切,在他面前我们这些贫贱不微不足道的人,应当谦卑。”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西方文化从个人主义为主,而东方文化以集体主义为主。而要中国文化的特殊背景之下,中国文化总体上呈现的却是以家族主义和帮派主义为代表的小集团主义。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由于在中国历史上,物质和思想的决定权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此,个人生存发展的选择权很小,完全取决于“统治者”者良心,正因为如此,个人是没有地位的,更谈不上对领袖者决策的影响和约束,甚至必须以交出人格尊严为代价才能被接纳。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是一种以仇恨为中心的文化,根本不讲爱。虽然孔子提倡“仁”,并指出“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廉语》、《里仁》,但推已及人的处世观,强调的是“己”,而不是公义。准确地讲,现实生活给我们的教训是:国人勇私斗,而怯于公斗。为国家,为民族,为真理的拼搏精神,远低于为自己、为家人、为朋友谋私的斗勇。此言诚是。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我们中国历史上人民的贫困和人的自大自尊本性,使人们特别重于利益之争。对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来说,任何一点一点的物质利益都是不能损失的,失去了就不能再得到,所以人的自私自利敏感到一触即发。为地界,为一只鸡,一级工资,几块钱,人们会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一点在农村尤为明显。当这种利益之争与自大结合起来的时候,那么就会使得变本加厉,人们甚至不是为争实际的那点利益,而是要维护自己的尊严权力地位,那怕是看到不值的东西,当斤斤计算转成为一种民族性格时,便让我们看见生活处处皆战场,“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生活在中国社会中的老百姓实在是不被人重视,没有大权,人格、自尊、而且被人欺侮而无力反抗就是生活的常态。每个人生活在折磨别人也折磨自己的文化氛围中,心理严重扭曲甚至变态,没有能量上的平衡。所以当有人伤及自己又可能有机会反抗时,那么被压抑的心借着仇恨的情绪,可能成为一片血的海洋。压抑伤害的心在对别人的压制、伤害中寻找平衡,结果人人受伤害,人人是伤害者。这是中国儒家文化轻视人性人权的必然结果。人们在对加紧对别人的欺压中求到自己的表现机会,看到自己的力量,但很少有人去考虑这种方式妥否的问题。而且这种莫名的仇恨是以个人之间的方式为主要形式。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当我们说中国人民是善良的时候,那是指对罪恶过于宽恕和软弱的同义词。但由于天下国家的利益与自身的切身利益是那么遥远,没有切肤之痛,因此,为国家出力卖命,如果没有高官厚禄和钱财很难调动一般人的拼命精神。仅仅为抽象的主义真理流血牺牲,在很多中国人是不可想象的,很少去参与了。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中国人功利心强的特点。甚至养儿是为了防老和传宗接代。功利实现成为主导人们的唯一原则。甚至烧香求神拜佛也是,希望用小小的礼物搏取大的回报。我么不能怪他们,人民生活在贫困中的历史太久远了,以致于自己成为自己牺牲品而浑然不觉。只能为他们悲哀。从这一点讲,中国人是最需要福音的人群,尤其是对罪的认识和对爱的渴求。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在《圣经》中讲的爱有三个层次:1、朋友之爱——爱人唯己。2、夫妻之爱——爱人为己。3、基督之爱——爱人如己。朋友之爱,本质上是一种利益之爱,是互利关系,朋友给我们带来欢乐帮助、信息和关心 ,如同爱护自己的汽车一样,会有自我中心的意味;爱妻子是为自己,有自私自利的属性。当然其中也有惊天动地感人至深的故事,有的确实是超越了利益关系的局限。但大多数是利益原则。正如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之“名言”所言,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回报,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处在同一水准,但很难经得起利益的考验。所以也有人说,出卖你的总是你的朋友,这正符合交友的目的。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有很多的人,包括一此基督徒,对爱的理解不全面,以为爱就是宽容、原谅,忍耐而不能批判惩罚。这种片面的理解极为有害,会将基督徒变为一味忍让的好好先生,从而放纵罪恶泛滥。其实恨也是爱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更浓烈的方式,挚爱生恨。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教会是圣洁的典范,是社会的良心,是黑暗中的灯塔,是属天客旅的挪亚方舟,是真理的柱石和神的家,教会对社会的作用是通过散布在社会各阶层、各个位置上的基督徒来实现的。基督徒用自身的生命之光见证的基督的真理, 传讲福音,让人悔改信主,脱离罪恶。真正的基督徒是积极地入世而不恋世。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回顾历史和生活的现实,我们能不承认,在儒家为主的文化氛围中,高度专制的政治制度、自给自足的小家经济,不容异己的高压文化政策,使得我们的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心理因压抑过度而扭曲严重,甚至处于病态,以丑为美,以非为是,审美观道德观发生根本性反转,经常性地处于残缺不正常的状态,他们对女人“三寸金莲”之脚的迷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更严重的在于愚民文化消蚀了作为知识代表的文人坚持真理甚于生命的信念,形成中国的知识份子才有的天性软弱和“胜者王后败者贼”的人生哲学。无怪乎毛泽东的好学生“柯庆施”把知识分子归入“九流”,民族精英尚且如此,而况草民乎?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不能将文化大革命以及类似的悲剧仅仅看成是国家民族领袖的个人悲剧,它实际是全国人民灵魂深处一次肆无忌惮的大暴露。文革语言称“灵魂深处闹革命”,也不无帖切之处,这场灵魂的大展览,让我们看到人的罪性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是多么的严重,而平时隐藏的又是多么的隐密。昨天是好朋友,今天就为个人利益而出卖,夫妻反目、父子敌对也不罕见。这种痛苦牺牲流血死亡有没有价值,完全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促使我们展开广泛深入的反思,遗憾的是昨日的伤痛已被忘记,今日浮现的欢乐和一时的成绩让人好了伤疤忘了痛。面对这种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甚至历史上也不见多的灾难,我们社会中号称社会良知的文化人,有谁敢解剖自己的心灵,放弃受害者的自怜,拿出勇气说“我也有罪责”,客观剖析当时急于保护自己,急于向上爬,急于表现立功的罪恶动机,而不是推脱说被“四人帮”所利用。更有甚者有人居然写文章以“我不悔改”做题目!这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灵状况,自己在黑暗中,心灵之黑,难以见天日,却要去照亮别人,自己身披罪恶的枷锁却要去解救别人。不愿正视承认生命扭曲状态的严重事实,让我们看到悔改是多么地需要,而又是多么地困难,要剥去的沉积在那颗尚未僵死的良心、灵魂上的油腻太厚了,不动大手术,不去猛烈的冲击,仅凭和风细雨,不触实质的改革、教育、批评是无济于事的,长期以往,那仅有的一点生命力也会被窒息而死。
  ——《宗教哲学——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董建林

  儒家文化企图以人的内心的良知代替神,将希望寄托于人本意识的自觉自省,不能不表现出历史性的软弱无能,只能成为人治——专制历史的粉饰。
  ——《天道中华》  远志明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了极处,我耶和华是监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各人所行的和他的作为的结果报应他。
  ——耶稣

  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心里发出恶念、媾和、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忌妒、谤诟、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且能污秽人。
  ——耶稣

  由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具有智能的机器进入了人类的生活,并且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智能系统开始全方位的成为人类的代理者,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时代人类对一种机器如此依赖。从1997年第一场人机大战开始,那台叫做深蓝的电脑运筹帷幄的形象就深深的印在了人类的脑海里,在人类接受来自机器的挑战的同时,我们也更加意识到利用智能机器的重要。因为,确实在很多的方面,它们比血肉之躯的脆弱人类更灵活,甚至在智力的某些方面,它们已经超过了我们。机器宠物、智能电脑游戏、深海机器人、汉字识别系统、语音识别系统,这些智能机器让我们惊觉,原来智能机器离我们并不遥远。
  ——《人工智能和人类生活》

  在对上级负责之前,必须首先对自己的人格和智慧负责!
  ——黄海

  中国要算算改革的时间。
  一种没有期限的改革是不是一个好的事情?这个问题不知道列位想过没有?比如你身上长了个疙瘩,你不愿意切掉,说中医能够治疗好,没有大痛苦,于是你就经常吃中药,10年20年你还没有治疗好怎么办?
  虽然说从哲学的意义上,改革是常新的事情,改革是永恒的,但是却不是规则的胡乱变动,不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逸云

  客观来说,日本人注重集体协作精神不失为一种优秀的品格,而且这也是日本人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民族性格基础,但是,这种集体意识一旦超越人性,就会导致民族主义膨胀,把一个大和民族的利益放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之上,那么就会对其他国家和民族造成严重的威胁。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特别是罪恶的侵华战争,与当时日本人整个民族的集体意识的盲目膨胀是不无关系的。
  ——walk2002

  樊纲等人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本质上是一种增量改革,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在旧体制因阻力较大还“改不动”的时候,先在旁边或周围发展起新体制,并随着新体制的逐步壮大逐步改革旧的体制,通过新体制的成长逐步为深化改革创造条件,从而降低改革的成本,最终使本来无解的问题等到解决;而苏东激进式改革的基本特征则在于从一开始就必须对旧体制进行改革,并以此来为新体制的成长铺平道路。这就是所谓的增量改革或体制外革命的实质。
  ——《经济学》   林岗

  什么在决定着美国的霸权政策?其实是美国的垄断资本,这些垄断资本的代表就是美国的各军事工业复合体。早在五十年代,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在其告别演说中就警告说,要警惕军事工业复合体操纵美国的内外政策。现在着来军事工业复合体的确在操纵美国的内外政策。为了维持其军事订货,军事工业复合体迫使美国推行一种霸权外交,在世界各地制造战争并参与战争,并在和平时期人为制造对手。这就是科索沃战争以及五八事件一个大的背景。近年来从事国防经济研究的人发现一个与军事订货相联系的美国经济周期。即每当军事订货上升,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十分繁荣,美国的经济增长就十分迅速,因此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时期美国经济增长都很快;但是战争一结束,或局势趋向和平,军事订货一下降,由于其在战争时期因膨胀而十分庞大的军事工业转产十分困难,生产能力只能大量闲置,美国经济也就趋向萧条。也因此,美国出于维护其自身经济增长的需要,其政府也会最终与军事工业复合体合流,实行霸权政策。
  ——《中国人在今天的世界到底应该如何自处》  卢周来

  我们在判断我们所处的环境时必须明白,这个世界上只要有垄断资本,只要有军事工业复合体,就肯定会不太平。
  ——《中国人在今天的世界到底应该如何自处》  卢周来

  有不少人认为,发展国防必然会妨碍国家的经济发展。其实这是一个误会。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国防投入方面适度,不仅不会妨碍反而有利于经济发展。美国的例子十分清楚。科索沃战争,美国多投入国防费120亿美元,有力的拉动了军工集团的发展,从而带动了国防工业集中的地区的发展。当年美国经济增长是进入九十年代最快的一年,失业率最低的一年。其实,国防经济学研究表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防费本身也是一种生产性投入。其投资乘数,地区乘数,就业乘数并不低于民用工业投资。更为重要的,因为迄今为止,任何一个国家的高技术都首先产生并应用于竞争最为激烈的军事部门,而这些高技术对民用经济部门的溢出效应很高,所以,投资国防能有力的提升一个国家整体工业基础。
  ——《中国人在今天的世界到底应该如何自处》  卢周来

  我自己认为,美国是敌也好,是友也好,我们都只能将美国看作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非决定性的“外生变量”,而非决定中国发展的“内生变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的步伐万一不幸遭到挫折甚至停顿,即使是因为美国的霸权,或者是杨斌先生所言的中了美国“软战争”的圈套,还只能怪我们自己不争气。而不能怪、更没有办法去惩罚人家美国人。我们应该清楚,即使美国再如何如何好,也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救世主;即使美国再如何如何使坏,我们自己做好了自己的事也就无所畏惧。
  ——《中国人在今天的世界到底应该如何自处》  卢周来

  平等人格说人在“自然”这一根本属性上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古希腊,较为普遍的是不平等的自然正义观念。根据“万物皆有定分”的自然秩序论,社会不平等被赋予自然的色彩。如智者卡利克里斯认为:“自然本性决定强者比弱者得到的多一些,这就是公正”。他指出,动物界和人类社会都表明:“公正是在于优者统治劣者,优者比劣者占有更多。”在校伦立法里,奴隶的非人地位是由其“自然身份”决定的。柏拉图认为世间的正义是宇宙理念的体现,它运用于一切人和事,每个人要依照它的安排各守本分。在他看来,每个人天生适合于某种分工,同时,人世间也有适合于每个人的自然禀赋或特性的职业,自由人与奴隶的区分也是这样。他认为不同等级的人是上帝分别用铁、铜、银、金铸成的。这些人分别是农民、小手工业者、军人和官吏集团以及统治者即哲学家。他们分别代表欲念、意志和理性。这种生而不平等的自然正义观主张的是天赋特权,而不是天赋的平等权利。不仅如此,在那个时代,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之间也缺乏起码的认同意识。民族内部成员关系上的不平等的正义观与民族关系上的不平等的正义观,是有联系的。例如,奴隶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奴隶多属异族战俘,非我族类。这两种正义观虽然都假托自然的名义,但不可能孕育出平等人格概念。真正孕育并促进了平等人格概念产生的,是古希腊的另一条思想路线,这就是人人平等与世界大同的正义观。
  ——《自然权利说 又称“天赋权利说”、“天赋人权说” 》    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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