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杂文报》4月23日魏得胜先生大作《点评金庸的“世界中心转移论”》，有同感也有疑义，特聊补数语，以就教于同好。 金庸先生的观点，令人想起了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一种特别流行的说法：“21世纪是东方人的世纪”、“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一说法又有许多“衍生”判断，似乎经济、商贸、文学、艺术等等，都到了一个“东方时代”、“中国时代”。尤其可怕的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这种“东方情结”有加剧之势。倘若仅从振奋民心、鼓舞士气的角度讲，倒也无可厚非。可问题在于，如果着眼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着眼于积极应对“加入世贸组织的挑战”，其“负面效应”就不容忽视了：它既容易让人沾沾自喜，以致裹足不前，又容易使人滋生自大倾向，进而缺乏“包容”的气度。因此，对于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我们而言，走出“东方情结”实在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前提。 印度诗人泰戈尔曾说，只要一看到旗帜上飘动的流苏，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中国人的浪漫天性。

从某种程度上讲，“东方情结”正是中国人浪漫天性变形后的产物，它常常膨胀成一种骄傲和自负——一切都是中国最好。即便皮肤和头发，很可能也会认为，只有黄皮肤、黑头发才是皮肤和头发，此外便是异类、蛮夷。1793年，英国派特使到中国要求通商，乾隆皇帝认为中国“无所不有”而断然拒绝。1816年，英国又派使团来华要求通商，嘉庆皇帝以同样的理由拒绝。结果呢？三十多年后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军队不堪一击，中国的大门终被枪炮打开。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盲目的“拒绝”不会再有了，但盲目的“乐观”却很难说没有市场。

关于21世纪“属于谁”，像金庸先生那种情绪化的结论难道不值得警惕吗？正因如此，走出“东方情结”首先需要一种清醒的自我批判精神。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1890年的著作《中国人的特性》，以“西方眼光”解读中国和中国人，得出了许多独特的结论，恐怕还是值得我们读一读的。像“缺乏时间观念”、“缺乏精确习惯”、“好兜圈子”、“麻木不仁”、“相互猜疑”、“缺少信用”之类的毛病，我们谁也不敢说今天的国人已经完全没有了。鲁迅先生说过：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这种可贵的自我批判精神，可谓弥足珍贵！我们要走出“东方情结”，就应该先把那些劣根性“剔除”掉，才有“对话”的资格，才有可能向“世界公民”靠拢。 世界存在差异性，文明存在多样性，价值存在多元性……所有这一切无不昭示我们：世界的本质不是“一”而是“多”，生活的方程不是“同”而是“异”。莱斯特·皮尔逊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说，不同的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依此来看，“世界中心转移论”或者说“东方情结”都不符合世界潮流。另一方面，魏得胜关于未来“世界中心”的种种设想，看起来更像美国，所以充其量也只能算作“纸上谈兵”。说到底，这些设想大可不必，因为和平与文明的未来，呼唤“世界眼光”，需要“人类意识”。像“地球村”、“全球化”之类的概念不应该只是作为媒体流行语出现，而应当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植入”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如果你真正想成为“世界公民”的话。

回到最初的话题，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21世纪应该是东方和西方共同把握机遇的世纪，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共同加快发展的时代。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应该成为我们积极应对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走出“东方情结”不是不要中国特色，而是要在更大范围和更广空间里体现中国特色。我们在摈弃金庸先生那种“盲目乐观”的“东方中心”意识的同时，也必须警惕魏得胜先生那种“世界中心”观念。我们需要的是真正取得“世界公民”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