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时短暂、政局动荡多变的民国时代，政治上一大弊端，就是贪污之风日甚一日。可以这样说，标榜“民主共和”的民国，其腐败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封建专制的清王朝。民国时期的一些人士，在抨击当时社会贪污腐败的同时，就贪污之风盛行的原因以及如何惩治贪污等，发表了很多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议论。
　　历届民国政府，都以“民主共和”、“主权在民”相标榜。官员是“公仆”，人民是“主人”，成了民国时髦语言。然而孙中山目睹一届又一届的北京政府吏治腐败，一蟹不如一蟹，一针见血地指出：民国成了一块招牌；那些公仆们，把中国搞得不成样子。
　　民国比清朝更有甚者对民国前期的腐败，孙中山作出了如下评价：“民国虽成立了十年，亦没有看见什么精神，比前清更觉得腐败”。至于民国后期的腐败，吴相湘在《孙逸仙先生传》一书中评论说：“南京时代官僚腐化比较北洋时代有过之无不及”。一个是政治家，一个是历史学家，两人对民国前期和后期的腐败，分别有这样的评说。
　　孙中山在很多文章中抨击了民国的贪污腐败。有一篇文章写道：“向来之积弱退化有如江河日下者，其原因实在政府官吏之腐败，倒行逆施，积极作恶也；其大者则有欲图一己之私，而致牺牲国家而不恤；其次者则以一督军一师长，而年中聚敛动至数百万数十万”。
　　从揭露出来的情况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吏治腐败比之民国前期，更加触目惊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正在这个政府着意向国人展示吏治“新气象”时，受蒋介石信任、时任中国驻德国公使兼驻奥地利王国全权公使的蒋作宾，在1930年的日记中写道：“黄伯樵来，谈南京政治颇多腐败”。“子樵（方觉慧）来，谈国内政治、党务均颇腐化”。“今日蒋主席（介石）有一宣言，痛诋党员，谓党员借党营私，使路人侧目。”
　　到了抗日战争后期，特别是战后通过对敌伪财产的接收，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大大加剧。前苏联弗·鲍·沃龙佐夫在《蒋介石》一书中写到了这样一件事：1947年5月，大学生们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对面竖起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天哭地悲，民瘦官肥。”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
　　南京国民政府腐败的恶名远播海外，引起了“盟邦”美国政要们的不满。还在1946年7月6日，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国共关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的顾问罗伯逊就在会见蒋介石时说：由于国民党政府中贪污受贿之风严重，它在美国的威信大大下降了。弗·鲍·沃龙佐夫《蒋介石》一书写到：1947年8月2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魏德迈批评说：贪赃受贿和残酷镇压的政策把政府搞得四分五裂。
　　1947年才过去几个月，美国商人在华所得美元的87％（3.344亿美元）就转到了孔宋两家开办的福建开发公司和长江开发公司手里。
　　最为严重的是国民党高层的贪污腐败。王春瑜主编的《简明中国反贪史》写到，在孔祥熙中央银行总裁及财政部长任内，公开揭露的贪污大案就有孔祥熙、吕咸私分美金公债案、郭景琨黄金案等多起。在孔祥熙、吕咸私分黄金案中，孔祥熙等人贪污的美金折合国币达20多亿元。
　　他们分肥的比例是：孔祥熙得七成，吕咸得二成半，其余经办人得半成。因黄炎培、傅斯年等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质问案，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也提出了对孔祥熙的弹劾案，蒋介石不得不让孔祥熙辞去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让吕咸辞去国库局局长的职务，以应付舆论。
　　《简明中国反贪史》还写到，蒋介石曾命令，凡在国外有存款者，都应将存款转入本国银行。但是没有人理睬。国外存款数的3/4，估计有20亿美元为秘密存款，存款者主要是蒋介石身边的人，他们在美国的存款估计达5亿美元。孔祥熙常常糊弄国人，说他在美国的存款不过3万美元。
　　民国贪污之风大炽的原因民国时期，人们在谴责官员贪污的同时，也对贪污之风大盛的原因作了多侧面的探讨。政治、经济、法律、历史、社会、教育等方面的原因都涉及到了，其中多有精彩观点。现择要介绍讨论中提到的以下几个原因：
　　官吏地位不稳。民国政权更迭频繁，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届政府垮了，多少官员跟着下台。一个官员去职，多少下属没了饭碗。因此大小官员免不了会有“有权不用，过时作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想法。1942年，李思桢在《铲除贪污问题》一书中写道：“今日我国行政上普遍一般的趋势：一切行政人员，大概随主官的升迁而定去留；而主官的荣枯，又因时异势。
　　今日作官明日何如？尚属飘忽！谁皆不敢预定自己的地位和时间！因此使作官吏者，咸感着自己附骥的侥幸！五日京兆，孰计明朝！若不乘机，尚待何时！俗话说：‘得饮酒食（处）须饮酒’；他们便：可贪污处且贪污！”李思桢的这一分析，符合孙中山的以下观点：“又吾国吏治之坏，由来已久，实应行整刷。查败坏之原因，在官俸微薄，地位不稳，又无养老金。故幸而得志，则藉此机会拼命铲地皮，冀铲得一宗养老金。如此吏治，焉得不败坏。”
　　“关系政治”。封建制度的一大特点是“关系政治”。民国继承了这份“遗产”。袁世凯上台，用的都是北洋的人。蒋介石上台，重用黄埔的人。“关系政治”是贪污腐败的根源之一，因为“关系政治”在用人问题上、奖惩问题上都不讲公正。李思桢在《铲除贪污问题》中写道：“由‘关系政治’而致贪污……‘关系政治’是说：以一个飞黄腾达有了地位的人做中心，把一切有关系的人们，以中心的力量，在政治上联结起来，组成一个关系网。俗话说：‘一人得志，万人有势，’‘刘安得道，鸡犬皆仙。’这个网形成了一个力量，在这只言利害，不问是非的政潮中，发展出来，便成了取人不问才的‘关系政治’……贪污之成（风），其可免乎’。”
　　国民党内山头林立。大大小小的宗派，为着扩充势力，就必须化“公”为私，不但把党内关系变成宗派的，而且把国家机构的上下关系变成宗派的。1946年，殷海光的一本供国民党内部参考的书———《中国国民党的危机》写道：“中国国民党犹如一个旧式大家庭。其中的派系犹如大家庭里的各房。各房的中心人物是姑嫂妯娌。姑嫂妯娌妇人之流，往往喜欢将大家庭底财物拿去‘扎私房’。日复一日，为时既久，结果私房固然殷实，而大家庭却空无一物了。”
　　买官卖官。通过买官得到职位的人，特别贪婪，因为他们要借助贪污受贿收回“成本”，并牟取暴利。李思桢在《铲除贪污问题》一书说：“由卖官鬻爵的‘商官制度’而致贪污……民国以来，内乱连年，或由奔走钻营，献奉寿金而作官，或由因缘时会狗苟蝇营而作官，奉之于上，取之于民，‘羊毛出在羊身’、‘一本而获万利’”。
　　官劣（土豪劣绅）勾结。民国无处不在的土豪劣绅为贪污腐败提供了“酵母”。
　　1937年8月24日，李钟汉在给李宗仁的信中，谈到了广西乡镇长与土豪劣绅勾结的情况。广西的一些乡镇长到任不久，就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同流合污。土豪劣绅要拉拢乡镇长，乡镇长要利用土豪劣绅。“现在一般任乡镇长的干训生，道德的修养多属甚劣。据钟汉所见的，其包烟庇赌从中渔利的程度，比之过去一般旧土豪劣绅有过之无不及”。李思桢在《铲除贪污问题》中说：“尚有一最大之潜力，以促成贪污之出现者，盖即土豪劣绅是也。土豪劣绅，熟悉乡情，豪霸一方，养成权势，往往可以左右政府官吏的设施与行动。官吏被派，正绅乡老，自当倚重，但往往与土劣勾结，而致贪污。……二者一旦相遇，即必互为勾结，互为利用”。
　　缺少舆论监督。这里所说的“舆论”，包括新闻舆论和老百姓的议论，还包括官员的弹劾，旧时称作“清议”。没有强有力的舆论监督，有贪心的人会变成贪官，贪官们会有恃无恐。20世纪30年代初，谢瀛洲在《澄清吏治平议》一文中说，近来吏治之所以日趋腐败，原因之一为“社会清议之消灭”。“社会清议”能对贪污行为起到限制作用。稍知自爱的官员，都惧怕舆论之“制裁”，不敢干出过于卑污的事情。“民国以还，清议日渐消灭，一般思想皆以作官为致富之当然途径，对于廉洁自守甘于食贫者，则以愚蠢目之。社会之空气如此，则操守稍为不定之徒，安能不随波逐流，枉法贪赃，以为安富尊荣之地步？”
　　再好方案也无奈治贪用重典，这是民国时代一些人提出的主张。张怒涛在《澄清吏治贯彻法令有效办法》一书中说，以往对一些贪官，该法办的没有法办，多以撤职了事。这样，贪官们谁还害怕法律？“无怪贪污舞弊之盛也”。治贪吏，要用严法。抗战中曾按照军法，“枪决不法要员，人皆震惊，官箴为一振，足见严法治吏可使怀刑警惕”。
　　李思桢持类似观点，他说：要“杀几个像韩复渠（榘）那样的官，使同类者动魄惊心”。韩复榘曾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陆军二级上将、第三集团总司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位高权重，是有名的地方实力派人物。1938年1月24日被处死于武汉。不过他的被杀，并非因为犯贪污罪，而是因为“违抗命令”、“擅自撤退”。李思桢认为，杀几个像韩复榘那样的高官，才足以引起震动。
　　李思桢提出的“贪污三等治罪律”，体现了他的治贪用重典的思想。具体方案是：凡贪污1000元以上，有确实赃证者，处死刑；凡贪污1000元以下，500元以上，有确实赃证者，依其情节轻重，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徒刑；凡贪污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200元以下者处徙刑或科以罚金。他还提出“惩治贪污人员之倍罪法”，即对执法人员职务犯罪的加重处理办法。共两条，其一为：“凡惩办贪污之执法人员，因惩办贪污而有贪污及舞弊之行者，照三等律加倍惩处。”按照李思桢的方案，贪污1000元以上就要处死刑。当时的1000元，算不上多大一笔钱。我们举这样一个例子吧：美国学者费正清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一书中说：1942年，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校长梅贻琦，月薪不足600元。其时“通货膨胀产生令人惊愕的反常现象。一种吉士牌香烟，每包售价10元”。也就是说，1942年的1000元钱，相当于像梅贻琦这样的大学校长一个多月的工资，只能购100包吉士牌香烟。
　　加大监察机关的权力，是民国时代的人谈论较多的话题。谢瀛洲在《澄清吏治平议》一文中谈到了广州国民政府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广州国民政府曾设想通过建立监察制度，澄清吏治，消除腐败，于是设立两广监察分院。“但当时吏治之腐败如故，苞苴（馈赠）之竞进，贿赂之公行如故”。他认为，腐败煞不住的原因在于监察机关权力太小，必须扩大监察院之权限，赋予其弹劾及审判两种职权。监察院不但应有受理行政诉讼之权，而且对于官吏之职务犯罪应有科刑权。也就是监察院既有权撤贪官的职，也有权判贪官的刑。
　　李思桢在《铲除贪污问题》一书中提出的铲除贪污“十大根本原则”，第九条便是加大监察机关的权力。内容是：赋予监察机关以“监督行政，考察官吏，检查会计，注销案卷等特权”。他说：“‘监察院如果没有这几种特权，就是教他告发，他也无从下手’。真的，我们看近年监察院所提出弹劾的贪污案件，除开很少的芝麻大的官吏贪污而外，还有多少达官显宦的案件呢？难道他们是确实‘一尘不染’么？我认为这都是监察院只行使其弹劾权，而没有行使其余几种特权的结果。”
　　有人甚至建议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具体负责惩治贪污腐败问题。张怒涛在《澄清吏治贯彻法令有效办法》一书中提出，要成立吏治督率委员会，分中央、省、地方三级，由省级党政军及民意机关负责人以委员制组织之，以军政法负责人为正副主委。内设督察、检察、审判、考核四处。督察处主管查察官员的贪污舞弊、任用私人、政风腐败、私生活过于奢侈等行为，违法者统交检察处的官员起诉，由审判处的官员予以审判。张怒涛设想建立的吏治督率委员会，具有督察、检察、审判、考核四种权力。
　　在关于如何惩治贪污的讨论中，也提到了建立会计审计制度。何永佶《为中国谋政治改进》一书中说：“‘贪污’譬若蠹虫，甚么好家伙都可以被它蛀坏，譬如白蚁，甚么好房子都可以被它蛀倒。防备蛀虫的方法，第一是盐，第二是盐，第三还是盐。”他所说的“政治上的盐”，就是“良善的会计审计制度”。他说：“考各国之防备贪污方法，莫不斤斤计较于银钱出入之毫厘不差，而欲确定这个‘不差’，则有赖于良善的会计审计制度。这可说是政治的盐，用以防止政治（贪污）的制度。”
　　以上这些设想、建议、方案，有的很有见地，有的虽失之偏颇，仍不无道理。
　　但他们身处民国时代，讨论惩治民国社会的贪污，不免纸上谈兵。纵有再好的方案，也难以真正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