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某文章，说到李自成的两次作风转变。
　　第一次是在进入北京之前。李自成在起义的头十几年中，并没有脱掉一般农民起义领袖的“流寇”作风，其部下奸淫掳掠，焚烧残杀，和官兵不相上下。这个时候，他的部队战斗力也不强，时胜时败，李自成自己都曾在几次惨败时企图自杀。大约在崇祯十三四年间，有一位名叫李信的举人投奔他的麾下，建议李自成“欲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以收天下心。”李自成采纳了李信的建议，从此，在作风上来了一个大的改变。他带领部队“散财赈贫，发粟赈饥”，“剿兵安民”。从此，李自成的军队成为“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不纳粮”，百姓“归者日众”，兵势日益强盛，有如摧枯拉朽的急风暴雨，在短短两年内就收河南、湖北，进关中、攻北京，所向披靡，终于推翻了专制的明王朝。
　　第二次是在进入北京之后。进入北京后的李自成，“便进了皇宫”。正如鲁迅所说：成了屋子的新主人，“大吸剩下的鸦片”。他的大将们整日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有的“忙着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有的“忙的是掠挟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以至当时镇守山海关的明朝降将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也为其占有。这些，他都不闻不问。对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也全不在意，仅仅派了几千兵去山海关，而把其余几十万士兵屯集在京城内享乐。及至吴三桂反叛并带领清兵攻打北京时，他率部“仓皇而去，仓皇而败，仓皇而返”，最后逃离北京，建立不到一个月的大顺朝就这样灭亡了。
　　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李自成算是一个生动的速成版。说实话，对于“大顺王朝”的覆灭，本人并没有切肤之痛。封建王朝的“兴勃亡忽”，从本质上将并无甚大差别。这个王朝百姓是奴才，换个王朝百姓仍然是奴才。可那个想推翻旧皇帝自己做皇帝的人，又要借百姓之力，才能完成他的“资本”的“原始积累”。而所谓的作风转变的实质，奥妙无非也就在这里。
　　事实上，就李自成的内心而言，他是倾向于第一次作风转变前的那种作风的。他的起事，目的本非天下苍生，而是要自己君临天下。所以，即使几次兵败走投无路闹到要自杀，他自己也绝对意识不到要改变作风。“君欲取之，必先与之”这点虽然龌龊却还管用的玄机，李自成自己是怎么也悟不透的。而李信的点拨“欲取天下以人心为本”，其实也道破了李自成的作风转变，无非是为了“取天下”而已。取天下后李自成政权“一班人”的所作所为，也为李自成所喜好的作风及其之所以转变作风的原因，做了盖棺论定。
　　让人感叹的是夹在新旧皇帝之间的“百姓”。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官兵来了，烧杀掳掠百姓，好像百姓成了“匪”；李自成类的“匪”来了，烧杀掳掠的还是百姓，好像百姓又成了“官”。本来已经死了心的，让他们“官”也好“匪”也好的去打吧。可因为李信类举人的点拨，李自成类的“匪”突然变成了“仁义之师”。处于第一次作风转变之后的“匪”比已经达到第二次作风转变后的“官”显然要好一些。处于身份无所归依的百姓，好像觉得是“匪”把自己收留了，禁不住又要幻想起来，说不定让这个“匪”来统治会要好一点呢。那时的老百姓也真好糊弄，竟然相信一个政府可以“不纳粮”，于是就“箪食壶浆”地迎起“闯王”来了。
　　而“百姓”与“天下”是什么关系呢？其实，那个欲“取天下”的人，无非是要取天下的百姓。虽然历代统治者都把天下叫做“江山”，好像看重的是土地，其实不然。因为如果他们真的看重的是土地，那他为什么不去占领无人之地呢？过去人口稀少，无人居住的地方大了去了，取“那样的天下”，可没有取“这样的天下”那么凶险。可要“取天下”的人，是绝对不会去取“那样的天下”的。即使一时栖身“那样的天下”，也一定是暂时安身养精蓄锐，为取“这样的天下”做准备。而百姓呢，无论帮谁，都无非是拼死折腾自己而已。
　　历史反复证明，李自成之类的作风转变是靠不住的。什么靠得住呢？还是毛泽东给黄炎培的那个经典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