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邵阳市城管局长王桂保成为该市干部引咎辞职制度实行以来，第一个被“民意”罢免的职别最高的行政领导。王桂保所主持的城管局在半年前的第一轮民意测评中，综合评分排在了最后，半年过去了，在第二轮测评中，城管局依然排在了倒数第一。于是王局长理所当然地成为新规则下的淘汰者。此前，虽有12位干部被责令辞职或引咎辞职，但级别也就科级(乡镇)而已，虽有一些新闻效应，但震撼力不大。王局长的“下课”，如巨石投湖，在邵阳民众和干部中引起极大的反响，百姓拍手叫好，干部忧心忡忡(详见《潇湘晨报》2004年2月26日)。

　　对一项新的制度，不同位置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站在百姓的角度，你城管局长没把城市管理好，没有让大多数市民满意，该下！站在干部的角度，人家王局长为城市管理“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两次民意测评不好，就给撸了，太冤！

　　根据有关报道，王桂保在其城管局长任上三年，的确做了不少工作，为邵阳城市面貌的改变出了不少力、流了不少汗，至少在干部队伍里，其能力和口碑是得到公认的。如果按以往的考评规则，王桂保不仅无丢官之虞，说不定还会得到表彰嘉奖，甚至提拔重用。而现在新规则的“尺子”一头牵在了百姓手中，尽管王局长“兢兢业业”但坚硬的“民意”，使王桂保不得不接受规则的安排。

　　给新规则里注入实质性的民意，看来是邵阳“新政”的最大特色。真正的“问责”，是必须有民众的广泛参与的。官员之“责”，就是为百姓谋福利，官员是否合格本来就该由百姓评定。正因为以往考核官员的“尺子”在上头，所以才会有层出不穷的虚假政绩工程，才会出现“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这么一些不正常的情况。

　　官员的“去”与“留”让民意作主，是法治社会、民主体制的一种常态。香港原财政司长梁锦松的最终引咎辞职，就凸显了民意的力量。民意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挑战传统、突破传统，直言之，就是对官员的考评须从不找“客观”开始。我认为，邵阳对王桂保的处置的最大看点，就在于不讲“客观”。邵阳的城市布局不合理是事实，城管队伍素质差也是事实，城市管理较以前好也是事实，但这都不应该成为留任的理由。民意测评的结果至少说明，城管与公众的预期有很大的距离，既然如此，就必须尊重民意，让更有能力的官员来承担这一艰苦的重任。

　　“兢兢业业”的王局长没能闯过“民意”的关口，也许对王桂保个人来说是一大损失，甚至还有点儿“不公平”，但对干部队伍思想观念的转变和工作作风的转变，是一个强有力的促进。有了“民意”这根“鞭子”，公仆为谁服务、对谁负责，这么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也许就不再需要时时讲、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