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就最近广受关注的三农问题、国企改制等热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分析路径和思考成果。

　　三农出路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关于三农问题，有人认为除了农民政治权利，最关键的体现就是如何让农民增收。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年农村收入的增加幅度远低于城市，目前农民增收困难的瓶颈在什么地方？

　　林毅夫（以下简称林）：当前所有农村问题的根源在于众多的乡村人口对资源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在于乡村劳动力寻求非农就业而面临的各种障碍。

　　中央自1998年连续几年提出了调整农业结构，这些政策在一些地区和部分产品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针对9亿多农民为仅3亿多城镇人口生产农产品的基本局面，农产品过剩将是难以扭转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用于食品的开支只增加不到4分钱。依靠农产品价格的大幅攀升来提高农民收入已经不会成为常态。

　　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支撑来自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的不断转移。因此，乡镇企业应该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但近年来，受到税收和金融体制两个方面的抑制，乡镇企业增长减缓，成为农民收入增长减缓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当前的税收体制下，县乡政府极难从工商业发展中获得充足的税源，因此地方政府和私人投资者都严重缺乏大力推动中小型工商业发展的积极性。地方政府也缺乏相应的扶持政策，无法降低中小型工商业私人投资的进入“门槛”。

　　最为突出的问题则是融资问题无法解决。乡镇企业在集资或改制过程中进行了股权融资，但企业职工手中的股权无法流动，妨碍了企业进一步融资的能力。债务融资渠道单一，主要来源于国有商业银行，融资信用普遍不足。而且缺乏为中小企业提供咨询和服务的机构，造成投资失败率过高。

　　南：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政策空间有多大？目前的主要政策障碍在哪里？

　　林：在乡镇企业增长速度连年下滑、吸收就业的能力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并形成异地就业、回乡安家或创业的模式，从近中期看，将会是农民增加收入、进行非农创业及进入小城镇的重要基础。支持农民的这种流动就业应该是政府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关注的重点。

　　政府应该扩大对流动人口职业培训的公共财政支出，鼓励私人或非国有机构投资于目前分布极其广泛的农业中专学校、农村职业高中，对流动就业的青年农民进行职业技术的专门培训。目前位于地（市）、县一级的农业中专和职高长期由地方政府负担费用，不仅使政府负担过重，同时也造成学校没有积极性根据市场的需要对专业进行调整，使供给与需求脱节。如果将政府过去的直接财政投入改变为对参与学校建设的私人投资者的补贴，整个局面将会发生重大改变。

　　从近年的经验看，工业化和市场化发展不足是小城镇发展缓慢的主要障碍。比如许多县乡虽然已经放开了对农村居民的户口限制，也建设了很好的街道、楼房，但街道空空如也，商业十分萧条。因此，如何帮助、鼓励和支持回乡农民建设家园和回乡创业是政府需要重点考虑的政策内容。

　　像目前实行的不论工商业规模大小一律收取同样税赋、所有的工商业者必须注册登记并每年交纳各种费用等都是抑制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障碍。目前中央、省及县乡之间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划分留成体制，也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政府发展工商业的积极性。这些政策限制不能消除，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将受到严重制约。

　　国企突围

　　南：您如何看待我国国有企业遇到的困难，改制可以多大程度上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

　　林：对于国有企业屡次改革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原因，人们分析过很多，我认为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是其症结所在。

　　政策性负担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会性负担，比如企业的养老保险、企业冗员等问题。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之前如果没把这一部分剥离出来，哪个企业愿意承担这个负担？一种是战略性负担。我国许多大中型企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在这些行业我们没有比较优势。原来靠国家财政补贴，这些企业还可生存，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随着保护性补贴的逐渐减少，这些企业会亏损，会缺乏竞争能力。

　　企业有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亏损。但情况远不是这么简单，一方面很多企业负责人会利用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把由于吃、拿、占、转移国有资产所产生的亏损都说是政策性亏损要政府负责，一方面政府官员拿的是纳税人的钱补贴国有企业，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使企业很容易以政策性负担为借口，让国家把各种亏损包下来，这就是经济学界常讲的预算软约束。

　　只要有预算软约束存在，任何关于公司治理的改革都不会取得实质性效果。我们可以看看前苏联、东欧，10年前，大批国有企业被简单私有化了，没有解决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问题，10年过去了，政府对已经私有化的企业补贴反而更多了。而且情况更加复杂，企业定性为国有企业的时候，厂长经理不敢把国家给的补贴明目张胆地放到自己口袋里，因为那是贪污；变成私企后，把补贴放到口袋里倒合情合理了。

　　不解决企业的政策性负担问题，民营企业也经营不好，最明显的就是韩国的赶超型大企业集团，在金融危机过后，政府的保护被迫取消，30家大企业集团已经倒了20多家。这也印证了我的一个观点，只要有政策性负担，企业经营的好坏跟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没有必然联系。

　　南：国资委在国企改革中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林：只要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不消除，预算软约束就难于消除，即使把国企推向市场、转让国有股权，事情也不可能解决好。国资委最重要的是用其统一的事权来解决国企的政策性负担问题。过去五龙治水，大家容易相互推诿责任，现在责任明确了，认准的事，干起来就利索得多。

　　政策性负担消除后，国资委管理这些企业会非常容易。新加坡有500多家国有企业，只有3家控股公司管理，每家10多个人，管理起来很简单，就看企业到底赚不赚钱，不赚钱就是企业领导者的责任，该怎么惩罚就怎么惩罚，权、责、利很清楚。

　　中国模式能走多远

　　南：您对中国经济多年的高速增长如何评价，未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能否维持？

　　林：尽管也有很多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有质疑，但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完全有可能保持与过去25年大约相等，即每年8%左右的速度。

　　技术变迁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贡献颇多。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否真正地利用技术差距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点，就在于能不能很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引进外国的技术，推进快速的技术创新。

　　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发展，都比较好地利用了引进新技术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我们在1978年以前是一个封闭经济，很多技术不能够从国外引进，只能自己发明。固然卫星可以发射了，原子弹可以试爆了，但技术更新成本非常高，所以中国在1978年以前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慢，质量也不好。从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开放经济，开始从国外引进新技术，所以中国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

　　南：改革后中国走技术引进的经济发展道路尽管是对的，但这条道路还能不能接着走下去，能走多远呢？

　　林：理论只能告诉我们这条道路的影响是正的还是负的，这个影响的量有多大，这个影响能有多远，我们只能从经验来看。倘若从经验来看，我觉得日本是个很可比较的例子。从许多社会指标来看，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于日本在1960年的时候。日本从1960年开始的高速增长，维持了近30年；到1988年，日本人均收入赶上了美国。

　　我个人当然不敢如此乐观地期望，到2030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能赶上美国。但我相信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加上人民币的币值变化，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不是不可能的。

　　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的挑战

　　南：经济学家在当代社会变革及发展中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林：回顾一下五六十年代主流的发展经济学，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采取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不对的，但是它们的经济发展成功了，那些按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却很差。

　　另一个现象是苏联、东欧和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90年代初整个国际主流经济学术界的看法是苏联和东欧的休克疗法会比较成功，而中国采取的渐进式的双轨制改革是最糟糕的。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被认为采用了最差的方式来改革的中国，经济却取得了持续的增长，这说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有相当大的问题。

　　我们对主流社会思潮的接受不能是无条件的，只有从我国的实际问题出发，能够真正解释我国现象的理论我们才能接受。另一方面，现在有很多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这是给我们从事理论创新的最好机会。

　　南：从您归国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包括您长期以来坚持的观点常和西方经济学主流有一定距离，都表现出一种自信，这种自信似乎不仅是个人性格，还有一种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强烈信心。

　　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大师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到了1930年代以后，领导世界经济学思潮的大师，绝大多数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领导世界经济学思潮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是在世界经济中心工作的当地或是外国学者。

　　我相信中国很可能在21世纪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也就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到那时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贡献就像现在解释美国的经济现象或是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解释英国的经济现象一样，会被认为是对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所以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将会随着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高而逐渐转移到中国来，我们将会迎来世界的经济学大师辈出于中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