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时事评论写作者，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在浏览新闻时邂逅自己曾批评过的现象，因为这意味着批评的声音根本没起到任何作用。
　　地处苏北革命老区经济欠发达的盐城市近日宣布，将在市区升级、新建5座五星级酒店，全市共有近30家新建或改建的饭店正着手进行星级创建工作，此项工程总投资高达十多亿元——这条新闻让笔者感受到了那种批判失效的痛苦。
　　多么熟悉的一条新闻啊！去年7月份江苏省委某次全体会议上，省委书记李源潮曾公开斥责苏北个别穷县刮起“办公楼奢华风”：老百姓生活困难，靠上级转移支付才能保证教师工资，可在一条街就有7栋气派的豪华楼，分别是该县6个部门的办公楼和县委、县政府1.8万平方米的办公大楼；去年3月份，身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河北省沧州市某县，县财政收入每年仅有8000万元，教师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县城却在大兴土木，投起工程来却动辄几亿元，又是文化广场，又是大酒店。
　　针对“欠发达地区大跃进”现象，除了“政绩工程”的解释，笔者当时曾指出：是官员在制造腐败机会。如果没有大的工程，欠发达地区的官员就会缺乏腐败机会——财政上就那么一点钱，贪一分一厘也会很容易被发现，有贪心而无钱可贪，即缺乏腐败机会。为什么说上了工程就有腐败机会了呢？因为工程汇聚了大批资金，无论是从银行借的钱，还是从当地企业收的钱，还是挪用的其他专项资金，反正钱集中起来了，有了大笔可支配的钱才会有不易被发现的腐败的机会。
　　溯源和解释不是笔者本文想谈的重点，笔者最想弄清楚的是：为什么经省委书记批评过，经媒体曝光后，经专家否决后，经舆论批评后，经实践证明是大错特错后，这样的公共政策依然能不断出台？恐怕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社会在改革的推进实践中，缺乏一个把“地方失误教训”上升为对全局有普遍训诫作用的制度过程。
　　我们走的是一条前人未走过的路，摸索前进中“试错”是不可避免的，但“试”过的“错”却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即通过对“试过的错”进行总结，上升到对其他地区政策的选择具有指导和约束功能的总体性制度中。
　　欠发达地区的领导看到发达地区有豪华的五星级酒店、多功能的文化广场和宽敞的交通环线，然后想当然地以为有了这些硬件经济腾飞就能指日可待，进而把“大跃进”思想体现在决策中——不错，最先犯这种决策错误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但如果经实践证明这只是一种愚蠢的空想后，其他欠发达地区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样的错误，问题就很大了：省委书记批评了不准建豪华办公楼，咱就办五星级酒店；如果不准办五星级酒店了，咱就搞文化广场；你江苏的被批评了，我河北、山东、甘肃的照样可以把“错”试下去——“错”是个无底洞啊！
　　除了“欠发达地区建五星级酒店”这样的负面新闻不断见诸报端外，许多类似的问题都存在着试过的“错”一错再错的现象。所以，对“试过的错”进行经常性清理，并上升为对全局有训诫意义的政策，这个制度过程至关重要。
　　如此，我这个时事评论写作者，也就没有必要承受那种经常邂逅“熟新闻”的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