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而古老的印度，正以信息科技扭转世人的眼光。明亮宽阔的软件园区里，40万专业人才用一道道程序写出令全球刮目相看的科技竞争力。蓬勃发展的软件业，正带领印度走出贫穷，找回失落的骄傲。

　　苏醒的巨象

　　没有人能忽略印度崛起的步伐。美国《商业周刊》形容印度是“苏醒的巨象”。从1991年开始，印度软件产业每年以50％的速度增长，去年总产值达到83亿美元。预计到2008年，印度软件产业将达到500亿美元的规模。
　　在世界分工体系里，印度的角色也逐步确立。《财富》杂志全球1000家大企业中，有266家外包软件到印度去。印度商业部计划在两年后，将这个数字提高到400家。除了数字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软件产业在品质上的实力。
　　为衡量软件公司发展软件程序的成熟度，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建立了一套“SEL-CMM指标”。截至目前，全球只有37家公司达到指标中最高的第五等级，其中有20家位于印度。
　　因为软件公司众多，“印度硅谷”———南方大城市班加罗尔与新兴都市海德拉巴，顿时成为吸引全球资金争夺软件人才的焦点。微软、思科、IBM等领先企业相继在印度设立研发基地。过去3年，进入印度的资金估计超过10亿美元；未来3年，预估将有100亿美元涌入印度。
　　目前，印度软件产业出口额已占国家总出口额的1/10。软件成为印度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利器。印度软件协会主席米塔说：“IT两个字，既是IndiaToday（今日印度），也是IndiaTomorrow（明日印度）。”

　　预见软件优势

　　印度软件产业的历史，最早可以回溯到50年代。当时，外商如IBM与英国国际电脑公司主导整个印度信息产业。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78年，印度政府要求外国公司持股降至4成，IBM愤而全面撤出。
　　1984年，拉吉夫·甘地上台。他热衷科技，被称为“计算机总理”。印度开始政策大转向，计划性地踏上IT产业之路。
　　选择软件，对印度有不得已的成分。印度第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信息系统公司亚太区助理总裁狄斯分析，发展硬件需要基础建设与大量资金，印度没有这些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尽管当时硬件仍是驱动科技进步的主力，印度却出现一批产业精英，预见软件潜力，积极游说政府，建立有利软件发展的环境。
　　今年75岁、说话简洁的科利，就是早期代表人物。他首先把软件概念带进印度，被誉为印度“软件教父”。科利回忆，开发软件需要设备，当时最困难的工作就是游说政府，解除电脑硬件进口管制。
　　印度软件协会主席米塔则是年轻一代的领袖。他一个月有16天在路上旅行，四处奔走。印度软件协会目前有800个会员，是印度软件产业最具影响力的机构之一。
　　1991年，印度软件协会因为首先为软件业争取到租税优惠而一举成名。米塔说，他锲而不舍尝试16次，才得到与财政部长会面半小时的机会，说服他提供给软件业一年所得免税权。1994年起，印度软件协会开始大力在印度推动反盗版条款。7年间，印度软件盗版比率降低30％。这不仅使印度免于当年美国301条款的制裁，更大幅提高外国企业投资设点的意愿。
　　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加上政府官员意识觉醒，印度由上到下倾国家之力扶植软件产业。政策成为印度软件业向前冲刺的引擎。大体来说，印度的做法涵盖产业与教育两个方面。
　　因为国内硬件不发达，印度发展软件用的是百分之百的外销策略。外销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印度软件公司外派工程师，驻扎在国外客户处完成专案，称为“到府服务”；另一种则更进一步，软件程序在印度开发完毕，再传送到客户端测试、安装。这两种形态业务，目前合计占印度软件产值的92％（分别占57％和35％）。
　　换句话说，印度有品牌的套装软件所占比例很低。所以也有人称印度软件业的模式为“软件代工”。表面上看，印度有大量便宜的人力，所以吸引欧美国家外包软件到印度。但印度政府与企业全力迎向商机，更加速了这股潮流。
　　在全印度，有18个软件科学园区，区内企业超过5500家。孟买软件科学园区局长指出，他的辖区内有800家软件公司，1998年以前只有44家。现在，他每个月平均会收到20件申请函。
　　园区里，有24小时服务柜台、卫星天线与网络设备，基础建设与园外有天壤之别。不仅如此，政府更提供区内企业进口关税完全减免、10年所得税免税、作业单一窗口等优惠。企业的义务，除了缴纳园区管理费，就是达到一定外销额度。以海德拉巴软件园区为例，企业必须满足最低年外销额5万美元。
　　印度与美国时差正好12小时，运用通讯设备，这里于是产生著名的“日不落经济”。每天晚上，印度公司把工作成果传给欧美客户，对方测试评估后，隔天早上传回。作业环环相扣，形成全天候接力。
　　去年，全印度软件园区的出口值增长68％。有成功经验在前，未来两年印度计划继续兴建28个软件科学园区。

　　追求高品质

　　外销导向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印度特别重视严谨的软件开发程序与品质控制，以便取得国际客户信任。
　　不但企业自己重视，印度政府也有系统地鼓励企业。政府不但与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合作，建立如SEI-CMM的指标评鉴，IT产业部更实际负起考核品质、测试软件的责任。这些指标严格要求软件的交件程序、品质。企业也通过取得认证，充实管理基础。在印度，排在前几名的软件公司，如信息系统公司，员工动辄数千人。
　　在印度，软件业是年轻人的第一志愿。去年底，印度已经有41万人投身软件业。丰厚的人力资源，使政策奖励点起的火花足以燎原。

　　成为全球化企业

　　印度因为承接外包软件而崛起，现在也面临硬件产业遇到的瓶颈：技术很强，但没有直接面对市场的行销能力。同时，如何不断提升附加价值，也直接影响产业未来发展。因此，努力“向上升级”成为印度软件业最热门的议题。
　　虽然从软件代工起家，但是愈来愈多印度软件公司不甘于只撰写程序。它们都试图涉足更上一层的企业e化建设、IT策略咨询。它们的优势在于长期提供给客户技术支援，了解行业特性、流程。例如信息系统公司，就将IT策略咨询独立出新事业单位，目前有70个咨询专家，结合管理知识，赋予技术更高价值。这意味核心能力需要转换，同时也潜藏未来可能与现有客户竞争的难题。但“那是我们唯一能走的路”，信息系统公司亚太区助理总裁狄斯说。
　　走出印度，成为全球化企业，是另一股趋势。维普罗公司董事长毫不讳言，他们正计划通过收购加快扩张与国际化。他说：“寻找好的目标，特别是美国公司。” 

　　印度硅谷 双城争艳

　　从孟买搭两小时飞机到印度南方大城市班加罗尔，就穿越历史来到了明日印度。
　　班加罗尔被誉为“印度硅谷”，密密麻麻聚集了900多家软件公司。班加罗尔不仅被美国《新闻周刊》选入全球十大科技都市，也跃登美国《商业周刊》世界十大热门重镇。这里是印度人才、资金争逐最炽烈的战场。据估计，过去3年进入班加罗尔的资金超过3亿美元；未来3年，还会流进至少5亿美元。这些资金将创造两三万个新工作机会。
　　全球企业纷纷大张旗鼓进驻。IBM斥资1亿美元设置实验室，研究“深蓝”超级电脑开发；思科则宣布2亿美元扩张计划，长期目标要招募5000名工程师；麻省理工学院未来将投入10亿美元的亚洲媒体实验室，更可能在班加罗尔落脚。
　　在班加罗尔放眼望去，尽是高科技公司的店牌。为什么它能脱胎换骨，成为印度逼近世界的尖峰？
　　班加罗尔的发展最早可以回溯到1985年，那年德州仪器在此设厂。德州仪器看重的正是班加罗尔丰富的人力资源。
　　在班加罗尔周围有10所综合大学、70家技术学院，每年产出1.8万名电脑工程师，成为班加罗尔最珍贵的资产。政府的全力支持，更使该市如虎添翼，企业趋之若鹜。
　　卡纳塔克邦（班加罗尔市所在邦）资讯科技办公室秘书长库尔卡尼笑着说，他的职称、办公室都是全新的。两年前，卡纳塔克邦政府特别增设这个机构，推动资讯产业。纳斯达克印度分公司就在他办公室的隔壁。
　　库尔卡尼是机械工程师，他认为班加罗尔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有人力资源但缺乏资金。所以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结合企业力量共同发展。
　　班加罗尔有全印度最大的软件科学园区就是一例，这个园区耗资60亿卢比，由卡纳塔克邦政府、印度塔塔集团与来自新加坡的资金合资建成。邦政府只占20％股份，其它两者各占40％。在园区里，光纤网络、创业育成中心甚至健身房等设施一应俱全。94家公司进驻后，园区已经客满，目前正规划第二阶段工程。
　　从软件出发，库尔卡尼更进一步看到班加罗尔的远景。今年2月，班加罗尔完成第一份生物技术产业蓝图。库尔卡尼指出，班加罗尔将比较先前模式，由政府出资50％，邀请企业入股共同建设生物技术园区。
　　未来，班加罗尔着重发展结合生物科技与资讯运算的“生物资讯学”。“5年后，你们会为了生物技术重访班加罗尔”，库尔卡尼对记者笑言。
　　班加罗尔的成功经验，大大鼓舞了印度其它都市。位居班加罗尔北边的海德拉巴，近年来就急起直追。特别是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造访后，舍班加罗尔而选海德拉巴设微软研发中心，顿时使这个5年前还十分贫穷的都市声名大噪。如同班加罗尔一样，海德拉巴也有年轻官僚和富有朝气的政府，视资讯科技为通往明日世界唯一的路径。
　　安得拉邦（海德拉巴所在邦）首席部长奈杜曾访问香港，还当选去年《电脑世界杂志》年度风云人物。他上任7年来，致力于改善基础建设。连世界银行代表都对他的计划印象深刻，提供5.6亿美元贷款。
　　觊觎印度的人力资源，全球企业竞相在班加罗尔与海德拉巴设点。这两个城市也借机奋力脱胎换骨。

　　维普罗：软件业标杆

　　今年2月，《商业旗帜》杂志刚出炉的标杆企业排名，第一名是软件公司维普罗。得奖理由是“连续7年无懈可击的成长，引领产业前行”。7年来，即使遭逢景气低迷，维普罗仍年年保持约50％的成长，去年更提高到75％，傲视所有大型软件公司。
　　去年初股市最盛时，维普罗的董事长普伦姆吉成为全世界第二富豪，财富仅次于比尔·盖茨。
　　就像微软在西雅图拥有一大块园区，维普罗在班加罗尔也有一片世外桃源。高尔夫球场、游泳池、网球场，一栋栋线条圆润流畅的回式建筑，令人心胸为之荡漾。
　　维普罗是印度第二大软件公司，仅次于历史最悠久的TCS。但维普罗有一项纪录，却是任何软件公司难以企及的。全世界软件公司超过8万家，素质不一，美国资讯工程学龙头卡内基—梅隆大学将软件能力成熟度分为五级（SEI-CMM标准）。全世界第一个达到最高级第五级的就是维普罗。这意味着维普罗已将软件开发的流程管理做到极致。
　　维普罗公司副总裁高希指出：“写软件并非天马行空的‘个体户’工作，只要透过精确的流程管理，软件开发是非常系统化、具生产力的。”
　　从和客户沟通需求、理清规格、确定流程，到每周的进度，维普罗将所有细节细腻地文件化。高希说：“刚开始非常辛苦，因为我们光班加罗尔就有13个据点，所有据点要同步文件化，还要让所有员工学习流程管理。”然而文件化之后，案子的进度、品质、成本被精确掌握，出货时间较过去缩短50％，错误也变少。新科技瞬息万变，产品周期大幅缩短。“过去争取客户比品质，现在我们还保证效率，”维普罗总裁如是说。
　　维普罗今日是印度软件翘楚。但很有趣的是，它竟是以制造植物油、婴儿皂起家，80年代转型为电脑硬件公司，90年代再度转型，以软件为核心。
　　第一次是借维普罗的品牌资产，打开印度电脑制造的处女地。但印度市场开放后，硬件获利转趋困难。这让维普罗从此有强烈的危机意识：软件也一样可能面临竞争者低价进入市场、削减获利。所以，“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维普罗的策略是锁定科技领先的客户（如思科），为它们研发软件，借此抓紧科技的趋势，做技术提升。因为紧扣科技脉动，维普罗是印度软件公司中最早投资在通讯及电子商务研发的一家。
　　最近，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合资的3G技术公司Symbian，授权软件平台由维普罗研发，引起印度软件界震动。
　　在印度独立那年成立的维普罗，已迈入第54个年头，虽然历久弥新，但挑战也接踵而至，冲击这家老公司。去年，网络产业正热时，维普罗流失了大批人力投身网络公司。维普罗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吸引更多人才进来。
　　SEI-CMM之后，维普罗全力朝人才能力成熟度指标（PCMM）前进。在PCMM的层层引导下，维普罗正积极提升“吸引、培育、激励、留住人才”四大能力，有组织有纪律地发展人力资源。如同过去让客户对他们有信心，维普罗也要让员工快乐、有信心地工作。毕竟再多的客户、再完美的流程也要有好的人才去执行。 

　　打造百万软件人才 

　　美国有1/3的软件工程师是印度人。25万印度人深入硅谷，已不是新闻。有七成人口是文盲的印度，却是全球软件人才的培育重镇。贫穷的印度，凭什么培养出全球炙手可热的软件工程师？
　　答案是教育。独特的教育方式，让印度成为软件人才的摇篮。

　　没有选择题的童年

　　问印度工程师为什么他们软件强，第一个答案一定是：“我们数学好。”数学从定义、定理推演，一步步把题目解出来，与写软件需要的分析和逻辑能力一致。印度教育首重数学。从古印度到现代，数学是印度人逻辑思考的原动力，和印度的宗教哲学思想同等珍贵。
　　观察印度的教育，他们对逻辑思考的培养，有一套独特的理念。从中学开始，考试就很少选择题。那怎么考？譬如，考甘地的不合作运动，“请分析这个运动的原因、过程、影响及对印度的意义”。老师评分，是看学生如何运用史实，分析、推论是否合理。
　　海德拉巴资讯科技学院院长拉曼解释：“我们希望学生多做完整的思考。”

　　说出竞争力

　　一般而言，工程师多“沉默寡言、多做少说”，印度工程师却可以侃侃而谈。而且不得不承认，他们言之有物，条理分明。这竟也是软件教育的一部分。
　　印度工程学院多半有一门课：沟通技巧。通过一次次公开演讲，学生渐渐学会如何清楚表达意见，如何快速切入重点，更重要的是，态度要落落大方。
　　软件公司Snowbit的阿加渥指出：“这是维系客户的关键能力之一。你要能沟通，才能弄清客户的需求；你要有信心，客户才会对你有信心。”
　　印度软件产业风生水起近 10年，产业日臻成熟，软件公司水准也趋于一致。这时候要抢国外大客户，比的就是“人”的竞争力。
　　业界的竞争既激烈又现实，这种氛围，也早已渗入校园。
　　美国《商业周刊》曾报道过印度最顶尖的孟买科技学院“最恐怖的教授”。他给全班最高分者 A，第二高分者 B，剩下的全部是 C、 D、 E。教授告诉学生：“今日我用这样的方式磨炼你们，就是要你们未来遇到竞争者，绝不可被比下去。”
　　高度竞争压力下，学生们个个想脱颖而出，夜夜挑灯苦读。为什么愿意长期在高压下苦读？“为了钱，”一个学生直截了当地说。在印度，一个软件工程师的薪水，是平均国民所得的 10倍以上。功课好的，可以进知名大公司，薪水更翻升三四倍。
　　在这种“天将降大任”式的培育下，学生进入职场多半可以立刻上线。

　　学校产业一家亲

　　印度软件教育还有一项特色，就是与产业互动非常密切，学生与新技术的发展完全不脱节。这也是硅谷特别偏爱印度工程师的原因之一。
　　学生和产业互动有多密切？可以从海德拉巴信息科技学院学生雷地的学校生活中看出来。
　　雷地今年上大三，这学期修的课中有三门是“业界老师”开的： IBM开的“电子商务最新应用”、甲骨文开的“资料库软件”及摩托罗拉开的“通讯软件”。全部是各公司的拿手领域，教的也是最新的技术发展。
　　系上27位老师中，有 16位是业界老师（在业界工作的博士），比“正规教授”还多。
　　雷地另外选修了一门“网络架构”。这门课很特殊，是学长们向学校建议开设的。“欢迎学生告诉我们他们想学什么，有求知欲才会有进步。”院长拉曼微笑着说。拉曼认为，学校的责任是创造一个环境，让学生对科技有充分地接触，才会激发强烈的渴望，探究科技最新发展。
　　而学校的策略，就是运用业界的力量，欢迎业界设立校园实验室， 24小时开放给学生。
　　密切的互动下，学生、学校、业界串起一个共存共荣的循环体系。业界提供丰富的资源，学校搭桥运输养分，学生尽情吸收。学生毕业后投身业界，把当年吸收的养分回馈产业。

　　产业导向的隐忧

　　与产业密切互动，固然创造了今天印度软件人才的优势，但也埋下了隐忧。
　　"产业看三年，学校看十年”，这是技术研发的普遍共识。印度德里科技学院资讯系主任库玛一针见血地指出：“太过产业导向的学校课程，长久下来，学校的研究会丧失前瞻性。”
　　然而，综观印度政府的科技教育政策，却是大力扶持“产业导向”的资讯科科技学院成立，提供土地、资金，协助募款，无一不是倾全力支持。去年开始，印度政府喊出“ 2008年，百万软件人才”的口号（目前软件人才有 41万），产业界与学术界已动了起来，朝目标积极迈进。
　　但同时印度却有 70％的文盲，完全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印度政府知道，在短期之内翻转印度，从贫变富，由文盲变文明，是不可能的。他们希望凭借金字塔顶端 2％人口的力量，带动下面 98％的平民。可不可行，就待时间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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