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质量的改善滞后于生活水平 

    记者：如何理解生活质量？我看到一个关于生活质量的调查，全球生活质量最好的城市大部分在欧洲，这个生活质量涵盖的好像和我们通常理解的不太一样。

    唐钧：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不是同一个概念，它的涵义是比较深层次的。生活水平可以用很多数字去衡量它，比如收入多少，消费多少，吃多少，穿多少，基本上是收入和消费两大块。但是生活质量是一种比较深层次的东西，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的人钱多了，但是并不觉得生活的特好。他们虽然钱很多，生活水平上没问题，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满意，总觉得少一些什么东西。所以生活质量常常用人的满意度这样一个心理测量的指标来表示，实际上它跟社会心理的关系更加密切。

    记者：国际上通用的衡量生活质量的方法或者标准是什么？

    唐钧：生活质量的标准一般是用对生活的满意度来测量，用社会心理学的测量方法，叫态度量表，就是通常用的“最好”、“好”、“比较好”、“一般”、“比较不好”、“不好”、“很不好”等测量指标，以此获得数据再来做分析。

    记者：生活水平有什么量化标准吗？ 

    唐钧：有。常用的是恩格尔系数。德国的统计学家恩格尔一开始研究的是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吃、穿、日常用品等，这些消费占整个消费的比例。他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生活必需品支出占的比例越大，其他“非生活必需品”支出就越小，那么就说明这个人越贫困。后来，美国的奥珊斯基用更稳定的食品消费取代了生活必需品的概念，食品消费占整个消费的比例越大就越贫困。现在一般认为，恩格尔系数60%以上是贫困，60％~50%属于温饱，50％~40%属于小康，40%以下属于富裕了，恩格尔系数越小越富裕。

    记者：我看了一个国外咨询公司做的调查，表示生活质量主要差距在于生活的基本舒适度、卫生和环境，这是生活条件的范畴。但你提到了社会心理，社会心理可能导致对生活质量有不同的认同。报道里提到，据研究，客观条件对主观满意度的解释力只有17%左右。

    唐钧：我总觉得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的问题。我看到一个故事，一个中国小孩和一个美国小孩交朋友，中国小孩就问美国小孩，你的理想是什么？美国小孩说我长大要到酒吧里去当调酒师，调出各种各样好喝的酒来。美国小孩问中国小孩，你的理想是什么？中国小孩说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那个美国小孩为了实现他的理想，已经在用一些酒做他的实验了。中国小孩觉得很茫然，他说我要当科学家，但是我的具体目标到底是什么我却不知道，家长也只是一味地要我读书。两个人交往中文化的差异就表现出来了。

    中国人以前被压抑的积极性现在迸发出来了，又有各种各样的物质引诱在刺激他们，所以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中国人应该能够创造出奇迹来。但是，从负面来讲，中国人的心态还是过于浮躁，这种心态浮躁会影响很多方面，实际上也会使生活的质量下降。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条件得到了非常大的飞跃，但从你的说法看，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并不是成正比的。

    唐钧：对，生活质量的改善常常是滞后的。就是生活条件上去了，生活质量可能要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回味过来，最后把生活建立在一种比较可行的、不是架空的目标上，人的心就会踏实一点，会更真实地去追求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生活质量提高的关键就是要更真实地去生活。据零点调查显示，现在老百姓已经把“舒畅的心情、惬意的生活”放在第一位了。

    我们现在生活水平差距很大，有的人层次很高，有的人还在较低的层次上，但是实际上在各个层次上，人们都能够根据自己本身的生活条件去享受生活。

    记者：就生活质量来说，是不是在社会上，个人素质高的生活质量就高？我看相关的调查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他对生活的满意度就会高一点。

    唐钧：纯粹从个人生活来讲，是这样。年轻一点的，受教育程度高的，收入高而且负担比较小的，对自己可以看得着的前景和发展好像有把握一点的，像这类人他的满意度是比较大的，幸福感是比较强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的老年人中，有一部分人文化程度不高，收入也不高，但相对来讲他们的负担也不是很大，欲望也不是很高，这一部分人对生活的满意度也还是可以的。

    ■真正达到稳定的中高收入阶层水平的人还不多

    记者：美国有一种说法，说一个人如果挣两万美金，但他身边的人挣得都比他低，他就会感觉自己是个快乐的人；如果他一年挣六万美金，而他身边的人都挣十万美金，他就不会快乐。这是不是意味着阶层的分化？

    唐钧：阶层的分化是一个过程，它并不完全由挣钱多少来决定，真正形成社会阶层还要有阶层意识。比如中高收入阶层，他们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在小康以上，而且他们的发展前景他们都可以看得见并且有把握，他们就希望能够平平稳稳过下去。由此，他们会产生一种社会责任感，他们要管社会上的事，对各种问题愿意发表自己的意见。发达国家从四五十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发展目标与中高收入阶层的要求比较契合，他们文化水平高，舆论力量很强，他们的思想意识成为社会上的主流意识。但到70年代石油危机以后，出现了经济滞胀等等问题，后现代主义也出现了。后现代更强调个性化，个人化。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长大的这一代人就比较缺少社会责任感，所以现在发达国家常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中高收入阶层会不会垮掉。我们现在的青年人很愿意做“中产”，主要是“白领”，他们从数量上来讲还不是很多。有研究表明：中高收入阶层在整个人群中，大概占了不到3%。 

    记者：我们对中高收入阶层有没有明确的界定？ 

    唐钧：有一个大致的说法吧。中高收入阶层大致包括个体工商户、公司里的白领、企业的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一些从国有企业分化出来的老板，或者私营企业主或者“准私营企业主”。但是现在从中国来看，刚刚迈入小康门槛的还是大多数，真正达到稳定的中产水平的人还是不多。

    记者：也许是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造成了不断升级的消费主义？如从早期的自行车、手表到现在的“靓车”、“豪宅”等等。

    唐钧：这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现在整个市场有一种消费主义的倾向，不是自然地根据需要去消费，而是由资本和“知本”在诱导你进行更高的消费，不断地升级换代。

    记者：曾经有一本书非常流行，叫《格调》，主要讲中高收入阶层在物质追求上的外在表现，但它的流行似乎也意味着生活质量在提高，至少小农经济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心理诉求。

    唐钧：这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至少是从追求单纯的物质享受“升级”到追求精神享受。

    ■中国实施了“伟大的扶贫运动”

    记者：我们再说说处境不利的人口，他们的生活质量怎么样？

    唐钧：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比如“两个确保”、最低生活质量保障制度的实施，应该说处境不利的人口最起码的生活水平还是有了保证。但是，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可能与我们十几二十年前的一般水平差不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相对落后二十年了。

    记者：是不是生活质量还包括要体现进步，与时俱进？

    唐钧：基本上解决了吃、穿、日常用品等最基本的问题。但是他们现在在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方面还是有欠缺。同时，在权利维护方面他们是弱者，政策规定他们可以得到的东西他们常常得不到，在就业上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等等。第三，他们在能力上也是弱者，而且现在还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去提高它。最后，还有信息上的不对称，关于政策的信息，关于大环境的信息，他们得不到或者得到的很晚。这样，跟一般人相比，他们可能会吃亏。

    记者：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有没有什么办法？

    唐钧：我们在大连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成立“社区公共服务社”。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给社区提供公共服务，社区里的邻居对他们看法也改变了，他们在社区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并且通过“以工代赈” 可以增加一点收入。同时，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使这些人走出了“自我排斥”。原来他们下岗失业以后，觉得挺丢面子的，就自我封闭，不愿见人。现在大家聚到一起，因为处境都差不多，所以能谈得来。再给他们做一些宣传教育工作，他们比以前开朗多了，关键是恢复他们生活的信心。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其实，各个层次上的人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相对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有差距，生活水平有高低，这种现象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各个层次的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更好的生活质量。

    记者：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您觉得比较好的生活质量应该包含哪些因素？

    唐钧：“好的生活质量”是不是可以这样来阐述：第一，他应该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这就需要整个社会给他机会，政府要给政策，社会上要给帮助；第二，他应该在他目前的经济收入水平上去尽量好的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不要盲目地去追求一些不太实际的目标，尤其不要跟人家攀比，“人比人，气死人”，自己过好了就行了；第三，要努力地不断提高自己本身的素质；第四，要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现状。

    但是，生活质量毕竟是以生活水平为基础的，但这一要靠经济的增长，二要靠公平的分配，光有经济的增长没有公平的分配也还是不行。这就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努力了。

    记者：我们现在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生活质量跟西方发达国家生活质量差别主要在哪里？是体现在生活条件上吗？

    唐钧：其实生活条件我看也差别不大。以前在发达国家眼里，“中国人”就等于“穷人”，甚至被“妖魔化”，成为“很可怕的会做坏事的穷人”。现在这种形象改变了，中国人也有钱了。拿旅游来说，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到欧美旅游的“黄皮肤、黑眼睛”，大多是日本人，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大多是台湾人和香港人，而现在大多是中国内地的人了。这说明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也开始追求一种惬意的、舒适的生活。

    记者：我注意到这几年关于“脑体倒挂”的议论比较少了。现在随着社会发展，收入差距是不是逐渐在合理化？

    唐钧：脑体倒挂现在基本上扭转过来了。现在中国的问题是最低的收入标准还太低。中国也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但是这个劳动力市场一开始是由出来打工的农民工造成的，后来下岗失业的工人就得去适应这样的低价位的市场，所以他们现在很难找工作。

    记者：中国政府在消灭贫困方面有哪些作为和成就？

    唐钧：一个最大的成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有2.5亿的农村贫困人口，到上个世纪末已经降低到3000万。而且贫困的标准是一直在变化的，刚开始的贫困标准是年收入200元，到上个世纪末的时候收入标准已经提高到625元。联合国有关组织称它为“伟大的扶贫运动”。第二个成就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城市贫困的问题，到今年为止，我们第一步用最低生活保障使1500万到1800万的贫困人口都得到了最起码的生活保障。

     作者简历

    唐钧，1996年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学系，获硕士学位，目前仍在攻读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从1986年开始从事应用社会科学研究，共做了20多个相关课题，其中包括国家重点课题和民政部重点课题9个；发表和出版论著近200万字，译著约8万字。

    张时飞，社会福利博士。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近年来在《香港社会工作学报》、《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目前正从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课题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