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转型对民族精神提出挑战

　　哲学是民族精神的承载者、传播者和定位者，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对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的精神响应，是一个民族的活的灵魂，是民族历史的结晶，是民族性格的支柱，是民族传统的精华。社会在发展，生活在变化。在风云莫测、杂沓纷纭的时代变化背后，更为深刻的变化还是人类精神的嬗变。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可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古代传统精神、现代革命精神和正在崛起与形成过程中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代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的古代传统精神的标志，是儒家思想。对儒家思想的核心和特征虽有多种表述，但概括起来，大致体现为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的宇宙精神，天下一家的群体主义的社会精神，以德为本的伦理主义的人格精神。古代传统的民族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的农业社会的发展要求。在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了以家族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从而体现为自然主义、群体主义与伦理主义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从心理上感召、凝聚了生活在中国疆域内的各民族，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和中华一体的大一统文化，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随着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瓦解与现代工业社会的崛起，这种古代传统精神日渐衰落，显示出它的保守与僵化。作为对现代工业社会来临的响应，五四运动结束了古代传统精神的一统天下。沿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精神，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自主精神，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团结友爱、公而忘私的集体主义精神。这种现代革命精神唤起了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了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告别20世纪走向21世纪，中国社会自身正经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多重跨越式的历史挑战。对中华民族来说，现代市场经济与信息社会都是新鲜而又陌生的。例如，传统精神重义轻利，而市场经济却要求义利兼顾；传统精神重视家族群体，而市场经济却要求个人自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传统精神重视朴素节俭，而市场经济却要求鼓励消费。再如，传统精神重视个人的身体力行，而信息社会的来临却使社会交往与实践活动间接化、媒介化了；传统精神重视人的活动的物质因素，而信息社会通过高科技的发展，大大加强了精神创造、科学真理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传统精神重视神圣、高尚和永恒的价值，而信息社会造就的大众文化却用商业性、娱乐性、流行性把上述一切淡化，甚至淹没掉了。

　　从全球发展的角度看，经济的全球化与信息的网络化已酝酿一场文化大融合与大冲击的风暴。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正趁全球化与信息化之机大举涌入我国的精神天空。从麦当劳、可口可乐、口香糖的泛滥，到好莱坞大片与 N BA明星风靡一时；从报刊文字中越来越多地夹用外语，到网络信息满天飞；从绿色和平运动、女权主义，到弗洛伊德、萨特和后现代主义。对当代中国人来说，全球化和信息化，更多的意味着别人用他们的信息来“化”我们。面对日益猛烈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他们的”文化离现代生活是那么近，那么有诱惑力，而“我们的”传统精神却又离现代生活有点远。

　　这一切促使我们不得不去读亨廷顿和萨伊德。亨廷顿认为，21世纪的主要社会冲突将是文明的冲突，特别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萨伊德那里被表述为西方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冲突。

　　因此，如何面对全球化、信息化引发的文化冲突，按照市场经济与信息社会提出的新要求，探索面向21世纪的民族精神，就成为摆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前的艰巨使命。

　　2、民族精神面临文化冲突

　　探索面向21世纪的民族精神，应该首先从当代中国的文化现实出发。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当代中国文化早已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四种文化相互融合、碰撞、冲突的矛盾体。这一矛盾体由古代传统文化、现代革命文化、外来文化、新生文化四大板块构成。古代传统文化主要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生活习俗、文化心理与意识形态，特别是道德领域。现代革命文化主要影响着政治生活领域与意识形态。外来文化渗透在各个领域，特别是日常生活、科技、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新生文化则主要表现在科技文化、信息文化和大众文化之中。

　　从年龄结构看，古代传统文化与现代革命文化在中老年群体中占主导地位，而外来文化与新生文化则对中青年、青少年产生着越来越强烈的吸引力和影响。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部分兼容，又部分不兼容；外来文化与新生文化大部分兼容，亦不完全兼容，但与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往往冲突大于兼容。于是，每一代人都受到来自不同方向和性质、时代的文化影响。在互相矛盾、冲突的价值观陷阱中徘徊。于是，信念的迷惘与代际冲突便应运而生了。这正如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所说：“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之中，年轻人和老年人———青少年和所有比他们年长的人———隔着一条深沟在互相望着。”

　　信念的迷惘表现为成克杰、胡长清之流的疯狂腐败，张君之类的猖狂犯罪，拜金主义的肆虐，假冒伪劣的横行，以及现代迷信的一时猖獗。这一切可以概括为哲学的混乱，世界观的迷惘，人生观的扭曲，方法论的糊涂。隔沟相望的结果同样是哲学的断裂。现代哲学断裂为三大冲突。在人的精神与物质的矛盾面前，表现为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在人与人的矛盾面前，表现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冲突。在个人的人生抉择面前，表现为英雄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的冲突。对一些人来说，有理想吧，太空。那么，要功利吧，可又太俗。要集体吧，有点束缚自己。要个人吧，往往陷入丛林法则———人与人等于狼和狼。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精神太多了，人要挨饿。可今天的事实同样告诉我们，太没精神了，人又无所适从。最深层的断裂是哲学的断裂，而哲学家们在干什么？

　　3、哲学的生命在于创新

　　文化的断裂煎熬人的灵魂。人的心灵拯救方法是哲学。美国著名哲学家詹姆斯说得好，“哲学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它虽然不烤面包，但作为道德的力量，却决定一个人努力的方向和意义。”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四种文化板块的撞击中努力建立桥梁和链条，弥合文化断裂，逐渐形成包容多样的统一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因此，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过程中，有两种倾向应注意避免。一种是教条主义倾向，无视社会变革，无视当代民族精神面临重大发展的事实，无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习惯于“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把一切理论调整和创新、突破都视为离经叛道。其结果是“太阳下面没有新事物”。

　　另一种倾向是一味引进，而不嫁接，简单地把当代中国民族精神判定为与西方文化相同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值得重视和研究，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的新发展也需要借鉴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某些方法和内容。但是，后现代主义的泛滥无助于当代中国文化四大板块的沟通与融合，恰恰相反，会加剧板块间的冲突与碰撞。因为后现代主义亦与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不兼容。英国学者伊格尔顿说过：“后现代性认为世界充满偶然性、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是多样化、不稳定的，在它看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预定的蓝图，而是由许许多多彼此不相连接的文化系统和解释系统组成。”但是，他同时也说过：“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质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经典概念，质疑普遍进步和人类解放，不给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大叙事和终极性解释。”诚然，就其强调多样性来说，或许对四大文化板块间的融合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就其不承认客观性、客观真理、普遍进步和人类解放而言，对中国文化的当代发展与重建，无疑是乱中添乱。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罢，引进外来文化也罢，归根到底要为一个目的服务，那就是进一步丰富、发展、完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在于创新。

　　4、民族精神与当代哲学面对的前沿性问题

　　江泽民同志要求我们：“站在时代前列，立足于新的实践，把握住时代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探索面向21世纪的民族精神，就是这样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切入点和落脚点。纵观当代中国民族精神，大体呈现为以下走势：

　　第一，理想主义传统与务实精神的结合问题。中华民族以往曾徘徊在浪漫化的理想主义境界，和极端功利主义乃至拜金主义的两极对立之间。欲推动民族精神的发展，应该把革命理想主义与务实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二，集体主义精神与市场经济的个性张扬的辩证结合。集体主义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时又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集体主义传统继续有效地在全球化的当代提高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在收入差距相对扩大的情况下有力地支撑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另一方面，集体主义背景下的个性自由有助于激发个体的积极性和工作活力。

　　第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大众文化、日常生活的结合。无论是伦理本位，追求人格完善的传统精神；还是一往无前、前仆后继的革命文化，具有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由于大众文化、网络时代的来临，社会生活正迅速日常化，当代英雄的形象也越来越平民化。

　　第四，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个性的拓展。全球化的出现，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扩张、信息网络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形成过程，是在一个相对封闭和外部敌对势力侵略、包围的氛围下形成的。而今天，全球化的背景将迅速推动民族精神的发展和更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一传统应该充分发扬。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民族个性会更加取长补短，丰富多样。

　　第五，多元板块互动与文化的统一性。我们应该将多元板块之间的互动看成是一个多层次融合的过程。第一个层次是文化共性的沟通与融合。第二个层次是文化个性的相对独立存在与丰富多彩。不同文化板块的个性中，有些并不互相对抗，而只是各具特色，各有其发扬光大的领域。如传统文化的家庭美德，革命文化的牺牲奋斗精神，外来文化的科学态度与市场经济的信用意识、效率意识，彼此之间并没有不可兼容、非此即彼的天壤之别。这些个性的相对独立存在，有益于丰富中华民族的民族个性，有益于文化创新。至于第三个层次，才是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要求所进行的文化改造，剔除那些传统文化中的保守性、陈规陋习，调整仅适应于阶级斗争与战争年代的革命文化中的某些内容，拒斥外来文化中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因素。

　　第六，民族精神新发展的核心理念的生成与人格楷模的塑造。民族精神的新发展，需要新的系统的核心理念作支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信仰和信念，增强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这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发展蓝图。

　　为推动和适应民族精神的新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理应走在前列。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创新。当代哲学应该不断从市场经济的实践、信息社会的发展、全球化的挑战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念。在当代科技、文化高度发达，社会实践活动中精神因素的作用日益提高的背景下，勇于深入精神活动的领域，去探索规律，揭示矛盾，从而加速当代民族精神的创新与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