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全世界的人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日本上，东南亚各国领袖多次发言，希望日本政府能尽速振兴景气，G7财政部长及央行总裁会议的共同宣言表示，日本经济的复苏对世界景气有重要影响，虽然各国领袖对日本的施压，在在都反映出各国对日本的期望。但是事与愿违，日本的景气不仅没有复苏，带动东亚各国的经济成长，反而一再的向下探底，各项经济指标屡次创下二次大战后的最坏纪录。1997年的经济成长率创下石油危机以来首次的负成长，1998年的企业破产金额及高达4.3％的失业率皆创战后最高，13,000点的股价也创下12年来新低，而百货公司销售业绩的持续下降，住宅兴建户数的减少，企业设备投资的大量削减，都显示出日本景气持续恶化的趋势。而唯一的乐观指标则是对外贸易顺差的持续增加。
　　在此种环境之下，甚至于深具民意基础，被日本民众寄于厚望，采行强势领导的桥本政权，也因为对经济景气的无所作为，导致选举失利而被迫下台。而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处理过程中，让一向被国外经济学者认为擅长拟定产业政策，政商互动良好的日本政府，似乎更显得颟顸无能。但是若我们深入地分析现在日本国内的政经背景，会发现造成目前现象之原因，其实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
政治因素
　　在二次大战后，维持日本经济持续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稳定的政治结构与优良的文官体制，但是自1955年开始执政的自民党政权在历经40年的长期执政后，由于自己党内的的分裂，在94年不仅输掉了选举，一度还拱手让出政权，其后虽然又取回执政权，但是在国会中已经丧失了绝对多数的席位，更没有能力充分掌握议事的主导权，造成了日本战后政治最不稳定的动荡期。虽然政治不稳，若向来备受标榜的官僚能够力精图治，则日本应尚能有所为。但是近年来在几个重要中央部会，譬如：大藏省、日本银行、厚生省及防卫厅的高级干部都纷纷传出丑闻事件后，降低了民众长期以来对官僚的信任。而让人引以为傲的文官体制之式微，才是真正使得长期以来支撑日本政治的重要机器发生故障，深刻地影响到政府对法案的制定及政策的推行能力。
　　长期以来日本国会本身并无法案的制定能力，重要法案的提出，向来均由各部会提出，再交由国会审议表决。现在国会议员希望改变已往以官僚来领导政治的作法，而希望由议会来主导政策的制定。但是以目前的情形来看，各党派之间政争都惟恐不及，若要期待国会能代替各部会来拟案及提案，则可能尚须经过一段相当长的学习期间。因此日本政治的混乱期，恐将再持续一段期间。
　　19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破灭后，造成长期的景气低迷，在这其间虽然1996年一度有复苏的迹象。但是由于桥本政权对景气的判断错误，误以为日本已经脱离景气低迷，正式步入复苏期。同时为了解决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因此在1997年4月将消费税由3％提高至5％。结果将可能会恢复的日本景气浇息，并带到另一波谷底，最后更导致自民党选举的失利与桥本的下台。
经济因素
　　造成今日日本经济衰退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日本独特的系列企业(亦即企业集团)及主力银行制度。在日本国内各主要企业经常都隶属于某个系列企业，而各系列企业又以一家主力银行及数家核心企业为中心。主力银行不仅是该集团各企业的往来客户，同时也是各企业的大股东及重要的资金融通来源，更是企业经营陷入困境时最后的救援者。在这种以主力银行为中心的系列企业制度下，日本企业得以免除受到景气循环的影响，并得以长期持续的成长。
　　但是此次日本的经济衰退，并不同于往昔之情形，即使现在日本制造业在世界的竞争能力尚强，但是长期受到保护的金融机构则出了问题。由于泡沫经济时，金融机构对建设及不动产开发等行业的过度融资，泡沫经济破灭后，地价及股价的下跌，导致银行及租赁等金融机构的担保品价值大幅缩水，产生大量的不良债权，据估计其金额可能高达60兆日圆以上。
　　在以前当景气步入衰退期时，政府会透过金融机构来协助执行景气振兴方案，使得政府政策能迅速的落实到各个企业。但是此次由于金融机构本身的经营不善，金融机构一方面要处理大量的不良债权，一方面要提拨股价下跌所产生的巨额未实现投资损失，同时又必须确保国际清算银行所要求的自有资本比率，使各金融机构都面临了泥菩萨过江的窘境，为求生存不得不加速处理手上的资产，并尽可能减少具有风险的放款。结果导致不论企业的经营良否，都遭受来自于金融机构的资金紧缩压力，对于企业的正常营运造成甚大的影响。而政府虽然先后宣布总额16兆日圆及20兆日圆的扩大内需方案，希望透过增加公共支出，进行长期减税，并扩大政府融资保证的范围及额度，来加速振兴景气。但是实施成效显然不彰，无法有效改善企业经营之困境。
　　为了改变此种现象，政府首先必须强化金融机构的经营体质，并恢复民众对金融机构的信心，然后各金融机构才有能力发挥其信用创造的功能，进一步的协助企业解决其资金困窘的现象。因此日前各党派终于能体认问题之严重性，并在国会通过金融机构体早期健全化法案，宣布将投入60兆日圆政府资金，来协助金融机构冲销坏帐及加强资本结构。该法案允许即使在银行未发生经营困难以前，政府也可以投入资金，来强化金融机构的经营体质。
企业界的难题
　　由于金融机构经营体质的减弱，不仅无法充分照顾旗下各系列企业，甚至主力银行本身也宣告破产。譬如：北海道拓殖银行的破产，山一证券的自己停业，长期信用银行子公司－日本租赁的破产（该公司2兆6,000亿日圆的金额创下战后最大的破产案例）。而还在继续经营的各大金融机构，为了增强竞争能力，也积极采行各项改革，并进行跨业种的大规模合作计画。譬如：野村证券、日本兴业银行与第一生命的合作案，大和证券、住友银行与住友信托的合作案等。此外尚有同业种的大规模合作案，譬如：以东京地区为主的朝日银行及以名古屋地区为主的东海银行为了强化彼此的经营基础，在日前宣布两行进行全面性的合作。
　　在内外在经济环境的同时恶化下，日本多数企业的外销内需均不振，营收大幅减少，产能普遍过剩，各主要制造业均必须大幅削减预定的资本设备投资，并处分经营不善的事业部门。譬如：包括日立电器、松下电器、东芝、NEC、日产汽车等均宣布大量减少今年及明年的设备投资金额。新日铁也将半导体事业部门售予台湾的联华电子，而著名的东急百货也宣布将关闭具有300年以上历史的日本桥支店。
　　终身雇用制度是构成日本经营制度的重要骨干之一，但是由于业绩的持续衰退，以及主力银行的力不从心，使得企业已经面临该制度存废之抉择。日本企业在遇到不景气时，在人员的处理方法上不同于美国企业，一般是先删减员工的工时，再进行人员外调及减薪。若这样还是无法渡过难关的话，最后再采行精减人员之手段，减少新进人员的录用，并鼓励员工提前退休。而企业经营恶化到这种地步，其影响不仅是表面上的失业人口增加，及制造出大量的中高年再就业人口。更重要的是将导致终身雇用制度的瓦解，终身雇用已深植于日本民众的心中，该制度的松动，将影响到甚多日本国民的生涯规划。由于日本民众不论是就业、结婚、生子或购置住宅等重要决策，都是根据终身雇用制度的前提在考量，而在前提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民众的消费行为将受到严重影响，更加深了对景气的悲观看法。
　　由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日本景气与其说是需求不足所引起的经济萧条，倒不如说是信心不足所引起的经济停滞。因此要振兴日本经济除了扩大内需等传统的经济手段以外，政治上需要一位强而有力的领导者，能够维持政局的稳定及加速政策的推行，并再建具有优良传统的的文官体制。而在经济上，除了必须尽速冲销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重新建立信用金融制度以外，在终身雇用制度逐渐衰微的潮流下，如何再找出一种适合于日本人的雇用制度，恐怕是另一个更困难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