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论“中国赶超美国论”》对朱易先生《美国听到了中国的脚步声》中的一些论据提出质疑，却引来了匡文波先生的批评（《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发展》11月12日刊《天下事》版），在此先向匡先生的不吝赐教表示感激。但是，匡先生对笔者的一些看法有很深的误解，请容许笔者略陈数言。

　　首先，说中国永远都不能超越美国，是匡先生对笔者的最大误解。笔者才疏学浅，但自小深受家父影响，于文史方面稍有涉及，深晓天下大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道理，当然不会以为现在的“新美帝国”会是永远的世界第一。

　　如果匡先生看过朱易先生的文章，而非对拙文断章取义的话，便会明白拙文是对“中国已经具备取代美国的条件”这么一个说法提出质疑，而非武断地作出“美国永远居世界第一”的结论。

    没有超越美国的能力

　　匡先生指出中国在许多方面取得的进展，笔者一一赞同。但这些进展，只显示了中国正在“赶”的决心，却没有证实其“超”的能力。

　　而且，要赶超美国，应该是全方位的发展。笔者从来就不相信，某一个国家在某一门(或几门)科技上取得了进展，便等于超越了美国(手机之例只是针对于朱先生的例子加以解释)。日本的机器人技术，欧洲的手机技术，都比美国强，但日本或欧洲能宣称在科技上“赶超美国”吗？

　　匡先生已经告诉了我们，中国相对于美国，不论在自然资源或是在地缘政治环境上，都处于劣势，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已属难得，要想取代美国，更是难上加难。要赶超美国，中国需要有一个比山姆大叔更强的发展模式。笔者资质愚钝，不知道这个模式应该是什么样，只知道现在的中国，并不拥有这么一个模式。在中国未有这么一个发展模式之前，超越美国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

　　一个国家总体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诚如匡先生所说，许多人才的流动，是经济因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要超越美国，便必须在最前沿的领域与美国争一日之长短，需要的是许多“人才中的人才”，而对许多这些“人才中的人才”来说，经济因素一般上并不是决定他们去留的主因，因为他们到哪里都有经济价值。

　　所谓的“以史为鉴”，便是于历史事件和人物中找出与目前的共同点或不同点，对其成败加以分析，以免重蹈前人的覆辙。笔者将美国比拟秦国，便是出于这样的原意。当今的国际舞台上，“群雄”(粗略可分为美国，欧洲，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在经济，科技，政治，军事发展上互争长短，而其中美国与秦国的相似之处，便在于两者皆能海纳百川，吸引到当世最多及最好的人才。如果只因时空的变迁便断言完全“缺乏可比性”，那匡先生又如何“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发展？

　　匡先生认为笔者将美国的进步归因于其发展模式及社会经济体制，也是对笔者的一大误解。美国今天的发展模式及社会经济体制，是在成了世界超强以后逐渐形成的。美国的成功，正如匡先生所说，是“得益于多次的历史机遇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与地缘政治环境”。但是，其后来形成的发展模式及社会经济体制，却能够帮助它继续保持领先的优势。

　　经济方面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许多专家学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在争论不休。中国在过去几年出现了高经济增长率及通货紧缩两个互不兼容的宏观经济现象，没有人能够对这个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如果不对高经济增长率的数据真实性质疑的话，那只好从外资的增长与政府对基础建设的投资来找答案了。

　　但外资的增长有劳工成本为局限，政府的投资有国债的局限(中国银行的烂账，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两者都不可能无限地增长下去。要维持健康的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应该根植于生产力的提升以及随其而来的经济活动的增加之上，这便是经济学上的“内需”。

　　然而，改革开放虽然让许多人富起来了，但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却导致了近几年失业率的飙升，许多人的经济能力大幅度下降，更有许多人因为担心下岗而不愿消费，这很好地解释了中国面临的通货紧缩的问题。这通货紧缩，否定了“内需”的存在，这便是笔者将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外资的根据。

    不要妄自尊大

　　匡先生提到的几家近年来表现非常成功的本土企业，只是及早利用了中国国内廉价劳动力而确立了在中国市场优势的成功例子，却不是导致高经济增长率的因素。印度近几年的高增长率，与其廉价劳动力不是没有关系。

　　当然，廉价劳动力只是引入外资的条件之一，其他因素如基础建设的完善、政治局势的稳定等，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中国在基础建设及政治局势方面都不比好多国家占有绝对优势，却能够吸引更多的外资，除了庞大的市场之外，其廉价劳动力确实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

　　拙文提及的“超越自己”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首先，中国需要学会尊重知识分子。美国对知识分子，已不只是停留在尊重的层次上，而是升华到宽容的境界。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终日公开批评朝政，言词之辛辣，是个名副其实的现代魏征。而中国的方励之，却得亡命他乡。知识分子需要思想的空间，需要发言的自由。一味强调稳定而牺牲知识分子，是中国欲赶超美国最大的致命伤。乔姆斯基与方励之等人都是“人才中的人才”，他们的去留，能够对国家的某个领域直接起着很大的影响。

　　其次，中国需要学会逐渐地走向民主政治。匡先生提到的秦王朝可悲的最终的命运，便暴露了封建制度集权统治的弊病。中国今天当然不再是封建制度，但在政治上的发展，却始终摆脱不了集权统治的本质。集权统治虽然也能有康熙，乾隆等的“清明大治”，但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一个集权统治的朝代能够维持长久的兴盛。

　　民主的真谛不在于一人一票，而在于其对统治阶级的监督机制；监督机制的价值，在于能够及时制止统治阶级犯太大的过错。美国的民主制度虽然谈不上完美，却能够有效地及时制止政府将人民推向毁灭的深渊。如果中国在政治上也有适当的监督机制，政府今天不会如此劳民伤财地大搞形象工程，官僚腐败也不会是一个连“朱青天”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兴邦强国之道，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而不是一百米短跑。今天的美国，把中国远远地抛在后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笔者当然相信中国正在奋起直追，但是超越美国，是好几代人的事。中国最大的隐忧，不是人民对赶超美国没有信心，而是太过有自信，甚至到了妄自尊大的地步。笔者仍然坚信，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学会超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