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德国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轴心国，是战争的主要发起国，德国更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起国。笔者曾分别被派驻日本和德国做新闻工作，由于有这段经历，不免常在心中对两个国家做些比较。 
　　日本人和德国人在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个国家都是单一的民族国家，均有较长期的封建专制、君主极权的传统。德国处于欧洲中心，但文化发展却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几乎没有受到希腊和罗马文化的熏陶。德国人在精神上曾长期游离于欧洲之外，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曾断言德意志“永远是欧洲的精神战场”。在欧洲文明的强大照射下，德国人有屈辱感，但长于精神探索的德国人又自信素质不逊于人，民族自卑与民族自大相交织，极易走向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在科布伦茨的莱茵河上，笔者看见了德国统一后重建的腓特烈大帝塑像。在与一位德国老妇的交谈中，她谈及当年汉堡大轰炸时无意说：“我们打败了，但又站起来了，我们干得不比别人差，现在我们过得也不比别人差”。笔者感到，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问题并非是战争胜负可以完全解决的。 
　　日本在历史上曾受到中国盛唐文化的巨大影响，在岛国环境中又发展了日本皇道和武士道等历史传统。日本国家主义者大川周明曾称，日本综合并保存了以儒教和佛教为代表的亚洲文化，加之“绝无仅有的皇统的连绵，从未受到异族入侵的崇高的自尊和便于保存祖先的思想感情的地理位置”，“使日本适于担当亚洲思想及文明的保护者”。日本人曾接受过中国的古文明，并将其化为自身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在不少日本人心理中，对中国古文明的崇敬和对近代中国的鄙视同在。日本人曾学习接受了欧洲文明，但潜意识中的不服气也一直存在。 
　　日本和德国这两个民族均富于纪律性、服从性和团体精神，其价值观和道德观简单明确，社会的等级结构严明。这些因素使这两个社会易于组织，社会运转的成本较低。但上述因素也带来个人创造力较低，社会缺乏弹性等问题。 
　　日本人和德国人信念真诚，认“死理”。日本有一些旧军人，曾是军国主义的狂热追随者，后来在中国经过教育后，成为日中友好事业极热诚的推动者。同时也有一些人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死活转不过弯子。德国同样，认清战争责任的，能以总理之身在波兰下跪忏悔谢罪，认不清的，就仍在旧日情结中打转。 
　　德国人有一种浮士德式的抽象求索精神，气质上有一种“风暴般的倾向”。德国人的文化历史中固然有理性主义的一面，但反理性的思潮时常崛起。在波恩的尼伯龙根博物馆，从那里的绘画和音乐中，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悲重的神秘主义。 
　　日本人则有一种经常的受虐感，内心中有一种对悲剧美学的向往（三岛由纪夫的作品和对樱花的崇拜就表现了这一特征）。日本人重名节、轻生死。直到今日，以死殉职谢罪之事也经常发生。 
　　日德两个民族均缺乏“内心充实的安全感”，这使得这两个民族的行为“有时表现为……永不休止的不满和不愉快，只有借工作来平息”。两个民族均有拘泥细节的倾向，生性烦忧，小处的温和、讲规矩与大处的狂暴不时同路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