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大学都有"非常勤讲师"制度，即在专任教员之外，聘任一些兼课老师。这些老师不属于学校的正式职员，只是担任一些课程，每年与学校签一次合同。相对专任的"常勤"来说，他们属于"非常勤"，故称"非常勤讲师"，简称"非常勤"。非常勤讲师是对兼课老师的统称，与职称无关，其中既有初出校门的硕士、博士，也有著名的教授。他们的工作量是按"齣"（日语念koma）计算的，一齣相当于两节课，约一个半小时。虽然不同资历的老师待遇会有差别，但上下浮动不大，一般每周讲一齣课的月薪约2.5万日元。日本的大学老师在本职工作之外，一般都兼任非常勤，或在本校，或在外校。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专业的非常勤讲师大都是京大综合人间学部的教师和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称学内非常勤，偶尔也有本专业毕业，现任教于其他大学的教师。日本的大学通常规定，专任教师兼非常勤一周不得多于三齣。

　　对非常勤制度，日本各方的评价不一。前几年作家筒井康隆发表长篇小说《文学部的唯野教授》，将日本大学的方方面面尽情地讽刺了一通，其中包括非常勤制度。在大学内部，关于非常勤也有争议，最后是持肯定意见者占了上风，他们从多种角度论证了非常勤制度的有利。从社会的角度说，非常勤制度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现有人材资源，使一般大学的学生也能听到名牌大学名教授的课，实现了学术资源的共享，同时也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从个人的角度说，担任非常勤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自己的知识，对好为人师的先生来说不失为一种乐趣。况且凭兼课还可以出入其它大学的图书馆，尤其是到历史悠久的大学任教，无疑会为研究和交流带来不少方便，多点收入还在其次。而从大学的角度说，非常勤讲师是促进师资的流动和多元化，增强大学活力的一种有效手段，同时也是节省开支的一个途径。聘用一位专任教师，公立大学每周平均4.5齣课，私立大学每周平均6齣课，学校至少要支付五六十万日元的月薪加奖金，并提供相应的福利。而聘用非常勤讲师，每周6齣课月薪最多十五万日元，还不需要承担福利费用。因此聘任非常勤对大学来说是非常合算的，而大学也无不广聘非常勤，本校的，外校的，人数远多于专任教师。有的大学外语教学中心，专任教师仅几十名，而非常勤讲师可以多至三四百名，比例是1:4或更多。大学对非常勤讲师的聘用是如此热衷，以致日本文部省为防止大学无限扩大非常勤而压缩专任教师的名额，不得不根据大学的规模对其专任教师的定员作出最低限额的规定。

　　上述非常勤制度的优点，都是从享受好处的一方说的，而现实中还存在着苦于这种制度的另一方，那就是专职的非常勤讲师。"非常勤"本意味着临时性工作，而"专职非常勤"竟以临时性工作为专职，就使这一名称带有了一点讽刺意味。当一部分学者有志于大学教育而一时又找不到正式工作时，他们就只能先做非常勤，等待机会。专职非常勤讲师的道路无疑是艰难的，因为每周一齣课月薪才2.5万日元，如果他们也像专任教授一样每周上五齣课，那么他们的年月百五十万日元左右，只有专任教授的几分之一。他们要达到专任教师的收入水平，必须一周上20齣课才行。私立大学周六也有课，按每周六天算，平均每天要上三齣多，还要看是否有机会。近年由于出生率降低，学生减少，日本的大学有点不景气，课程和教师都有不同程度的压缩，非常勤的机会越发难得。新毕业的要找非常勤，有了非常勤的要加齣，还有课时的安排、调剂等等，对许多人来说这都是竞争激烈的搏斗。我所认识的中国、日本朋友中都有专职非常勤，他们的工作强度和心理压力远甚于专任教师。

　　当然，若就工作时间而言，每天3齣课也未必比公司的工作更长，更紧张。关键是非常勤不是正式工作，享受不到年金、医疗、住房、家属等各种补贴。尤其是关系到晚年生活的年金，有没有学校补贴差别很大。没有这些福利，即使非常勤讲师的月薪达到专任教师的水平，两者的实际收入仍相差很大。这种差异每每使专职非常勤为自己的前途焦虑、悲哀。年金、福利无望，增课、求职费神，科研更成为梦想。一次次求职的失败，令人意气消沉。来自社会的压力，家庭的不满，种种烦恼常使他们不堪重负。为此，日本的非常讲师在1996年成立了非常勤讲师工会，在提高工资、解决非法解雇、拖欠薪金等问题上维护非常勤讲师的权益。关西地区的专职非常勤讲师还联合办了一份小报，交流、述说非常勤生活的体会，相互安慰，相互激励。我读了上面的文章，深感沉重。我的一些朋友也是个中人，为了孩子，为了今后的生活，坚持留在日本，在我看来真有点悲壮的味道。当然，这只是我的感觉罢了，也许在他们看来，辛苦虽辛苦，但最终有收获，还是能给人一点满足感。人不就是凭自己的感觉生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