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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极竞争的世纪呼唤"和"中进取的精神
21世纪的脚步声已经响彻在我们的耳际，当我们站在历史的烽火台上俯视着跨越过的年轮足迹并瞻望着充满希望和憧憬的新纪元时，我们的心情是激动、冷静而又复杂的，人类这一里程碑似的跨越决不仅是世纪的交替，而且是千载难逢的文明形式的跃迁，更是民族精神的一种螺旋式的升华。
以铁犁为标志的农耕工具使人类走出了茹毛饮血的漫漫长夜，原始部落第一次走出了集体的族群，走向了一家一户索取物质资源的农牧天地。在原始部落的大集体向一家一户的小集体相对分化的过程中，人们谱写了"五亩之田，树之以桑"的田园牧歌，树立了"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共同对付自然灾害的农业文明的大同理想。
蒸汽机的轰鸣划破了田野牧歌式的宁静，新的生产工具启动出巨大的能源，人类的本体活动方式进一步分化，以《鲁滨逊飘流记》为特征的个人奋斗、以美国开发西部为代表的征服精神，转化成自由女神像旁的现代城市和凯旋门式的物质自豪，科学分析指导的生产和"分工更具效率"的哲学引来了工业文明的新曙光，也随之出现了人和自然胶着争雄，人际之间弱肉强食的"适者生存"。
世界正是在忧乐参半的矛盾状态中进入20世纪的。回首脚下的百年轮迹，我们的的确确创造了过去几千年都没有的现代化，也在物质辉煌的背后强化了斗争精神。美中不足的是对19世纪遗留下来的潜在危机，人类并没有见微知著，悬崖勒马。也许是物极才能必反的缘故，工业化了的列强首先在掠夺物欲资源上继续向他人征服扩张，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让全球在战争的硝烟中撕杀了近半个世纪，然后的50年，除冷战争霸之外，人类的征斗精神还转到向自然开战的主战场，贪得无厌的物欲驱使不顾环境的工业一面对自然尽情吃干榨尽，一面又把垃圾废物扔向绿地、河流和海洋。
进入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和东亚经济的繁荣，尤其是中国的全面崛起，世界首先在政治格局上结束了两霸争雄的时代，出现了多极竞争，和平发展的势头。随着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综合国力的剧烈竞争，开始呈现出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新的经济体制取代旧有的资本积累与集中方式的端倪。人们在构建现代物质文明之后，又扬起了高新技术的风帆，一些国家向高科技、深竞争的知识经济纵深挺进，一些国家开始注意到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的工业建设所引起的环境污染。
20世纪末生产工具的变革和政治体制的变化，使得人们的精神文明尤其是思想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调整，过去的单元单质中心论已开始向多元综合、多样同一的思维模式过渡。东西方正在寻找求同的"对接"，寻找平等互利的"同构"，这种多质建构的哲学，正在不断打破过去的一元垄断，使多极个体在相容中自由发展。世纪末这种从多元分化到多元综合的动态过程，正在呼唤着以综合为特征的东方文化，正在呼唤着"和"与"合"的理论，正在呼唤着适应新世纪的在和平合作中求竞争发展的新的民族精神。
二、中华民族精神之"根"的重振
20世纪的后20年，为什么中国能顶住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浪潮，使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在中国深深扎根，为什么中国能顶住最近的亚洲金融风暴，使人民币保值坚挺，为什么中国政治安定，经济持续发展，这是和中国的民族精神适应世界多极竞争，和平发展的需要密切相关的。
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遵照邓小平同志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教导，一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奔向四个现代化，一方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培养"四有"新人。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为我所用的同时，重点加强了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整理和弘扬的工作。从国家主席到普通知识分子常讲的"复兴"、"重振"，其主要内涵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民族精神的升华。因为这种民族精神不仅符合当代中国人民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也适合冷战结束后世界和平环境下多元合作的发展趋势。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座巨大的精神宝库，不只是在今天就是在古代也没有发掘完她的丰富内涵。在这个民族精神的整体中，单就孔子、孟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就曾经给并且现在仍在给世界以巨大的精神贡献。仅举一例，1988年1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召开会议，会议结束时发出了一个宣言，它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参阅《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纪要》第2048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干事泰勒博士在一个国际性孔子学说研讨会上说："如果人们思索一下孔子的思想对当今世界的意义，人们很快便会发现……当今一个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儒学与当代中国》，《当代韩国》1994年12月，第49页)。
其实，作为中国历史上整体的民族精神，它是一个多元一体，多样统一的精神综合体。儒家学说产生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在创立之初就不是排他性强的一统思想，到了西汉经董仲舒等人诠释，被汉武帝定为官方思想，之后历代皇朝也不断补充了自己时代的精神营养，到了宋代，经程颐、朱熹的重新诠释，又对儒学作了较大的改造，即使是在清代，以康熙为代表的满族统治者也十分虔诚儒学，并融进了少数民族的一些优秀思想。再加上道家、法家以及历代民间文学和明清小说给广大群众的教育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精髓，共同构成了极为丰富的中华文明精神大系。当前重振中华文明，正是要从综上所述中提取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谱写21世纪的壮丽篇章。
中国需要重振，并且又是21世纪世界所急需的民族精神，主要可概括为5个方面：
1、和平精神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爱好和平，不搞侵略的民族，5000年来，中原华夏人所居的黄河流
域一直是外族人主动进入但又被融合同化的中心，中原对周边的关系是被迫移民或文化影响的关系。《尚书》讲的"惟德动天，无远弗屈"(只要有感动上天的道德，不管多远的人都会感服)，孔子讲的"和为贵"，孟子讲的"大同"，古代中央王朝施行的"怀柔"政策，唐乾盛世的"一座庙胜于十万兵"的方略，特别是周总理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的思想，都是中华文明不断改造升华的宝贵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对21世纪人类的和平主题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2、合作精神
这首先体现为中国人综合的思维能力，尤其是付之以行动的合作能力。孔子的"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墨子的"兼爱"，还有历代崇尚的"屈已者能处众，好胜者难处身"，"以柔克刚"，包容百川，"忧乐圆融"等处事哲学正是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而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更是未来世纪全球最渴望学习的精神。
中国古典文学中蕴藏着丰富的"天人合一"的精神财富，它们大多出于不贪物欲，追求精神富足的知识分子的诗文中。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把融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然环境，看成是自己人生的最高境界。张载道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哲学名言。这些脍炙人口的诗文哲理所感悟出的"性耽山水，情系田园"的民族精神，是新世纪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有力思想武器。
3修身精神
中国是礼仪之邦，有着悠久的重德修身的传统，中国的哲学体系具有着印度和欧洲哲学中少有的伦理道德内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历代志士仁人施展自己经世济民抱负的不可逆转的升华程序，"修身"位于首，"修身"是前提。在中国这个德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一个人道德修养的成功与否，乃是他能否建功立业的必过阶梯。"立德、立功、立言"中，"立德"是首位，即使已"立功"者，也不能"贪天功为己有"，为此司马迁早就有诫训："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灭下者不赏。"就是"立言"者，也一再强调"道德文章"，先学做人，才能治学。历代学术大师差不多都是人格和学问的集大成者。即便是在当代也不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先进模范、著名语言学家、一级研究员丁声树先生就是以"我首先是共产党员，然后才是科学家"的名言流芳于世的。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而其中"有道德、有纪律"都属于修身的范畴。"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从古到今都成为中国做人的一个永恒的信条。这种道德精神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内早已家喻户晓，21世纪它将以人格审美的无穷魅力"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4集体主义精神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视集体的国家，个人的价值往往要在社会效益中得到体现。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感召下，人们历来崇拜为群体(国家、民族、社会、人民)无私奉献的人，他们被称为英雄、志士。从民间到中央，这种精神又时常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忠"、"义"价值观来体现。古代最高的英雄自然是"真龙天子"的皇帝了，因为他也是行"仁"为"民"(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才享有中央集权，从而被广大臣民推崇的。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崇拜毛泽东，是因为他把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救出来，建立了新中国；人民崇拜周恩来，是因为他作为公仆，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对他的最好称呼是"人民的好总理"；人民崇拜邓小平，是因为他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把人民从"文革"误区中解放出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强国富民。"毛主席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让中国人民富起来了。"这两句最普通的民志，恰恰反映了英雄为人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呼唤救星，救星为民造福，从"大禹治水"到朱基一任总理就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来表示他的知难而进，其文化内涵都源于此。鼓励个人奋斗的近代文明时代集体主义似乎不被重视，但在21世纪人类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共同治理环境污染，共同探索太空等方面，人们是不能不重视整体意识的。民主政治的本意是反对封建专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中国的"人民当家做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把传统文明的集体主义改造发展的结果，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监督制也正是让代表人民意志的"英雄"(领袖)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的制度。
5实事求是精神
这是中国人民20世纪接受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后，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经过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反复实践而证明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精华。实事求是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成了20世纪中国人民衰而复兴、蹶而重振的精神法宝。这种科学的方法论原则由于不断引导中国人民幸运地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带来了思想的解放和生产力的倍增，从而上升到了中国人民一致坚信并共同推崇的民族精神。实事求是是一个富含创新精神和发展观念的体系，在21世纪知识经济、科技信息日新月益的时代，它将不断给中国人民带来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实惠，也将以带有丰富完善特点的精神产品的形式传给西方。
三、东亚民族精神之"干"的挺拔
以儒学思想为主体的古代中原文明随着移民的东迁或者文化的东传，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落户，并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当地民族的修补和改造，为他们各自国家的历史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源于中国之根的一些儒学文明成果在20世纪的中国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相反，倒是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得到了连贯性地巩固和发展，而且，东亚国家经历了欧风美雨的工业化的洗礼，经过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也在传统儒家文明的根基上发展出了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新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和上述的中华文明重振的民族精神有一定的同构性，但更有互补性，它像一棵树根下生长的枝杆一样，在不同的枝桠上挺拔伸展，极大地丰富了东方文化的民族精神。东亚的民族精神可主要概括为3个方面：
1人情网的义理精神
日本接受儒家思想，也像中国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样，历史上有过废佛毁释独尊神道的信仰，发展成效忠天皇绝对义理的"二战"侵华，战后这种政治上的义理观有所减弱，但民间的"报恩"、"还情"、"保名"等的人情义理还在持续发展。人毕竟是有感情的生灵，日本人在所属集团内甚至是在大和民族内的人情网络，是稳定社会治安，维系温馨的社会心理环境的重要保证。日本人做人的哲学是首先为他人考虑，说话时需要用合适的敬语，正因为这种语言风格反映了日本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人情特点，日本语的敬语系统也成了外国人学习的难点。不仅是语言，日本人在行动上也多施恩与别人，地铁上让座早已成为风俗，即使让别人往旁边挪一点，也是想到麻烦了别人，先说声"对不起"，征求一下意见再坐下。日本人极为重视"群体内的和谐"，自古至今，不合群都被认为是耻辱，而一个内部不和谐的集团是无法实现他们对外竞争的效果的。这种富有人情味的义理观，对于具有了现代化生活方式却也淡化了人情关系的当今世界，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
2家庭内的孝道精神
自人类从原始社会走出来，建立各自的家庭开始，直到马克思所展望的共产主义社会，家庭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都起到了程度不等的积极作用。进入20世纪以来的东西方，家庭组织结构的运行都有从大到小的演变趋势，但其"避风的港湾"的精神寄托的载体的功能还是没有改变。东亚各国在保存东方文化精髓上，家庭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这方面韩国的家庭孝道成为一绝。韩国把儒学半宗教化，把孔子的"礼"和"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落实到家庭民俗这一普遍的社会细胞上，使家庭优秀文化久扬不衰，这对中国当今家庭伦理教育的不足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20世纪西方精神文化的冲击面前，韩国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接近西方的巨大变化，但只有家庭，就像反西化的模范堡垒一样，仍然在东方文化的伦理体系中自我发展和完善着。在韩国的精神文化中，家庭孝道差不多成了西方文化攻不破的一道防线，因而也成了东方传统优秀道德的一道风景线。韩国仍然保留着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大家族制度，即使因现代化(韩国叫"近代化")就职的需要，时有年青的小家庭分居的变动，但周末团圆，遇事全家商讨，逢节全家祭祀等民俗习惯还在健康地保持着。父慈子孝，尊兄爱弟，夫妻和睦，妯娌互助至今还是蔚然成风。东方这种"天伦之乐"是西方人羡慕已久的。韩国把"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的家庭关系推而及于亲友、邻里、社会，使整个国家在20世纪先后遇到的战争危机、精神危机、金融危机面前有条不紊，这是很值得国际社会学习的。
3快进取的忧患精神
日、韩、新等东亚国家都属于思想上接受儒学，文化上接受汉字的汉儒文化圈，他们有东方传统文明的深层底蕴，又都有儒家的入世进取和建功立业的奋斗精神，但他们又都是较早接受西方经济管理方式而步入经济现代化的国家，要把东方原有的农业文明迅速改变到工业化，就必然要吸取西方快速高效的进取方式。因此，东亚的赶超型经济就使得他们的人文精神也带有了鼓点般快节奏的特点。人常说，日本人上班是"小跑"，韩国人出勤是"快走"，这在东京、汉城的地铁里可"窥一斑而见全豹"。他们的快节奏比西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他们的进取心又是西方文化难以理解的。而既不同于欧美又不同于中国的可贵之处，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积极忧患意识。日本的经济水平达到世界第二，许多高科技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日本人从来都是强调自己的资源不足、发展不够，不喜好沉睡在已有的成就上吃老本。韩国汉城本来已是个公认的国际大都市，可从汉城人身上却看不出"京老大"的影子，只是看他们在争分夺秒地干，不是悠哉悠哉的"侃"。偶遇韩国朋友谈觅个人的蓝图，总是"国家如何之小，个人如何再努力"等，从中感受到的分明不是一种自豪而是一种压力。"没有绿就没有新加坡，"充满了绿色的新加坡仍然不断强调着"天人合一"的儒学精神。一方面快进取，一方面找不足，动力加压力，形成了东亚民族独具特色的"一分为二"文化观，近年来它深受东西方大国理论界的重视。
四、东方文化之精髓在新世界的枝繁叶茂
新的世纪的到来，也是新的世界的降临。在21世纪多极合作，经济竞争但又呼唤自然和真情的世界里，中国文明之根和东亚文明之干结合起来的东方民族精神，必然会受到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度的青睐。
当征服他人，掠夺自然的民族精神发展到极限时，受动对象就会发出强烈的反弹。人类社会内，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发达而不算超级的国家都对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产生反感或反抗，这时的"和平"、"合作"和"集体主义"精神对制约霸权，制约战争，构建多极和睦的世界政治新秩序就有了指导意义，至少构成了正面的影响。人和自然间，在环境污染将要对人类进行灭顶之灾的惩罚之前，要反对贪婪无止的物欲享乐，"天人合一"、"忧患意识"就会有助于人们有效地施行环境保护工程。在科技发达、人情冷酷的世风出现时，"修身重德"、"人情义理"、"家庭孝道"更是医治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精神危机的良药。
中国民族精神的重振，东亚民族精神的挺拔，定能在新世纪这个多样统一、多元综合的世界文化大树中长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从东方文化中提取和升华出的这些民族精神，不仅在20世纪末的东方国家中发挥了促进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积极作用，而且在跨向新世纪继续在东方发挥其效益的同时，也会以持久适用的精神魅力吸引着西方各国的热心借鉴，因为新世纪的各国各民族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求真务实，比以往任何国家都更加面向全球。
黑格尔曾经讲过："亚洲是历史的起点，欧洲是历史的终点。"这是指19世纪工业文明发达的时代。可那以后，世界的历史还在前进，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螺旋式的上升，新的千年又跃迁到了人类更高层次上的文明的起点，进入到了从分到合的历史会合处。以综合为主体的理论模式所带动的人类新的长征，又将发轫于东方，在古代东方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充实进近代西方现代文明的当代中国和东亚的民族精神，一定会被新世纪的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也一定会为新世界的文化大系谱写更加壮丽的篇章。
"美是多样化的统一，"但愿21世纪的人类能把亚历士多德早已悟到的这一综合性哲理运用于更广阔的空间，把世界建成一个在和平合作下竞争发展的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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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世纪东亚民族精神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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