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北京青年报的YNET网站联合人民网、千龙网、搜狐网，开展一组《灾难面前的民族精神与青年责任》的大讨论。希望通过这次讨论，将民族精神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之中，使其呈现出绚丽的时代色彩。

根据读者议论的焦点，讨论中将灾难面前的民族精神梳理为七个方面：

1.科学求实、2.拼搏奉献、3.和衷共济、4.团结互助、5.自强不息、6.开放进取、7.盛世忧患。

    5月22日：以开放进取的精神抗击病毒

　　科学求实　拼搏奉献　和衷共济　团结互助　自强不息　开放进取　盛世忧患

　　主题发言
　　在开放格局中寻求安全保障
　　在机遇与挑战并存、发展与风险共生的现代社会，如何保证社会经济结构的良性运行，保障公民各种权利的落实特别是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去年底以来，非典型肺炎在全球许多国家蔓延，中国不幸成为蒙难最深的国家，中国执政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与非典毒魔展开殊死搏斗，目前已经取得初步的明显成效，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中国抗击非典的实践再次证明，一个国家在开放的视野和格局中调动多方面的资源，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交流，将能更加有力地应对危机，建立起更加充分的安全保障。
　　我们理解的开放，首先应当是对内开放———对国内社会、市场和民众的开放。中国政府在抗击非典过程中作出的一些努力，表明政府正在改变过去“全能政府”的观念，而有意识地加快了向“有限政府”转变的步伐。在“有限政府”的框架下，传统意义上政府的一些职能，通过科学的目标设计和规范的法定渠道，被让渡到了社会、市场和公民手中；社会、市场和公民在获得比以往更多的权利和自由的同时，也被要求履行比以往更多的义务和责任。在此次抗击非典的战斗中，政府并没有大包大揽，而是在一些领域通过社会化和市场化的手段调配资源；及时准确地向公众公开非典疫情，传播防治疫病的方法，也是为了让每一个公民在确知风险的前提下，更加有效地承担抵御风险的责任。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个政府能够做到“无所不能”，因此，政府对内开放并非是要逃避责任，而是尊重执政规律、真正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体现。
　　开放的另一个内容是对外开放。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因而日益广泛地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新形势下，对外开放将是中国继续坚持的一项重要国策。除了用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力争在国际分工中争取更多的市场和利益，以及在建立国际新秩序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积极对外开放，寻求国际合作，还有助于中国克服非典这样的公共危机，并通过克服危机履行一个大国的国际责任。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中国政府愿意真诚地与国际社会合作，在应对全球疾病灾害方面承担自己的责任，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信息交流、人员培训、技术支持和资源利用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并愿意为设立抗击非典的全球基金做贡献。与此相应，欧盟、东盟、德国、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国际组织和国家也纷纷表示，要“与中国并肩站在一起”，“为中国提供必要的帮助”。中国的抗非典顺应了“全球化治理”的潮流，获得了良好的国际评价。
　　任何开放都意味着更多选择、合作和解决问题的机会，也意味着更多的博弈、碰撞和不确定性，因此任何开放都伴随着一定的风险。但是，与开放相比，封闭必然带来更大风险，而且
　　封闭本身就意味着风险。坚定不移地推行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将是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寻求可靠安全保障的必由之路。

　　开放精神
　　■中国的繁荣是世界的机会，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
　　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庞中英（英国华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博士）
　　SARS已构成一个严重的新型安全问题。对付不同于传统的新型敌人，当然与对付传统敌人不一样，信息的公开、舆论监督、地区与全球范围的密切国际合作是非常重要的。SARS对中国外交的广泛影响，反而促成了中国外交改革的契机。中国不仅可以在“内政”方面自危机中得到一次改革和调整的重要机会，而且可以在“外交”方面去建设性地塑造中国与世界的新关系。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繁荣是世界的机会，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SARS危机下中国与世界关系上突如其来的变局，已迫使中国重新思考如何处理全球化时代的对外关系。
　　首先，外交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和巩固起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改善中国在世界的生存、发展环境。前几年，我们提出“做负责任的大国”、“新安全观”，以及亚洲地区合作、多边主义等一些重要的新外交观念。SARS危机下，中国必须进一步发展这些积极、开放、负责的新观念。在国际社会负责，是在国内社会负责的自然延伸。
　　其次，把国家间政治与社会间政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外交转型，在继续重视涉及国家安全、主权、利益、价值的国家间外交的同时，要特别加强公众外交，应对一系列非国家的国际行为体（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建立起适应全球化环境的新对外政策体制。这一体制不仅是为了在危机时刻能有效反应与应对，而且是为了在平时处理综合性的对外关系。当今世界，金融危机、恐怖主义、传统国际冲突、内战、瘟疫、非法移民、毒品、生态恶化、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新旧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不断出现。然而，我们的现有外交观念与体制还不足以应付这样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
　　■风险无处不在■危机时常会有

　　政府不是万能的
　　周汉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
　　SARS之所以蔓延，很大程度上是由传统的“万能政府”观念所造成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这使得政府“全能主义”得以形成。传统体制要求人民的政府将人民的生老病死全都包了，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我们的国家进入市场经济之后，政府、市场、个人等主体应该有各自的边界。政府应该是一个有限的政府，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精髓。然而，“有限政府”观念并不容易被接受。一旦遇到诸如SARS这样的突发事件，我们的政府或多或少还抱着原来的观念，假设自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一旦问题解决不好，政府就不会对公众公开该问题，担心其形象受到影响。因此，我们经常看到的都是好消息，不好的消息不会公布。西方政府的做法不同。不论是“9·11”还是“9·11”以后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西方国家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公众公开所了解的所有信息。
　　如果政府还追求“政府万能”的神话，这种神话或者说万能的观念，在有限政府状况下会导致更大的风险。我们的政府还没有真正把自己作用的边界、个人应承担的风险划清楚。我们经常会面对一些突发事件，社会应该有这样一个观念：风险是无处不在的。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政府相对于传统政府，观念上应该有一个转变。这场危机对政府来说是一个改变观念的契机，也是我们重新认识政府职能的机会。
　　SARS事件给我们一个教训，我们在强调重视建设公共卫生系统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建设一个有效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体系。如果没有这样的体系，我们不仅在卫生领域、在流行病这样的问题上要吃亏，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会吃亏。政府要建立一个公共信息管理系统，而且要建立健全信息的发布机制，加快立法的步伐，尽快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SARS危机促进政府观念转变
　　建立健全政府责任体系
　　徐湘林（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博士）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开始认识到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性，这次非典危机为我国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时机。危机和挑战使政府和社会各方在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和建立现代政府管理体制方面更容易达成共识，应该抓住这一时机，深入开展政府体制从管制型体制向责任型和服务型体制转变。
　　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逐渐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善的政府危机处理机制，从小的交通事故到大的突发性公共灾难都形成了系统化和制度化的应变机制和能力。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时美国政府能够在短期内尽量减少事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和影响。这些方面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非典疫情的暴发虽然看起来是一场自然灾害，但是由于它是还不为人知的病毒对人类的袭击，其实际效果不亚于一场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中国政府在后阶段的非典防治中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和周密的部署，取得了好的效果。
　　政府信息最大程度的透明化是民主国家和开放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只要能够处理好政府信息公开的技术性问题，信息公开只会更有利于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更有利于政府树立良好的形象，增强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媒体是老百姓获得知情权的一个重要渠道，同时也在如何引导社会情绪发展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如何在保证老百姓知情权的同时不引起社会过度恐慌是新闻媒体面对的一个问题。媒体是一个能够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相当特殊的行业，这要求媒体从业者要有良好的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敏锐的观察力和社会责任感。在我国媒体走向更开放的道路中，媒体从业人员应该不断提高上述各方面的素养，才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建立和健全政府责任体系，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行的。第一，应该强化政府的政治责任，建立政府官员承担与职权相应的政治责任制度。应该根据政府官员所承担职权和责任的不同，实行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合理分离；第二，针对准动员型行政体制的弊端，应该明确废止政治动员式的行政执行方式，严格执行“依法行政”和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第三，应该进一步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大力增强监督的独立性、公开性和民主参与程度，尤其是建立公民知情权制度，通过民众的广泛参与，沟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揭露消极腐败现象，促进公共管理的公正性、公开性和效率性；第四，要大力提高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公务员的责任意识、法制意识和综合素质。

　　■一个现代国家的力量不在政府的建筑物中，而在国民的精神和思想里
　　公共政策需要透明化
　　专家观点
　　李世伟（美国纽约大学博士）
　　SARS北上，突袭中国腹地。政府紧急动员，国民紧急动员，中国成为消灭SARS、送走瘟神的全球瞩目的战场。抗击SARS，中央政府迅速利用已有法律，及时制定新的法规，以法律为武器，调动各种社会资源，举国一致，消灭瘟疫，可以说是新一届政府全面实现依法治国、文明治国的一次引人瞩目的预演。
　　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依法治国，建设文明的现代社会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识。依法治国、文明治国就是要真正建立一个高度文明的宪政社会。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契约。政府权力、公民权利都应当从宪法法律体系中获得。
　　为保证人民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社会需要强有力的政府。但是，一个文明社会对政府官员的权力必须有明确公认并经常运用的限制。这种限制包括了人民对政府官员的“问责”。SARS疫情对社会的致命潜在威胁使公众对政府高级官员的“问责权”得到了回应———两名部长级官员被免职。
　　SARS肆虐中国，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公众的一些长期被忽略的基本权利：坦率陈词、听取他人言论和自己判断他人言论正确与否的权利。面对SARS危机，政府信息、传媒信息迅速开放，专家、学者开诚建言，显然成为战胜瘟疫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于一个文明的宪政社会，人民享有基本自由、对如何治理国家有发言权，并且理解政府的活动，民主政治自然兴旺发达。中国宪法在保护人民自由权利方面的条款比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的内容还要多，在民主原则方面也有非常明确的表述。这可以成为构建文明的宪政社会的基础。问题在于如何落实和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从体制程序上如何防止少数政府官员错误。
　　SARS危机的产生和最终被消除都会证明大众对公共政策的知情权十分重要。是否能保证、
　　落实这种知情权将会导致截然不同的后果。公共政策作为宪政社会法律体系的一部分，是政府为满足人民的需要而宣布的目标以及采取的相应的行动，理所当然需要透明化，需要公众的及时了解和广泛支持。SARS疫情前期，公共政策的不透明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疫情肆虐腹地之后，国家领导人将抗疫的公共政策完全透明化、公开化，对战胜SARS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SARS告诉我们，现代社会的危机具有很强的全球扩散性，一个地区级的危机可能迅速演变为国家级甚至世界级的危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建设与世界接轨的现代文明体制既是一国的需要，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需要。一个高度文明、开放的宪政社会以政府和公民的宪法权利为中心，从民主程序上既保证政府能够管理国家，也保证公众是政府的一种约束力量，有效地制约虐政的少数官员。
　　萧伯纳认为，社会进步的原因在于背道者。顺从者能够适应现实、应付自己遇到的事情；而背道者却梦想一个不同的、更美好的世界。只有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使大众能够无拘无束地发表意见、交流思想，把社会看做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才能实现开放进取、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的美好目标。一个现代国家的力量不在政府的建筑物中，而在国民的精神和思想里。

　　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事实证明，4月20日信息公开之后不仅没有造成过度的恐慌，而且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信任■“内外有别”的原则，在当今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必须重新审视权威访谈
　　对话教授：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公共政策博士，教授。
　　记者：在后SARS社会，您认为中国将以怎样的一种开放姿态面向未来？
　　薛澜：在后SARS社会，中国作为全球化的一员，将更加自信，更加负责。在中国加入WTO前后，我们从经济角度考虑得比较多，强调要按国际规则办事。这次SARS危机让我们从更深的层次上明白这个国际规则是广义的，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某一个地方的一个小小的事件，有可能演变成为影响全球的危机。以往我们总是强调“内外有别”，“家丑不可外扬”，这次政府在4月20日后敢于及时、坦诚地向世人公开披露SARS信息，表现出了更大的自信，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方面的信任，表现出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负责的政府姿态。
　　记者：在危机处理方面，我们取得了哪些经验？
　　薛澜：这次我们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们知道，危机也具有生命周期，它一般要经过征兆期、暴发期、相持期和解决期。在这次SARS危机的处理上，在征兆期我们没有能够抓住机遇，把SARS控制在有限的区域。直到SARS在北京暴发后，政府才意识到危机的出现。
　　4月20日是一个转折点，新一代领导人当机立断撤消了两位部级官员的职务，并及时、全面地向公众、向世界披露信息，表现出了政府在危机时期所必需的果断的工作作风。
　　新一届政府在危机管理过程中，还尽可能把危机的影响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不仅控制疫情的传播，而且控制疫情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影响。在疫情基本得到有效遏制后，政府提出抗击SARS与发展经济“两手抓”，及时地朝着走出危机、使社会恢复正常运作的方向努力，表现出了成熟的危机管理能力。此外，政府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及时出台有关法规条例，为抗击非典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条例》的出台。在危机解决的过程中制定出台法规，这是十分罕见的。最后，这次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及时撤换抗击非典不力的政府官员也为今后政府实行问责制奠定了基础。
　　记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建立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制度及举报制度有何意义？
　　薛澜：首先，这些规定为今后面临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如何保证信息渠道畅通提供了保证。更重要的是，它们为今后我们应对可能面对的种种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我们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做好面对各种危机的准备。而危机时刻最需要的是特殊的准则和规范，来约束和指导政府和社会在紧急状况下的行为。这次根据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国家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条例》，下次假如再发生其他种类的危机，就可以参照这个条例，制定综合性更强的相关法规，并通过实践来加以完善。
　　记者：经历了这次SARS危机，政府今后建立公众沟通机制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薛澜：这次SARS危机让我们意识到，过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的“内外有别”的原则，在当今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必须重新审视。除了有明确规定的涉及国家安全的信息、政府日常的政务信息、关系到人民生命安全的各种信息等，都要及时公开。只有公开披露信息，才能及时有效地应对危机。同时，政府应该相信公众的素质，相信公民的智慧，人们有能力客观地分析信息，做出明智的判断。事实证明，4月20日信息公开之后不仅没有造成过度的恐慌，而且调动起大家自我保护的意识，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来应对危机。
　　记者：您曾经说SARS危机是良性危机，怎么理解“良性”这个词？
　　薛澜：其实危机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没有良性可言。准确的说法应当是结构良性的危机。学者们在研究各种危机时，常常把危机分为两类：一类危机是相关社会主体的利益在危机事件中是一致的，这一类危机被称为结构良性危机，像自然灾害、山林火灾、矿难事故等都属于这一类，SARS危机也属于结构良性的危机。结构良性危机一般来说更加容易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抗击，如1998年洪水和这次抗击SARS；另一类叫做结构不良的危机，在这一类危机中，相关社会主体之间利益有冲突，比如恐怖活动，暴力对抗事件等。这一类事件处理起来更加复杂。当然，一般地说，所有的危机都有可能促进社会各方面的改革，让我们从危机中学习，反思民族精神，促进整个社会公共管理体系的完善。
　　记者：SARS危机是全球性的公共危机，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国，在这种危机中应树立一种什么样的政府形象？
　　薛澜：首先是要树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形象，其次要树立坦诚的政府形象，第三要表现出宽容大度的风范，用积极的态度消除误解，最终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记者：经过了SARS的洗礼，您预计政府的行为模式会有哪些转变？
　　薛澜：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大危机常常带来大变革。在处理SARS危机中，政府行为已经处于变革之中———如政府及时向公众披露信息，媒体更好地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人民需求，突发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相应法律法规的出台，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实施等等。这次SARS危机事件过后，我们应当从正反两方面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些改革的必要性，同时，也应当对我们在危机过程中出台的一些政策法规和改革措施加以很好的总结，及时修改完善，使我们学到的经验和教训能够成为我们未来应对新的危机事件的知识资本。最后，SARS危机也让我们重新评价国家的发展观。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把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追求与对经济增长的质量追求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近年来GDP年增长率都很高，达到百分之七、百分之八，但我们的公共健康及医疗体系却有那么多的薄弱环节，这是令人值得反思的。一个综合的发展观应当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全面进步，包括城市农村广大人民福利的全面提高。这才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要追求的发展目标。

　　■政府是抗击灾难的排头兵
　　■政府是爱人民、负责任的政府 政府赢得了民心
　　SARS的流行不仅考验了我们的民众，更考验了我们的政府。在这次SARS危机中，我们的政府成了抗击SARS的排头兵。这充分表现在SARS危机中，我们的政府能够为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去阻击SARS。还充分表现在这场危机中，我们的政府能够高效率地结一张抵御SARS之网，并对人民倾注了全部的关爱和热情。
　　民心向来是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的风向标，现在抗击SARS的形势越来越好，每一个中国人都在同心协力响应政府的号召，为抗击SARS贡献自己的力量，这说明我们的政府赢得高度的信任。
　　我国SARS疫情的发展引起了世界瞩目。SARS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灾难，在抗击SARS的斗争中，各国应该加强合作和沟通，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战胜共同的敌人。从这一点看，我国政府所做的一切展现了开放进取的良好姿态，难怪国际舆论对中国抗击SARS的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但是也不可否认，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某些国外媒体对中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评甚至严厉的指责，对我们的国际声誉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后果。一个民族树立什么样的形象，是关乎一国国际声誉的大问题；不仅如此，民族形象也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如果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是一个环境恶劣、效率低下、信息闭塞的国家，那么国际上将减少在中国的旅游支出和投资；而如果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是一个环境优美洁净、行政效率很高、信息畅通真实的国家，那么我们的经济就会因国际旅游和国际投资的高涨而获得高速增长。

　　■知错就改坦诚公开■紧急动员高效行政中国树立了新的国际形象
　　我们看到，在国外媒体对我国抗击SARS初期的行政效率和信息披露发出批评之后，中央政府立即作出积极的回应，改善了我们的信息披露制度，迅速制定了有关法规和行政措施，及时制止了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同时，积极主动地与国际社会进行信息交流和沟通，寻求国际技术合作和信息共享，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跌落的状况得到迅速扭转，赢得了更多国家的理解、同情、支持和援助。
　　中国政府通过自己的努力，坚持对内对外讲真话，及时迅捷地披露正确的信息，在国际上树立起一个高效、负责、真诚的国家形象。政府的行政效率是抗击SARS取得胜利的关键，政府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各种类型的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的力量需要政府来整合，各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科技力量需要政府加以协调和领导，交通运输等重点传染渠道需要政府加以严密防范，社区隔离和后勤保障需要政府来统筹解决，各种特殊时期所必须的法令条款需要政府及时制定，有关疫情变化的各种信息需要政府去收集整理与及时发布……政府在抗击SARS这样的斗争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SARS给我们一个机会，重新审视我们的政府效率；同时，SARS也给政府一个考验，考验其行动能力，考验其敬业精神，也考验其总体素质。可喜的是，我们的政府经受住了考验，能够“知错就改”，这种坦诚的态度让老百姓对政府更加有信心。

　　■多年的“安乐”，我们需要补课融“危难”以铸“新生”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不期而至的天灾往往也是一种考验，一次锻造。
　　“生于忧患”———两千年前的先贤这样告诉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次危难也是一次切除痼疾正本清源的机遇。如果没有这场天灾，我们不知道我们城市的危机处理系统何其脆弱；不知道我们一些官员对于民生麻木到何等程度，不知道百姓对于“公开与透明”有着怎样的渴望，更不知道多年“安乐”之后，很多人对于危难的心理承受能力已孱弱至此！
　　同样，没有这场危难，我们也难以测度潜埋于民族深处的向心力原来竟如此巨大，难以切身感受我们拥有一个怎样可敬可佩的领导集体，难以体会白衣战士经年的无私奉献，更难以知晓那些普通劳动者坚守危险岗位时的责任感和勇气……
　　“病毒”无情，在人们尚未彻底认识“非典”传播救治规律之前，这样的危难可能还会持续，如何化“危”为“机”，融“危难”以铸“新生”，不仅是对政府的考验，对实践“三个代表”的考验，同时也是对全体国民勇气、信心与智慧的考验。
　　温家宝总理与北大学生共进午餐时说，“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多灾多难，但始终是压不垮的，愈挫愈勇，愈挫愈奋。我相信经历这场灾难之后，我们的人民会更加团结一心，我们的民族会更加坚强”。王岐山则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人不自信而谁人信之？”
　　生于忧患，天佑华夏！

　　■中国将因非典而从大国走向强国
　　我们不会再恐慌
　　非典危机给中国进一步改革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历史机遇，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人民的生命及利益至上将成为今后政府工作的首要出发点及指导思想。通过这次非典事件以后，中国的政府更加侧重于关注老百姓切实利益为出发点。政府的工作出发点将因此次事件而改变政府一贯的工作作风。
　　2.国民将在此次危机后更加信任政府。虽然这次危机一开始某些政府官员对疫情的实际情况进行了隐瞒，但是中央很快就采取果断措施，比如撤职官员，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国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有了大的提高。
　　3.在此次危机后中国将会建立一个完善的预防突发事件的危机处理机制，中国综合能力将有一个全新的提高。通过这次危机以后，我想中国领导人应该认识到中国在处理突发性危机的能力及机制的严重不足、不完善，我相信政府会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的完善的处理机制。而这些对于现在中国的状况实在是太及时必须了，不单单是指应对传染病方面，更重要的是可以籍此来建立包括对战争、地区冲突等等一系突发事件的危机处理机制。我敢肯定若干年以后如果还有类似的危机，您还认为会造成像今天这样的恐慌吗？


　　开放日志之一政府机制全面启动
　　4月18日，温家宝总理检查非典防治工作时说：“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时刻把人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当前，要把防治和消除非典型肺炎，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看做各级政府的一项重大任务。决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否则，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
　　4月20日，两位部长级官员因防治SARS不力被免职。4月25日，陕西西安防疫部门几位官员因防治工作不力被撤职。5月2日，河南林州市两位领导干部因防治SARS工作不力被免职。开放日志之二应急机制、法制法规迅速跟进
　　5月12日，卫生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条例的有关规定，针对当前SARS防治亟须解决的问题，制定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发布施行。同一天，国务院颁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明文规定，遇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关部门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向国务院汇报，不得瞒报、漏报。
　　5月15日，温家宝发表讲话说，要高度重视法律手段的重要作用，加快建立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充分运用法律武器坚决打胜非典型肺炎防治攻坚战。他说，在全国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国务院公布和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具有重大意义，标志着中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一步纳入法制化轨道，也标志着中国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进一步完善。《条例》和《传染病防治法》为抗击非典型肺炎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
　　5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作出以下规定：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将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开放日志之三积极寻求国际合作
　　4月21日，胡锦涛主席会见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弗里斯特时说“SARS疫情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是一场灾难”。弗里斯特表示，仅是使用“灾难”这个字，就显示胡锦涛了解SARS对全球的影响。
　　4月29日，温家宝总理赴泰国参加东盟与中国领导人特别会议。温家宝在会上宣布中国政府捐资1000万元人民币专项资金，用于地区合作共治SARS。
　　5月4日，科技部邀请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到北京访问，表达中国政府寻求国际合作的意愿和战胜疾病的决心。
　　5月16日，吴仪率团赴日内瓦出席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她在会上透露，中国政府计划在近期投入80亿元人民币建立一个大型的疾病控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