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洲坝工程是我国在万里长江上建设的第一座大坝，是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先念为这项耗时18年的重点工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力促工程上马，研究解决工程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在工程建设的关键时刻，先后4次到葛洲坝视察指导，保证了工程建设顺利进行。他还亲笔为葛洲坝工程题词——“万里长江第一坝”。

参与决策兴建葛洲坝工程

1970年12月，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和水电部联合呈报的《关于长江葛洲坝工程几个技术问题的落实情况》，摆在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办公桌上。当时，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有的生病住院，能够继续正常工作的只有李先念，遂由他协助周恩来总理抓经济工作。

李先念（1909—1992），生于湖北、长于湖北，并长期战斗、工作在湖北，荆楚大地是他永远的眷恋。早在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就提出了建设三峡工程的设想。1958年春，李先念陪同周恩来实地考察了三峡工程坝址和三峡库区，他憧憬着三峡工程的美好前景，情不自禁地说道：“将来兴建三峡大坝，如果你们同意，就选我当坝长。”

1969年10月，毛泽东视察武汉，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原省长）向毛泽东当面陈述，为了缓解荆江洪灾的紧张形势，改善三线供电和川江航运状况，请求兴建三峡工程。但这一年春，中苏之间发生了边境冲突，毛泽东判断有战争风险，遂明确表态：“在目前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并不失幽默地说，“现在要准备打仗，你脑壳上顶200亿立方水，怕不怕？”与此同时，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也向毛泽东提议修建三峡大坝，毛泽东同样作了如上指示。

为了解决当时三线建设日益严重的电力短缺问题，湖北省同水电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共同提出设想，停建正准备兴建而尚未动工的清江隔河岩水电站项目，把人力、财力、物力调到葛洲坝修这个长江干流的低坝工程，采用径流发电，这样既可避免战时轰炸导致下游淹没的危险，又可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加大航运和发电量。根据这个设想，他们于1970年4月底提出葛洲坝水利枢纽设计要点报告。

5月30日，水电部军管会向国务院业务组呈送《关于停建鄂西清江水电站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的报告》。次日，李先念、李德生、余秋里听取水电部军管会主任张文碧、副部长钱正英等关于葛洲坝设计方案的汇报。葛洲坝工程位于湖北宜昌市区附近的长江江面上，有葛洲坝、西坝两岛，把长江分为大江、二江和三江，葛洲坝大坝横跨大江、葛洲坝、二江、西坝和三江。李先念对这项工程很熟悉——它是三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三峡工程的航运梯级和反调节水库，在保证航运安全和通畅的同时，还能够发挥发电效益。最后经过讨论，会议一致同意先不建隔河岩水电站，提前兴建葛洲坝工程。李先念还特别嘱咐：“要继续工作，要报告总理。”

6月间，周恩来听取了关于兴建葛洲坝工程方案的汇报，经缜密思考后认为可行。9月，水电部军管会、长办初步研究了泥沙淤积、工程规模、枢纽布置等问题后，提交了《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

10月30日，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向党中央、国务院正式上报了《关于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请求中央将葛洲坝工程列入“四五”计划。同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兴建葛洲坝工程问题，李先念等国务院业务组成员以及有关部委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在讨论中，李先念赞成兴建葛洲坝，认为这项工程可为三峡大坝做试验，积累经验，在科学技术、人才队伍、施工经验和资金筹措等方面，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讨论，原则批准兴建葛洲坝工程，责成湖北省、水电部做好水工试验和研究，并提供一份可靠的水坝工程资料。

12月1日，国务院业务组听取葛洲坝工程设计和准备情况的汇报。李先念、李德生听取有关枢纽工程布置、主要技术指标和施工急需解决事宜的汇报。根据这次会议的要求，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水电部联合递交了《关于长江葛洲坝工程几个技术问题的落实情况》的报告，并要求派人进京作详细汇报。12月13日，李先念在这份报告上批示：“总理何时接见，请定。湖北已来三十人，张体学、朱业奎（湖北省军区副政委）等。”

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李先念等国务院业务组有关成员、有关部委负责人出席会议，听取葛洲坝工程设计的汇报。会议经讨论，同意兴建葛洲坝工程，并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送审稿），呈毛泽东主席审批。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附信中写道：“我和国务院业务组（先念、登奎、德生均参加）与曾思玉、张体学、林一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等同志和水电部负责人经过多次研究和讨论，认为在‘四五’计划中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是可行的。”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77岁生日这天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随即，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70】78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正式批准兴建这一工程，指出：“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毛泽东主席‘高峡出平湖’伟大理想的实战准备。”

解决工程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970年12月30日，就在毛泽东批准后的第四天，10万军民举行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开工誓师大会。为纪念毛泽东1958年3月30日乘江峡号客轮视察三峡，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被命名为“三三〇工程”。

葛洲坝工程上马后，李先念一直关注其进展。原来的设想是把葛洲坝工程作为三峡工程一个组成部分，先建三峡工程，后建葛洲坝工程。现在先建葛洲坝工程，自然就增加了难度：一是没有三峡大坝调节洪水，葛洲坝工程设计泄洪流量会大大增加；二是发电装机容量比原设计加大；三是施工导流、截流复杂性增加，施工围堰的工作量增加；四是航道情况不一样，船闸适应能力需要增强。此外，葛洲坝地质条件较差，勘测、试验研究的工作远远不够，地基处理难度相当大。

葛洲坝工程施工队伍和设计人员来自各个单位，按军队建制，采用“大会战”的方式，在“万人设计、万人审计”“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情况下开工了。当时面临的两大主要问题：一是交通部门提出，修建葛洲坝工程后，长江航运将要中断，这也是当时争论的焦点；二是葛洲坝混凝土浇筑质量很差，存在严重的质量安全问题。同时，许多图纸无人签名负责，开工前对葛洲坝的建设条件如泥沙淤积、通航水流条件、地质情况等未弄清楚，以致初设报告初稿和补充设计简要报告都没有达到设计深度。此外，抢工期又导致坝体出现裂纹、麻面、“蜂窝”“狗洞”，隐患问题十分严重。

葛洲坝工程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反映到了国务院。1971年4月28日，国务院业务组听取葛洲坝枢纽布置方案汇报，李先念根据20多年的治水经验，重点强调了长江航运的重要性：“发电、航运必须兼顾。发电比较固定了，航运要发展。不能按目前长航进川量和地方130万吨作为考虑运量的根据。”他明确反对“在保证发电的前提下，争取把航运搞好一些”的意见，并严肃指出：“长江可不能搞断了，搞断了千万人要骂娘的。大家考虑一下，客观一点儿，只能说服不能压服。我参与丹江口工程，我讲，要修丹江水库，必须修船闸，不通航就不要修。”他接着说：“宁肯少发十万千瓦电，也要保证通航。航运解决不了，不能补救。”

水利专家对设计方案分歧很大，争论激烈，相持不下。李先念鼓励在设计方案上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尊重科学，希望大家“不要有成见。科学嘛，不是成见来解决问题，实事求是。认识不一，辩论一下有好处”。

根据李先念的要求，参加葛洲坝设计方案讨论的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水电专家集中20多天时间，对设计方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同时，又派人到工地发动群众，结合模型试验，反复讨论，最后形成了《关于葛洲坝枢纽布置修改方案的报告》。

6月20日，李先念对该报告作了3点批示：一、同意德生同志对救船、救木、救鱼的意见。二、根据总理指示，报告暂不批，但工地可依此方案进行工作。三、把报告印发主席、军委办事组和业务组同志。

6月23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及有关部委负责人一起讨论修改方案报告。在此期间，李先念对解决葛洲坝施工所需设备、工程施工、设备研制等问题都作了批示，让有关部门负责妥善办理。

此次汇报会后，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和国务院6部委召开了有340多人参加的初步设计现场审查会议，并将审查情况向国务院作了报告。李先念十分关注这次会议，每期简报都仔细阅读。看了会议报告后，他立即让工作人员转给国家计委、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科委，让他们研究会议提出的问题。

1972年春，国务院对葛洲坝枢纽工程再次进行审查。4月19日，李先念主持会议，和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及6部委的负责人一起听取张体学汇报葛洲坝工程建设情况。李先念特别强调必须确保工程质量，不要再重犯错误。随后，国务院又派出由建委、交通部、一机部、农林部、水电部等有关负责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和湖北省有关部门一起研究葛洲坝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措施。

11月8日、9日，周恩来抱病与李先念听取葛洲坝工程汇报，指出毛泽东主席在批示中写了“赞成兴建此坝”，又写了“要准备修改设计”，现在是“修改设计”的时候了。由于设计方案和施工质量都存在很多问题，决定主体工程暂停施工，修改设计。由长办主任林一山负责，张体学、钱正英和王英先（水电部）、马耀骥（交通部）、沈鸿（一机部）、谢北一（国家建委）、袁宝华（国家计委）、廉荣禄（葛洲坝工程指挥部）等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直接对国务院负责。修改设计工作由长办负责，两年内完成，并决定撤销三三〇工程指挥部，成立三三〇工程局。

很快，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就上报了《关于修改葛洲坝工程设计问题的报告》。11月21日，周恩来、李先念等听取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的汇报，果断作出决定：葛洲坝工程立即停工，重新设计，在批准设计后才能复工。国务院在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当前葛洲坝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采取措施的报告》中指出：“葛洲坝工程的最大错误，是性子急了，没有搞好科研、设计，就仓促上马，盲目施工。同时工程质量粗糙，有的必须炸掉重建，造成了很大浪费。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应当把工程暂停下来，集中力量，抓紧进行科研和设计工作，认真总结经验，整顿施工队伍，做好下一步施工准备。”

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的成立，结束了施工设计由个别领导作决定的局面，从此工程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性的领导机构。李先念在与技术委员会成员谈话时指出：“葛洲坝问题，总理已于21日开会决定工程暂时停止，待设计基本定下来后再开始。这样大的且无经验的工程，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是不行的。”

支持借鉴国外经验修改设计

葛洲坝工程修改设计的任务交给了长办。1973年春，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在北京饭店召开，讨论通过了由长办起草的修改初步设计的工作大纲。

通航问题是修改葛洲坝工程设计中的一个焦点、难点问题。李先念多次强调，葛洲坝工程如果碍航，就是修好了也要把它炸掉。一些长期在长江行船的船长担心，葛洲坝工程建成后，船闸可能碍航，影响长江通航能力。交通部门提出，葛洲坝船闸最大水位差达到27米水头，唯一具有参考价值的是有30米水头的美国田纳西河上的新威尔森船闸，由此提出了组团到美国考察船闸的要求。

时值特殊时期，“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的大帽子满天飞，派人到外国特别是美国学习技术，这绝对是犯忌的。李先念顶住压力，支持派人赴美考察，并得到周恩来的批准。

李先念又提出，到与我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美国去，还请总理出面协调。

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周恩来在会见他时提出，为解决葛洲坝工程船闸建设技术问题，中国希望派一个考察团对美国河流大坝和船闸进行全面考察，对外称中国水利工程考察团。基辛格当即表示同意和支持。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向美国派出的第一个水利考察团，李先念非常重视，亲自审定考察团名单，确定成员由水电部、交通部、一机部、外交部、长办5个部门和单位的10个人组成。团长是中国航运专家、华东水利学院革委会副主任严恺，负责全面工作；副团长是长办副总工程师魏廷琤，负责业务；外交部美大司澳美新处处长屠国维是秘书，负责外事。李先念指示有关部门拨出一笔外汇，以保证考察团的出国需求。

考察团在美国历时8个星期，跑了13个州，考察了已建和在建的26座大坝和船闸，以及设计科研单位、大学、工厂、实验室等。在考察中他们了解到，从俄亥俄河整治开始，美国修建船闸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是其改善内河航运最主要的办法，而且非常安全，也不会造成客货运量降低，更不可能造成河流断航，是非常有效的改善天然河道航运的措施。考察团还通过中国驻美联络处给基辛格做工作，请美方提供了一套田纳西河上尼卡加克工程改建船闸的完整设计图纸，并寄回了国内。在重点考察船闸的同时，他们还对20多座水坝、电站及航道等进行了实地考察。

考察团从美国回来，向中央作了考察报告，基本结论是葛洲坝工程建设中有关方面提出的问题，参考美方经验都可解决，修建葛洲坝船闸在工程技术上应该是没问题的。水电部、交通部领导在审阅考察报告后认为，把美国描述得太好了，怕犯右倾错误，于是在政治上把了把关，进行了一些修改，然后上报中央。

李先念得知考察报告被“动了手术”后，担心反映的情况不全面，就专门挤时间找严恺谈了一次话，详细了解考察情况，并嘱咐修改施工设计方案时，要充分吸收人家好的东西，并强调：一方面要加强施工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也不要等新设计方案完全审查完毕才恢复动工，“哪里好干就在哪里干”。9月，结合赴美考察成果，在武汉召开了工程设计座谈会，讨论如何消化吸收美国的经验。

1973年底，修改施工设计方案已经基本完成。1974年3月，谷牧任国家建委主任。李先念交代他亲自到葛洲坝工地现场调查，准备审查修改后的初步设计方案。谷牧在葛洲坝待了十几天，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回到北京后，他在友谊宾馆主持召开了建委座谈会，审查经过修改的初步设计方案。相比原来的设计，修改后的设计在泄洪能力、装机容量上都有了很大增加。泄洪闸由原设计的16孔增加到27孔，流量可达到每秒11万立方米，以确保大坝的安全；发电机组由原来是10台17万千瓦，改为2台17万千瓦、19台12万5千瓦。综合各方面的意见，谷牧同意修改设计的各项内容，并向国务院作了汇报。经国务院批准，1974年9月，谷牧到葛洲坝工地正式宣布工程复工。

1975年，在李先念的支持下，水电部组织了一个考察组到友好邻邦巴基斯坦考察河流大坝。考察组在巴基斯坦主要考察了两座大坝，一座在印度河的干流上叫塔贝拉工程，由美国人设计；一座在印度河的支流上叫曼格拉工程，由英国人设计。看了这两个工程以后，考察组认为，葛洲坝工程的设计和曼格拉大坝的原理基本是一致的，站得住脚，可以保证绝对安全。

同年，国家建委正式批准长办提出的葛洲坝工程初步修改设计报告，“修改设计”任务正式完成。

亲临葛洲坝工程现场指导工作

1977年3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葛洲坝的建设要抓紧。”在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时，因财政困难，无法满足葛洲坝工程的资金和钢材需要。李先念得知这一情况后，几次批示，要求把葛洲坝列为全国重点工程，解决相关物资供应，保证所需的“三材”（钢材、木材、水泥），“让葛洲坝工程‘吃饱喝足’！”

根据李先念的指示，水电部经同国家计委、建委召集19个部委负责人专题研究后，报请国务院批准，落实了葛洲坝所需用的建设资金及钢材、木材、水泥等。国务院出面协调各地各部门，交通运输优先满足工程需要，大型进口施工设备开进工地，地方政府主动解决生活物资供应。

李先念要求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质量要精益求精。他说：“我国水力资源十分丰富，等待我们去建设的水电站有许许多多。有些高难度的水电站摆在我们的面前，‘高峡出平湖’那样的工程，就是其中一个。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迅速建设一支打不烂、拖不垮、善于打硬仗的过得硬的队伍。”他亲自提议新建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1978年4月获得国务院的批准，创造了“当年批准、当年筹建、当年招生、当年开学”的办学奇迹。

1978年1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副总理谷牧、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等人的陪同下，冒着严寒到葛洲坝工地视察。当时一期工程正在施工，他亲自到工地查看现场，听取汇报，具体指导，对工程的优质建成寄予厚望，反复强调要防止因片面追求进度而忽视质量，指出：“每走一步都要兢兢业业，科学是不能开玩笑的。”他还在现场解决了工地需要的挖泥船、水泥等需求。

然而，李先念的希望和指示，在工程建设中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各种问题不断冒出来，工程质量改进不大。

这些问题引起了李先念的高度重视，他认为不下猛药，不能治顽症；不出猛掌，头脑不会清醒。于是，在1978年7月8日至29日的20多天里，他围绕着葛洲坝工程的质量问题，连续作了3次批示。他在一封以“曾光”名义寄来的信上批示：“一定要强调质量第一，因为这是关系到千秋万代的事，千万不能马虎。如果质量发生问题就是犯罪。”

不久，李先念又在一份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作了大段批示，尤其是针对工地领导人因为工程进度快而骄傲自满、听不得设计人员和施工技术人员批评工程质量的意见，作了严厉的批示：“事情往往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总有一天人家要讲话就是了，不讲则已，一讲可能有的人就下不了台，可能要受到严厉的批评甚至有可能发展到绳之以党纪国法。话可能说重了，到时勿谓言之不预也。”

同一天，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云也在这份《国内动态清样》上作了批示，并致信李先念：“关于葛洲坝工程质量问题需要注意啊！这样事不能有一点含糊才行。怕你忙而漏阅，特专转上。”李先念随即批转给水电部，责成他们“立即检查，并写出报告”。水电部立即派出以副部长陈义庚为首的检查组，到葛洲坝工地进行检查整顿，发动群众开展“质量月”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

李先念得知后十分高兴，于10月20日致信中共葛洲坝工程局党委并全体职工：“葛洲坝这样大的工程，在我国水电建设史上还是第一个，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质量第一。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工程质量，务必做到一丝不苟，持之以恒，千万不能反反复复，好一阵坏一阵。因为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马虎不得，如稍有疏忽，后患无穷。”他强调一定要像大庆那样，做到“三老四严”，使工程质量精益求精，使建设队伍更加硬。建设这样一支队伍，必须要求政治思想工作强，科学技术高，管理工作严。水电工程部门一定要为建设这样一支队伍而努力奋斗。他掷地有声的话语，对工程建设者起到了警醒的作用，促进了葛洲坝工程的科学施工。葛洲坝工程局党委和全体员工认真贯彻李先念的批示，狠抓质量，为日后大江工程获国家优质奖奠定了基础。

1981年，葛洲坝一期工程完工，实现了大江截流、蓄水、通航和二江电站第一台机组发电，当年7月19日又经受住了特大洪水的考验。但是，一号机组和船闸在试验运行中却出现了一些问题，受到当时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领导的批评，于是“一号机要被‘枪毙’，船闸已淤死”的传言一时满天飞。

这一年的10月5日、6日，李先念第二次到葛洲坝视察。他仔细查看了关键部位工程运行情况，特别是一号机组和泄洪闸的情况。他还特意乘坐“交通一号”轮船驶过三江二号船闸，并在船上询问了围堰施工与防淤堤布置、一号机组试运转、船闸水深与载运吨位等问题。当耸立在江面上的二、三江宏伟建筑群展现在眼前时，他异常兴奋，感慨万千。当得知17万千瓦和12.5万千瓦机组并没有出多大毛病时，他幽默地笑了笑：

“机组没有‘犯罪’，只是害了点儿‘病’。”当他得知27孔泄洪水闸经受住7.2万立方米洪峰流量考验时，笑着对工程局领导说：“那时我也是骂你们骂得很厉害啊！”大家都会心地笑了。他感慨地说：“这个工程是社会主义工程吧？蒋介石想在南津关搞坝，不过是说说而已，他搞不成。我们搞成了。有部分中国人对社会主义信心不足，不相信自己，这不对。”

李先念又乘车到大江右岸堤头，听取大江围堰施工情况汇报，并乘车来到纵向围堰下端，观看基坑开挖。在观看泄水闸前奔腾的江水时，他情不自禁地说：“看了舍不得走啊！”他对陈丕显说：“二期工程完成以后，只要不死，还想来一次。”陈丕显忙说：“你能活到一百岁，来吧，每年来一次。”李先念说：“活一百岁恐怕活不到，来是要来的。”

李先念兑现了他的诺言，在葛洲坝二期工程基本建成之后，1988年4月，他以全国政协主席的身份来到葛洲坝视察。这次视察时，他发着烧，还腹泻，“是硬撑着去的，去了是支持搞上去。办个事难呢！不干的总比干的高明。”

1988年底，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全部建成，比设计工期提前一年。大坝全长2595米，最大坝高47米，总库容15.8亿立方米。电站装机21台、总容量271.5万千瓦。建设船闸3座，可通过万吨级大型船队。27孔泄水闸和15孔冲沙闸全部开启后的最大泄洪量，为每秒11万立方米。

仅隔一年，李先念第四次视察葛洲坝工程，对工程建设取得的显著成绩表示充分的肯定。但下面的同志反映，“吹冷风”的人还不少。李先念坦然道：“我受的委屈也很多啊！还不好讲。有人说我是‘不倒翁’，又说葛洲坝不该修。这也是问题，那也是问题，要算账，要追究责任。叫得很凶呢！我也发了火，站起来讲，葛洲坝是周总理定的，我是坚决支持的。总理死了，我就是‘罪魁祸首’，你们要怎么样？！”

1989年8月，葛洲坝工程开工20周年展览在北京举办。作为葛洲坝工程的决策者和推动者，李先念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展览。他欣慰地看到，葛洲坝工程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江水患，兼具发电、改善峡江航道等功能，同时提高了我国水电建设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和锻炼了一支高素质的水电建设队伍，为三峡工程建设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和实践。葛洲坝这座万里长江第一坝，像一座丰碑般永立在大江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