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败退台湾60余年的历史中，严家淦无疑是一个重要且独特的历史人物。严家淦于1947年崭露头角，成为光复后台湾省首任财政厅长。在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他对台湾的经济政策变化有着重大的影响，可以说是台湾经济恢复和起飞时期技术官僚的典型代表。严家淦得到蒋介石赏识，仕途平稳，从财政厅长一直做到“总统”，并成为两蒋权力交替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严家淦能受到当局赏识，主要在于其圆融的个性以及对进退分寸的准确把握，即有所为有所不为，故能在波谲云诡的台湾政坛立于不败之地。

启动台湾经济的发展

严家淦作为国民党败退台湾早期的技术官僚，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任台湾省财政厅长期间，严家淦主持了而制改革，以新台币代替不断贬值的旧台币，并且坚守收支平衡原则，严格控制通货膨胀，不再以发行通货作为缓解财政危机的手段。严家淦通过控制支出与整顿税收同时并举的方式，帮助国民党当局缓解了财政危机。在陈诚主持台湾省政府期间，严家淦与尹仲容、徐柏园等主管财经事务，在陈诚的主持下完成了台湾的土地改革，同时推行现代预决算制度，厘定财政金融政策，清理订定各项财税法规，使台湾当局的财政状况由原来的紊乱不堪逐步走向稳定。国民党新败之初，人心惶恐，经济形势的稳定对于台湾政治与军事的稳定显然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正是因为如此，严家淦逐步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

此后，严家淦长期在台湾经济领域发挥着影响。1950年严家淦从台湾省财政厅长升任“经济部长”，1963年首任“行政院长”，1966年任台当局“副总统”兼“行政院长”，到1972年辞去“行政院长”兼职，在前后长达22年的时间里不同程度地主导着台湾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决策。

在严家淦等人的推动下，1960年台湾“立法院”通过“实施奖励投资条例”，以牺牲部分税收收入的方式吸引生产性投资。这项政策在出台过程中曾引发争议，按照当时“财政部”的估计，该“条例”实施第一年(1961年度)减少税收5.1亿元(新台币)，第二年税收减少数也大致相仿。此时严家淦展示出了其作为专业技术官员的坚持，他认为税负合理调整后，既可培养税基，同时减少了逃漏动机，税务行政亦可望改善，因此决定全力推动。事实证明，这-“条例”在台湾实施了30年，开创了台湾经济发展的新局面，对日后台湾工商业发展的影响很大。

在严家淦长达八年的“行政院长”任内，台湾当局先后制定和实施了第四期、第五期四年经济计划。通过这两个四年计划，台湾当局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改进经济结构，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同时大力发展加工出口工业，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经过一系列努力，台湾获得了每年平均10%的经济增长率，对外贸易额也大幅增加，并于1970年实现出超。这两个四年计划的完成意味着台湾结束了进口替代工业的时代，进入以输入原材料、利用廉价劳动力加工装配并输出产品为特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时代。台湾经济由内向型发展道路转为外向型发展道路，对当时台湾经济进入“起飞时代”起了决定性作用。

处事谦冲、知所进退

凭借着专业技术优势，严家淦在经济领域做到了“有为”，但是在政治领域严家淦一路顺风顺水，依靠的则是其“无为”的处事风格。原国民党大员楚崧秋曾评价他说，“其过人之处在于不搞宗派、不用私人、没有政敌、没有恩怨，这是其长期屹立于波谲云诡之政海之最大原因”。严家淦自己说其待人接物，以“宽和忍让”为座右铭，认为凡事应“退一步想，易地而处，就会消除争执，化干戈为玉帛”。这种认知是严家淦谦冲性格和知所进退行为取向的基础，也因此使其在台湾政坛成为争议比较少目广受支持的政治人物。

严家淦为人谦冲的形象，是其“人缘”较好的重要原因。1963年获提名为“行政院长”后为了让“立法院”审议过关，资历较浅的严家淦决定亲自拜会寓居在台北市郊的全部“立法委员”，面请支持。最后“立法院”的投票结果，严家淦获得了高达83.2%的同意票。地位日高也没有使严家淦改变这种谦冲的形象。蒋介石去世后，严家成为“总统”，在主持“国庆说兵”时，作为台湾最高领导人却将要发表的文告送交“五院院长”过目，以示尊重之意，其为人之圆熟，一至于此。

严家淦的这种谦冲性格往往表现为一般不刻意强调和突出自己，同时又能考虑别人的感受，这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台湾社会，可谓深得为官之道的精髓。也正是因为如此，严家淦调和人际关系的能力很强。他从“总统”位子上退下后，国民党内有一些摆不平的事情往往还会交给严家淦处理，其折冲调和的本领在此时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楚崧秋评价说，严家“调和鼎的工夫是一流的，即使当时志大才疏的外交部长叶公超，私下也对其这方面的能力表示折服”。

严家淦能够在台湾政坛常立不倒还在于其知所进退。作为蒋介石亲自选定并寄以厚望的人选他对自己在两蒋权力交替中的位置是非常清楚的。严家淦接任“总统”后放弃“临时条款”所授予他的特权不用，将风头完全让给蒋经国。他也极少召开“国家安全会议”，主要的“国事”大都靠蒋经国掌握的“行政院”会议决议落实，他极少出面干涉。所以台湾媒体评论当时的情况为“名在严静波（严家淦字静波），权在蒋经国”。这种权力欲不强以及知所进退的行为得到了蒋经国的“尊重”，也使严家淦获得了蒋经国时期少有人能及的政治声望。

两蒋权力交接的关键环节

蒋介石对严家淦青睐有加，既有严家淦自己作为优秀专业技术官僚的因素，同时更是因为其低调的做人态度以及对为官之道的精准把握。蒋介石正是要利用严家淦这种“无为”的性格达到将权力顺利交接给蒋经国的目标。

当1963年陈诚辞去“行政院长”之时，蒋介石随即选定了资历尚浅的严家淦作为继任者。1966年在国民党的九届三中全会上，蒋介石极力推荐严家淦为“副总统”人选。在蒋介石的极力促成之下，严家淦顺利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1975年蒋介石去世，严家淦成为“总统”。但是对于蒋介石的用心，严家淦自然心知肚明。此时蒋经国在台湾经营已久，蒋介石死后更是独揽了党政大权，羽翼已经丰满，接班的态势也日益明显，故而严家淦对蒋经国极尽尊敬，并为其接班创造条件。正因为这样，蒋经国对其非常放心，也非常“尊敬”。

1978年台湾依例要进行“总统”选举，蒋经国接班的态势已经昭然若揭。1977年12月20日蒋经国执掌的“行政院”通过了“卸任总统待遇条例”并报送“立法院”审议，为严家淦退休作准备。不过蒋经国为了表示对严家淦的“尊重”，两度请国民党高层“劝进”严氏竞选连任均被他拒绝。1978年元月初，严家淦以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致信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声称“蒋经国主持国家大计，实践国民党政策，推动重大建设，建应国际变局，莫不操虑忠诚，群情悦服，其朴实平易，勤政亲民，更为内外一致推崇。蒋经国为国民党提名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之最适当人选”。该函后来公开发表，表达了严家淦的“决心”和“诚意”。由于严家淦的“坚持”，国民党在1978年元月7日召开临时中常会，蒋经国竞选“总统”的提名被致通过，顺利完成了权力交接。

由于严家淦在两蒋权力交接中的“功绩”，蒋经国投桃报李，给予了他极高的礼遇。蒋经国多。严家淦退职后仍以社会贤达的名义次公开发表谈话，称赞“严先生盛情隆勋，且谦德冲怀”经常活动，而对于国民党内的人事安排蒋经国也对其多有垂询。据楚秋描述，国民党的中常委改选名单，蒋经国每次都要向严家淦征询意见。

严家淦以其“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从政风格，不仅使自己在台湾政坛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能执无为、知所进退，深得做人为官之精髓，获得少有人及的政治声望。

（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