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马士弘和马识途两兄弟的回忆录《百岁追忆》和《百岁拾忆》，可知他们的人生经历颇有一些传奇色彩。

他们是一对名副其实的国共兄弟，而且兄弟俩分别在国共阵营中身居要职。其实两人几乎是同时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的，但他们作了不同的选择。日本侵略中国，兄弟两人都怀抱一腔热血，要抗日杀敌。哥哥马士弘进了国民党的士官学校，然后从军。抗战时打了二十多场硬仗，特别是曾经从日本人手中救出152名中国年轻妇女，使她们和家人团聚，此事可歌可泣。他后来一直做到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师长，曾拒绝和中共打内战，成都解放时率部起义，向中共投诚；弟弟马识途先是参加“一二九”运动，继而在抗战初期加入中共，跟随地下党在白区战斗，经历可谓九死一生，到成都解放时，已做了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意味深长的是，哥哥起义时，弟弟正是代表中共接受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从此失散多年的兄弟算是殊途同归，共同走上了建设新中国之路。

他们的经历，就像他们自己说，“追怀往事，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襟怀坦白，差足自慰”。不管是“国”是“共”，他们都是于国于民有功之臣。同时，尽管历史上国共之间长期对立，使他们处在不共戴天的两大阵营，但这并没有妨碍马氏兄弟的手足情深。

国民党统治时期，马识途这个地下党，时时处在被抓捕的危险境况之中。他的一些故事，让我们想起小说《红岩》或者《潜伏》等一系列反映中共地下斗争的电视剧。而他所在的川康特委，书记便是出卖同志的“蒲志高”式叛徒，他作为副书记，在重庆老街上甩脱国民党特务盯梢的故事，颇为惊心动魄。在这种背景下，国军哥哥始终未与共产党弟弟为敌。特别是1941年，国民党掀起新一轮反共高潮，弟弟所在的中共党组织被破坏，弟媳带着刚满月的女儿被捕，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时任国军少校的哥哥，还根据父亲的旨意，暗中接应和掩护弟弟回乡。这一幕，让我们感受到亲情的力量。

斗转星移，解放以后共产党掌握政权，轮到当过国民党的哥哥日子不好过了。他的经历和背景总是被当做政治历史问题，从五十年代初期的“三反五反”开始，马士弘便一路挨整，一些蛮不讲理的人给他安上了各种各样莫须有的罪名。政治上被打翻在地不说，经济上也陷入困境。因为手边拮据，连孩子正常上学都难以为继。这时，哥哥便要仰赖担任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弟弟的资助。其实弟弟马识途因为家庭人口多，又有老人要赡养，经济负担也很重，但是他毅然从1956年开始，每月资助哥哥25元，以支持哥哥的孩子上学。整整8年，直到1964年哥哥经济情况好转，主动请辞时才结束。须知在当时，这25元绝不是一个小数字，大概相当于两个人一个月的基本生活费。由此，也见证了这对兄弟的手足之情。

这样的故事，如果读者不了解历史背景，可能会觉得理所当然。但是，我们在二十世纪历史上残酷惨烈的阶级斗争中，听到了太多因为政治原因兄弟相残，夫妻离异，家庭破裂的故事，那些故事告诉我们，长期的政治斗争，使得包括我们在内的国人的人性和人情曾经受到过怎样的压制和扭曲。正常与不正常已然被颠倒，人间伦理的准则已然被抛弃，以至于家人情愿为了“革命”割舍亲情，哪怕彼此反目。这曾是一个时代的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氏两兄弟互施援手的故事才特别令我们珍视，使我们震撼和感动。

当然，马氏兄弟情谊的纽带，牵在他们的父亲手里。父亲马玉芝，民国年间在四川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辛亥年跟着革命党闹过革命，后来做过家乡忠县的县议长、洪雅县和大邑县的县长，此间治匪患，禁烟土，惩恶霸，修水利，促生产，获刘湘赏识，且民望甚高。父亲于自己的四个儿子中，尤为牵挂的就是马士弘和马识途这一对国共兄弟，因为那时这兄弟俩都出生入死，时在险中。当他得知小儿子马识途被国民党追捕，便冒险将他接回家中避难。此时马识途自己的媳妇和女儿被关在监狱，却带回了另一被捕共产党员的妻子许云母子。父亲为掩人耳目，竟慨然将许云收为义女，并将其转移乡下掩护起来。作为一个乡绅，曾经的民国县长，如此的深明大义，令人肃然起敬。

至于说到马父在大邑县长任内惩治恶霸，所言恶霸者为谁？不用猜，自然就是世人皆知的大地主刘文彩。马士弘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地记述了1936年他父亲马玉芝在大邑上任时，那里恶霸横行，兵匪一家的情景。刘文彩和他儿子刘竹村如何打算给马玉芝下马威，而马玉芝如何处乱不惊，智勇兼备，恩威并施，灭了刘氏父子威风，大快人心，继而又彻底剿匪，赢得天下太平，所有这些，都有声有色，颇具戏剧性。

世人或谓，刘文彩的故事可信否？的确，刘文彩之所以闻名天下，和六十年代“阶级教育”的宣传有关。那时有个“收租院”展览，把刘文彩作为剥削阶级的典型，讲出了他不少暴力欺压和残酷剥削农民的故事。比如说他私设公堂，在家里设置水牢等等。

近些年来有人研究此事，认为当初的宣传未免夸张。特别是刘文彩的后人为其喊冤叫屈。我本人也去过大邑县安仁镇，听当地人讲，刘文彩的故事，有些是虚构的，比如水牢，大概就查无实据。

但是要给刘文彩翻案，说他根本是个大善人，恐怕也难以成立。根据马氏兄弟的回忆，刘文彩够得上大邑的土皇帝，而他的儿子刘竹村，横行乡里，称王称霸，为非作歹，作恶多端，曾被县长马玉芝狠狠地教训。具体情节，包括刘家私设公堂都在书中有确切记载，不由人不信。

抛开这些是是非非不说，马家两代人的故事实在引人入胜。然而，马识途作为著名作家，写过《夜谭十记》等小说，讲了不少民国年间四川的奇闻异事，真实传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百态，但他却不曾以自己一家人的经历为原型，写一部有关二十世纪中国人命运的史诗性作品，未免有些遗憾。前些年，中央电视台曾经热播一部电视剧，题为《人间正道是沧桑》，由孙红雷主演。作品便是通过一家父子兄弟姊妹对于革命道路的不同选择，将个人、家庭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融为一体，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播出后极受好评，曾获得多个大奖。此电视剧虽然也有个别真实历史人物作为原型，但情节大体上是虚构的，属于文学传奇。可是，读过马氏兄弟这两本回忆录之后，你会发现，他们这一家在二十世纪的百年洪流中的亲身经历是那样曲折坎坷，那样震人心魄，那样耐人寻味，其传奇性堪比那部著名的电视剧。这真可谓不是文学，胜似文学。

作者简介：李昕，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14年，曾担任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后曾担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总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2014年退休后至今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特约编审和特约出版策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