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到黄埔军校的校名是在一九七五年三月裏的某一天。当时，有二百九十三名特殊身份的老人住在北京前门饭店。几日来，除少数家属前来认亲外，还有一位访客，他的出现引起了新华社记者的关注。

　　“杜老是来探望黄维和胡靖安的”，陪同幹部向记者介绍。杜老一眼见到几十年未见的老同学时，立即快步上前一一握手，镁光灯闪个不停。

　　当天下午，我和妹妹再次来到前门饭店。“今天，杜伯伯来看我和黄伯伯了。”“爸，杜伯伯是谁？”妹妹问。

　　“杜伯伯是杜聿明，黄伯伯是黄维，我们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杜伯伯和黄伯伯是黄埔一期，我是二期，比他们晚了三个月入校。”这是我第一次从父亲的口中听到黄埔军校，第一次知道父亲毕业於黄埔军校第二期。

　　一九七七年一月，父亲病重住院，我和哥哥请长假陪护。一天，邻床的病人突然大口喷血，状态甚为恐怖。我怕父亲受刺激，劝他转过身去，他不肯，我只好去借轮椅，推着他去院子裏晒太阳。

　　父亲埋怨我大惊小怪，气呼呼地说：“这有什麼可怕的，打仗的时候什麼没见过！我当年军校没毕业就参加东征经常是早上几十个同学一起出发，回来时只剩下不到一半，看着空蕩蕩的营房，我很难过，但是不害怕，因为黄埔学生都做好了赴死的準备。”他顿了顿，接着说：“战鬥结束后，我们立刻去战场寻找阵亡同学的遗体，然后抬回军校埋葬，我如果战死，活着的同学也会找到我，将我和他们埋在一起。”

　　父亲视死如归的态度，令我很是吃惊。

　　有一天，父亲说起淞沪大战。“当时，我们侍从室一行数百人赴苏州督战，没想到日军第二天一大早就来轰炸。我被飞机的轰鸣声惊醒，只见无数炸弹从天而降，附近的几座小楼顷刻间被炸毁，黑烟滚滚……”

　　“赶快把日本飞机打下来呀！”我怒不可遏。父亲叹了口气，摇头道：“唉，苏州没有防空设施。那次轰炸，我们死伤一百余人，其中有许多黄埔同学。面对一具具残缺不全、血肉模糊的遗体，我的心中充满仇恨。我是幸存者，活着就继续战鬥。”他望向远方，神情凝重，目光坚定。

　　我默默地看着他，任由他的思绪飞回淞沪战场。

　　淞沪会战惊天地泣鬼神，一场场尸山血海的牺牲，让中华民族形成了抗战到底的共识。

　　上海的春天阴雨绵绵，好不容易等到天气放晴，我连忙搀扶父亲坐到轮椅上，然后推着他去院子。这一天，他讲起台儿莊大战。“当时，日军以优势兵力大举进攻台儿莊，我台儿莊守军拚死死守，为外线部队完成再包围争取了时间，然后将敌人包了饺子。”“包饺子？”我忍不住提问。“就是日军围攻台儿莊久攻不下时我们从外面将他们团团围住，然后裏外夹攻。”父亲解释一番后，面露喜色地告诉我：“那一仗，我们一举歼灭日军二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和弹藥。”

　　“太好了！”我听闻中国军队打了胜仗非常高兴，心想，父亲一定参战了，便问：“爸，你有去台儿莊督战吗？”“有，我曾经三次进入台儿莊传达密令。”

　　“哎哟！你参加东征时负责传令班，怎麼十几年以后还是传令？”我有些纳闷。

　　“呵呵……”父亲忍不住笑了笑，解释道：“我去台儿莊传达的命令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机密作战命令。”

　　“可是，为什麼要派你去？”

　　“因为负责死守台儿莊城的师长池峰城也是黄埔的，他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时，我是副团长，他知道我的身份。”

　　“什麼身份？”我很好奇地问。“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参谋，为防止日军通过无线电侦听和破译电报密码得知我们的行动计劃，委员长下达的作战命令只能口谕。”

　　“口谕是什麼？”“就是口头传达。”父亲不厌其烦地回答了我的一连串发问后，开始讲述那段令他刻骨铭心的经历：“我第一次进去时战鬥尚未打响，我传达完口谕后即去视察工事构筑和机枪掩体，不料刚一探头就被打了冷枪，子弹擦耳而过，好险！第二次，是在一场白刃战后，我冒险穿过激战后的战场，看到许多战士是与敌人扭在一起同归於尽的，禁不住热血翻滚。”父亲说到此，视线放远，停顿片刻后微微激动道：“我回去向委员长报告，我们有这麼好的士兵，中国不会亡！”

　　父亲第三次冒死传令，是在日军已经佔领了台儿莊城的三分之二，情势万分危急之时。父亲回忆道：“我好不容易找到守军向池峰城传达口谕，务必不惜一切代价再坚守二十四小时。他面色沉重地告诉我，这些天，日军每天天一亮就出动大量坦克和重炮发起猛烈攻击，我师伤亡严重，现在只余四百兄弟死守。面对这些明知自己第二天即将牺牲却毫无惧色，已然决然与阵地共存亡的将士们，我肃然起敬。士兵们得知我是上峰派来的特使，援军很快就会赶到的消息后，士气大振。我和池峰城反覆研究后决定组织敢死队。”

　　父亲越说越激动：“当晚，一支撕去左袖，左臂紮一条白布条的先锋敢死队摸黑杀入敌营，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砍杀熟睡中的敌人。日军做梦也没想到，经过连续猛攻已经死伤大半的中国军队还会乘夜出击，以至猝不及防。在随之展开的白刃战中，许多战士在死拚中牺牲，有的在敌群中猛然拉响手雷以身殉国。”

　　台儿莊守军以生命换时间，用生命拖住敌人的英雄气概震撼了我的心灵，我小声问：“敢死队员有活下来的吗？”

　　“有，去了五十七人，回来不到二十人。”父亲沉默片刻，接着说：“敌人受到重创后，第二天没有发起攻击，而我军各部已经成功合围，并立即发起总攻。”

　　台儿莊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勇气和决心。
　　父亲冒着生命危险三进三出台儿莊，出色完成任务，同年年底晋升陆军中将。之后，又继续奔赴各战区督战，一次次临危受命，一次次不计生死，不负使命。我在父亲身上看到一种甘愿为国家和民族献身的信念，很多年以后才明白，这种信念正是黄埔精神。就这样，父亲在回忆亲身经历的同时，将黄埔精神的种子播在了我的心裏。

父亲和早期黄埔同学的感情很深，他时常忆起同学间的往事。

　　“第二次东征结束后，我负责在校接待负伤、生病和参加了其他部队被打散的黄埔学生，其中绝大部分是一期的，他们先后回校报到，我一见到这些大哥便立即安排食宿，医治伤病，发放衣物、生活费和安置费，并详细记录参战经历、落实军阶等等。”

　　他特别提到杜伯伯（杜聿明）：“你杜伯伯是从武汉政府的死牢中越狱逃回来的，我见他浑身是伤，急忙找医生为他治疗。他康复后多次表示感谢，我说不用谢，照顾好大哥是应该的。他拍了拍我道：以后，你就是我大哥。我连忙说不敢当，不敢当，因为在黄埔，大哥是对前期同学的尊称，但是你杜伯伯和许多一期同学从此改口称我大哥。”

　　“爸，你们同学之间的感情真好。”

　　“我们是草鞋朋友，生死兄弟。”父亲的脸上露出笑容。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日凌晨，父亲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五岁，三月十一日举殡。许多上海的黄埔同学前来弔唁，全国各地的黄埔同学纷纷发来唁电，有的特地赶来送同袍最后一程，还有一些黄埔后代主动前来帮忙。

　　黄埔情缘确实是一条不会被时间和距离阻隔、且可代代相传的情感纽带。

　　父亲并没有告诉我什麼是黄埔精神，只是引领我走进他的过去，让我逐渐了解：中国曾经有一所不同凡响的黄埔军校，有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黄埔学生，有一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黄埔精神。

　　黄埔精神是黄埔军校留给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是黄埔先辈遗传给后代的精神财富， 也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宝贵的遗产。

　　黄埔精神和抗战精神、包括当前的抗疫精神，都是伟大的国家精神。国家精神，是立国之本、兴国之脊、强国之魂。传承和发扬黄埔精神，坚决反对“港独”和“台独”，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作贡献，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黄埔精神光照日月、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