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胡靖安将军毕业于黄埔军校二期和德国陆军军官大学，历经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并屡立战功，23岁获授少将军衔，35岁晋升中将。曾经担任黄埔军校六期入伍生政治部少将主任，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少将武官，蒋介石委员长侍从室中将副主任和国民党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轮值主席。

　　1928年底，父亲25岁时，被蒋介石总司令派往德国学习军事。当年，德国军校以纪律严明、训练严酷闻名世界。父亲非常勤奋好学，无论军事理论、行军操练，还是实战演习全都名列前茅，而且严守军纪，品学兼优。

　　毕业前夕，有同学请上校教官吃饭，他也提出邀请，却被对方以级别不够而婉拒，原来他入学时有意报低了军阶。不久，学校举行毕业典礼，当父亲身穿全套中国陆军少将军服，英姿勃勃地出现在礼堂时，全校师生惊呆了，他们实在不敢相信眼前这位器宇轩昂的将军就是自己的学生或同学，敬重之心油然而生，大家情不自禁地起立敬礼。

　　几日后，父亲以武官的身份在中国驻德大使馆举行招待酒会，德国军界的重量级人物纷纷慕名而来，他的军人素质和好学精神不仅为国家赢得了尊敬，也为他迅速打开局面，出色完成军事外交任务打下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父亲闻讯怒不可遏，他和在德留学的桂永清、俞大维、徐培根等六位中国青年滴血结盟，登报宣誓要求回国参加抗日大业。

　　父亲回国后担任军事委员会高参，他利用自己在德国军界的高层人脉关系，努力争取德国军援，包括购买先进武器，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和教官等，为提高我国的军事力量作出贡献。他还先后兼任峨嵋山军官训练团筹备主任、成都军分校筹备主任和庐山军官干部训练团副主任，为培养高级军官竭心尽力。

　　1937年，日军策动“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父亲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中。

　　当时，父亲是蒋介石委员长的侍从室高参，由于侍从室地位特殊，是一个凌驾于各部门之上的领导核心，他因而参与了松沪会战、武汉会战、台儿庄阵地战、滇西血战等一系列重要战役。

　　松沪会战时，某夜，父亲随蒋介石委员长到苏州督战，南京同去数百人，分别住在几座屋子里。不料，日本军机第二天凌晨就从上海方向飞来轰炸。那里没有防空洞，无处可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炸弹从天而降。父亲说：“那次轰炸，我们的人被炸死一百多，伤者无数，万幸的是，校长活着，还有100多人活着，活着的人就继续战斗。”当时的中国军人就是这样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以劣势兵力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浴血缠斗，不仅粉碎了日本“三月亡华”的狂言，更打出了民心士气、打出了“纵使战到一枪一兵，绝不终止抗战”的决心。松沪会战，虽败犹荣。

　　1938年3月，中日两军在台儿庄进行了一场包围与反包围，逐街、逐房、逐门、逐窗的拉锯式阵地争夺战，在这十三天十二夜的血战中，父亲奉命三进台儿庄督战并传达委员长口喻。第一次，他一到就坚持前往最前线了解战况，不料刚一抬头便被敌人打了冷枪，子弹擦耳而过，险死还生。父亲作为委员长特派要员奋不顾身的表现，大大鼓舞了军心士气。第二次是在一场激战后，父亲必须冒险穿越敌人刚刚占领的地区才能到达我军阵地，当他看到战士们与敌人拚死肉搏、同归于尽的壮烈场面时，禁不住热泪盈眶。他向蒋委员长报告：“我们有这么好的士兵，中国不会亡！”第三次是在我军陷入重围后，父亲再次冒死穿越日军阵地找到已经死伤过半的守军，他向师长口述委员长密令：“务必不惜一切代价坚守24小时，为我军形成对日再包围争取时间。”当晚，一支敢死队摸黑潜入敌营砍杀，令熟睡中的日本官兵猝不及防受到重创，以至第二日未敢贸然进攻。台儿庄守军用血肉之躯拖住敌人，以拼死的勇气出奇制胜，为我军完成再包围赢得了时间，并里应外合取得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父亲出生入死、视死如归的表现获得嘉奖，不久晋升为中将，并升任蒋介石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

　　总之，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父亲不仅参与了一系列作战方案的制定，并经常奉蒋介石委员长命令前往各战区督战并传达口谕，还兼任息峰训练班和衡山查干班等各类训练班的负责人，为前线和敌战区输送了大批优秀军官和特殊工作干部，不畏艰难，尽忠职守。

　　1945年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国民政府递交了降书，至此，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了。但是，中国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斗争至今没有停止。因此，在迎接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重温那段血染的历史，牢记日本侵略军的滔天罪行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回忆父亲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代黄埔军人忠于国家，誓死保卫国家，愿为国家和民族随时奉献生命的黄埔精神和大无畏气概。而这正是父亲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传承和发扬黄埔精神，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成为我们黄埔后代的重要使命。

　　黄埔后代 胡葆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