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大海捞针”所蕴含的复杂与艰难不言自明，但这种办法也曾被不少科学家所使用。爱迪生“99％的汗水+1％的聪明”的名言说明了他的勤奋，却也是他爱用大海捞针方法的真实写照：试验电灯用过1600多种金属材料和6000多种非金属材料，而采集的材料更多达14000多种。对他试验研究存在的一定盲目性，有人风趣地说：“如果让爱迪生在一大堆稻草里去找一根针，他一定会立刻像一只蜜蜂那样，不辞辛苦地一根稻草一根稻草地翻看，直到找到这根针为止。其实只要懂得一点点理论，稍微计算一下，他就可以省去90％的劳动。”

毫无疑问，今天的我们不能以“站着说话不腰痛”的心态去评论前人的是与非，也不能拿现代的标准和条件去苛求甚至否定前人的做法，但也不能不说“一根稻草一根稻草地翻看”的做法尽管非常有效，却肯定不是最为省时省力的方法。采用数理知识和数据分析研究，也许更容易找到想要的“针”。

“9·11”之后，美军为逮住本·拉登几乎搜遍了阿富汗各个角落，却踪影全无。原因很简单，美军要对付的是一个有头脑、会思维且非常狡猾的活人。这正是战争与科研两者最大的区别之处。后来，他们动用数千名数据分析师，对往来于巴阿地区的手机通讯、电子邮件、音频视频等海量信息数据进行筛选研究，才最终嗅到本·拉登的藏身位置并及时实施了“斩首”行动。

其实在我军历史上，运用数据分析来捞“针”的事例也不少。辽沈战役期间，东北野战军以雷霆之势攻克锦州后，迅速挥师北上与赶来增援的廖耀湘兵团在辽西碰面，一时间双方形成了混战局面。按照林彪的一贯要求，所属各纵队及师团每天都必须上报当日的战况和缴获情况。在一天深夜，值班参谋正宣读某师上报的数据，林彪猛然叫停，问道：“刚才念的在胡家窝棚那场战斗的缴获，你们听到了吗？”林彪见无人出声，便连问了三句：为什么那里缴获的短枪与长枪的比例比其他战斗高？为什么那里缴获和击毁的小车与大车的比例比其他战斗高？为什么在那里俘虏和击毙的军官与士兵的比例比其他战斗高？人们还没来得及思索和回答，林彪就指着地图上的那个点说：“我断定，敌人的指挥所就在这里！”果不其然，廖耀湘这条“大鱼”在胡家窝棚附近被逮个正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军打下多架美军高空侦察机的战例也很有启发。一架U-2飞机，一次活动的范围跨越几个乃至十几个省，我军靠仅有的4个导弹营在广阔天地里机动设伏，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当时我军的口号是“大海捞针，总不死心”，为什么果然“捞”到了？因为我们找到了打飞机的“真经”——敌机飞行高度多少，速度多大，具备什么功能，活动规律是什么，官兵皆了如指掌；在什么地方打最好，什么时机打最好，怎么打最好，官兵皆心中有数。

恩格斯说过：“单凭观察所得到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身处被海量信息包裹的大变革时代，对我们来说，挖掘信息的金矿、找准问题的症结，最重要的依据是系统的数据，而不是个人经验和长官意志；传统的深入实际、实地考察仍然有效，但系统采集的数据、科学分析的结果更为重要。